聲西擊東

诺齐克关于正当占有与补偿的权利理论有时被用于支持下述观点，即美国应当将全国大部分土地归还印第安人。这一观点引起了大量讨论：从直觉上说，欠债还钱，欠多少还多少，天经地义;而理性考虑，又大谬不然。 自由主义的精要在于对现状温和的保守态度，以及对全面社会变化的审慎怀疑。这就表明权利理论不应被用于支持这样的诉求。首先，不应在一个前现代的情境中实践以现代化“业已完成”为前提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对历史过分的追溯只会破坏现今社会的正当性，从而带来难以预计的问题。 美国的例子距我们太过遥远，亦不具普遍意义。真正值得重视的是秦晖一直以来所强调的问题，我称之为“后极权时代的公正补偿问题”：

私人阅读，尽管冠以私人之名，但它明显受到时代旨趣的强烈影响。笼统地说，话语决定阅读，阅读又反过来决定话语;私人阅读总与历史景观休戚相关，而重大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群体的阅读内容也会发生复杂的转变。 有不少中国学者都认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与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他们的学术生涯相当重要，甚至有人将它们作为社会科学的入门推荐书籍。然而在西方，学者们均不认为它们是最有价值的著作——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与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和《猜想与反驳》无论如何要更加重要一些。 东西方学界在这一点上所表现出的差异最终要放到私人阅读这一领域来论述。1980年代之前，中国的意识形态禁锢主要表现为切断一切学术信息通道(仅有的国外学术著作都被归为内参)与全面丑化、庸俗化西方学术思想。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学术当然无从谈起，顽强如顾准者已是绝无仅有(所以一些青年学者对顾的批评是不公平的。既无亲身体会，何敢大言不惭？)这一客观环境对人造成了既成的洗脑效果，同时对自由思想产生了强烈的抑制。所以，当1980年代大量学术著作引进时，学术界反响之强烈，犹如干渴之人甫遇绿洲一般;而这批著作对当时学人的影响，自不是今日可比。

沉浸到facebook或者校内网之中的人，之所以对某条信息感兴趣，并非由于这条信息富有价值，而主要是因为发布它的人是他/她的朋友或者同事。也就是说，信息传播的主要因素由其本身的价值变成了其发布者的社会关系。 传播的最好情况是“最有价值的信息获得最广泛的传播”;而在SNS中，情况正朝着不同的趋势发展。keso曾说facebook的真正主旨是把现实中的社会关系复制到互联网上，是为旧的关系设立新的平台，而（主要）不是让用户交到新的朋友。但在我看来，这一主旨恰恰助长了信息的庸俗化与浅薄化。

最近 维舟 发明了“威权型自由主义者”一词，指代那些以威权主义态度支持或宣扬自由主义理论的人。他写道，威权型自由主义者“自认已经找到真理（他们并非第一批产生这样错觉的人），因此他们很难忍受对这一理论的偏离，更不用说反对了。对他们的说法，你可以自由地赞成，但不能自由地反对”。在这一前提下，维舟指责正是这些人将自由主义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理论，使得没有人敢于公然反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终极地位。他们反复强调自己立场的绝对正确与绝对正义（并给论敌扣上相反的帽子），不仅是对正常学术研究的巨大损害，而且本身就违反了自由主义关于宽容和多元论的理论。 李泽厚曾对中国学术界作出过一针见血的描述：“新左派不诚实、自由派不宽容、基督徒不谦卑”（大意如此）。纵览那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大论战，令人疑惑的是双方是否发生了真正的交锋，因为他们除了反复论说己方的理论“就是好”之外，并无其他新颖见解。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恐怕绝难达成共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舞台情结”所致，而自由派所表现出的不宽容则犹为刺眼。

在科学哲学领域，长久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古典）归纳主义理论认为：科学理论即真陈述，并且是以符合归纳主义规则的方式得出的真陈述。对这一理论的常见反驳是指出没有任何一个科学理论是“真”的（因为它们都是全称命题）。这一批评是通过对比科学共同体的共识标准（即大多数科学家的判断）与归纳主义的标准得出的：因为通过了共识标准（而被贴上“科学”标签）的理论却没有通过归纳主义标准，所以必须拒斥后者。 然而这一批评并不能打倒哲学家，因为当时的哲学观念是，如果方法论与科学冲突，那么就应该摧毁、重建科学，而不是拒斥方法论。虽然这一观念现在看来是荒谬的，但在哲学上却不能不认真对待：它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难题，即有可能彻底反驳一个方法论吗？ 想要彻底反驳（古典）归纳主义，就必须指出其内部的背谬之处，而不能仅靠外部科学共同体的共识来作为规则。实际上，真正有效的批评是，归纳主义标准太过严格以致于任何客观陈述都无法通过——也就是说，归纳主义的科学只能是一个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