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西擊東

以赛亚·伯林爵士去世十余年，其学术旨趣仍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紧密联结于当代政治哲学。所谓特别之处，就在于他并不像那些经典作家一样思考问题。他拒绝那种静态的分析方法，而是力求在思想史中旁窥人类的处境。更进一步可以说，伯林本人并不关心我们的应然选择。他只是向我们展示历史的些许片断，并审慎地提出一些新论题；但后来，我们总会发现：这些论题最终依然落实于我们所观照的世界。对于此，伯林对自己的评价甚为恰当：“我总是活在表层上”。在后人看来，一头血统纯正的狐狸总不免有这些缺憾。 当然，学者本人的述而不作并不妨碍我们对其思想内涵作创造性的发掘与阐释，并与当代话语对接。伯林的思想母题，即是所谓“价值多元论”。经历二十世纪诸多灾难之后，他对观念史的两大基线——一元论与多元论体味甚深。他认为，人所偏好的各种价值是不可通约的，因此永远处于无尽的冲突之中；“在重大的美好事物中有一些是无法共存的，这是一个概念性的真理。我们注定要做出选择，而且每一个选择都可能要承担无法弥补的损失。”这就是说，价值多元现状是人类的本质境况。伯林指出，现时代的重大问题，几乎都来源于这样的思想倾向：试图以一种单一的“终极”价值取代其他价值，进而统摄整个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必定伴随着价值的战争与强迫同化。正是在这样的深刻认识之上，伯林赞成一种开放的、自由的制度，它认可多元价值的存续与不可动摇。

制度是政治思考的核心。这一论断所蕴涵的态度是：我们应该将制度之外的因素视为某种程度上的“自然状况”；也即，我们的话语至少不应直接越出制度的边界。在政治哲学史上，这种态度可谓闻所未闻：在古希腊乃至古代世界，政治指的就是包罗万象的“所有事务”；之后，公私领域的界线出现，政治的意义转为“公共事务”；而时至今日，虽然个人权利已得到普遍承认，但政府权力对自由经济的侵犯依然被认为是良好秩序的所谓题中之义。 上述历史表明，政治领域的逐渐收缩依然是自由主义所致力于实现的理想。众所周知，这一趋势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批判；除去经济领域无穷的争议之外，关于国家中立等著名命题也经受了严重的质疑。

“大众”可能是我们的语言中最含糊不清的词汇之一。它无所指，又无所不指。它首先提出了一个范型，继而以此来圈定话语的对象；然而，无论这些对象是否符合论断，似乎都无法撼动话语的有效性。实际上，此类话语正是通过不断调整其目标来维持其生命力的。这就导致了如下现象：关于“大众”、“民众”或“国民性”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但我们却从来都无法获知它们的确切所指；因此，也就无从探知它们的真假虚实。 7月23日晚动车追尾事故发生之后，各大网络平台上言论蜂起。这首先标志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初步建立。更进一步，其中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这些言论中夹杂着大量的谣言：要么是纯粹的假消息，要么是未经证实或根本无法证实的叙述。正是这类信息的迅速流行，引起了不少人对公众之“素质”或“性格”的忧虑。他们指出，谣言之传播链条上的所有人都负有责任：大众，或者说“大多数人”都是乡愿；非理性、无知、轻信乃至愚昧就是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