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族群歧视问题
在《法律、社会偏好与承认的政治》（以下简称《法》）中，我讨论了社会偏好与法律的关系，并指出：某些社会偏好——比如族群歧视——是不正当的，因为它使被歧视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继而认为，法律不应当保护这种偏好；倘若有些法律以此种偏好为基础，便是恶法。
平等隔离论题
当年关于平等隔离法案的争论，其核心论题是：它是否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平等的法律保护”条款。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中，最高法院指出：司法系统只能保证人在法律上的平等（legal equality），而对社会偏好所造成的实质上的不平等无权插手。从权利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这一结论并无问题。人人“平等”的内涵只能是“权利平等”，而不能是“实质平等”，否则就要产生均贫富的可怕后果。
然而，当时这一结论却被用来确立平等隔离法案的正当性。那么，摆在自由主义面前的难题就是，应该如何理解“隔离但平等”的观念？自由主义能否既坚持权利平等的立场，又反对平等隔离法案？
所幸，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表明，将权利平等与平等隔离联系起来是一个错误。最高法院借助自我认同概念与相应的心理学研究结果指出，隔离本身就不平等，因而“隔离但平等”是不可能的（而这反过来也说明，倘若隔离和平等可以共存，平等隔离法案便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废除平等隔离法案，恰恰是因为它伤害了权利平等。
似是而非的逻辑混乱
如果坚持自由主义、即坚持权利平等立场，《法》一文关于社会偏好的论述，其逻辑混乱是非常明显的。我问道：“在什么样的意义上，社会偏好才是不可侵犯（免受法律干预）的？”随即举了如下例子：
“美国南方举行了一场全民投票，决议是否对当地黑人施行歧视政策；结果是90%以上的民众对其表示支持。”
我试图用这样的例子说明，像族群歧视这样的社会偏好，即使再强烈，也不能为相应政策提供正当性支持。然而，真正的问题是：
社会偏好有可能不正当吗？如果是，在什么情况下？相应的，法律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干预社会偏好？
种族歧视的社会偏好首先是一种偏见。更严重的歧视——比如奴隶制度——将直接侵犯少数族群的权利。但这也意味着，应该将“偏见”和“侵犯”区分开来。任何一种意见，实际上都是偏见；正如古希腊传统所指示的doxa（意见）与episteme（知识-真理）的区别。尽管相对而言歧视可能是一种更为严重的偏见，但只要它没有侵犯权利，法律便无权置喙。
随随便便将一种社会偏好斥为不正当，这是理性的僭妄作祟：它将正当性与合理性混为一谈，并期盼用episteme取代doxa。就上文美国南方的例子而言，90%以上的偏见，当然不能使歧视政策成为正当；但更重要的是，法律也不能干预这种偏见，即使它广泛而强烈。歧视政策固然可怕，但若以理性与道德为名，堂而皇之地消灭偏见，那将是更严重的灾难。
民权法案与3K党
兰德·保罗（Rand Paul）是美国共和党候选人，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罗恩·保罗（Ron Paul）的儿子。他在接受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信使日报》（Louisville Courier-Journal）的采访时，表达了对1964年民权法案的些许质疑，随即陷入争议之中。
1964年民权法案是废除平等隔离政策的后续产物，它的目的是消除社会中各式各样的歧视现象。值得重视的是，其中第二章第一条指出，任何人都有权完全平等的享受公共设施（Public Accommodations）所提供的服务，并不受歧视或隔离。所谓“公共设施”，指的是饭店、影院、旅馆、体育场等提供公开服务的经营场所。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就连私人开设的各类商业设施，均必须为所有人开放。
争议就发生在这里。兰德·保罗（以下简称“小保罗”）认为，这一条款是对私人企业的限制，是对商业经营权的侵犯。有人指出，这种看法将会允许饭店拒绝为某些人提供服务。而他回答道：“餐馆究竟是属于它的老板，还是属于政府呢？”
小保罗的立场是，不管出自什么理由，经营者都有权决定是否为别人服务。可能有一家化妆品店，它的女老板拒绝为男性服务；也可能有一家特立独行的商店，它周一只为白种人开放，周二只为黄种人开放，周三只为黑种人开放；当然也可能有一名3K党人开了一家只为白人服务的饭店。3K党的做法看似罪大恶极，但在法律上，这三家商店并没有区别。
不能否认，化妆品店拒绝为男性服务，可能是一种独特的经营策略；3K党的做法则是彻头彻尾的种族歧视。在道德和理性上，后者应该受到谴责。但正如前文所言，3K党的歧视，固然是一种严重的偏见，但拒绝为黑人服务，并不侵犯任何人的权利。因此，这种行为尽管不合理，但并非不正当；而反过来，民权法案对此行为的禁止，却是对3K党人的侵犯。
有人怀疑，如果放弃了法律限制，仅靠道德和理性便不足以遏制族群歧视。但是，自由市场天生具有开放的基因，3K党主动减少客源的做法，不可能得到鼓励，更不会形成社会偏好。让我们作此假设：倘若南北战争不了了之，则如何？答案是：奴隶制的美利坚联盟国即使得以存续，今日也必定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大到国家，小到市场，道理皆是如此。
3K党的自主经营权——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歧视权”，是一种消极自由。与之相对，黑人当然也有免受歧视伤害的权利。这两种权利的冲突可以被视为关于民权法案的争论的一个分支。在美国历史上，类似的争议并不鲜见：烧国旗、烧十字架都属于言论自由，但同样会对爱国者和基督徒造成伤害。权利的冲突最终表现为意愿、行为与主张的冲突，甚至是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恶行之间易于决断的矛盾；但即便如此，政治自由主义依然决定不偏不倚，而这，也是理性多元社会的可贵之处。
平等隔离论题
当年关于平等隔离法案的争论，其核心论题是：它是否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平等的法律保护”条款。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中，最高法院指出：司法系统只能保证人在法律上的平等（legal equality），而对社会偏好所造成的实质上的不平等无权插手。从权利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这一结论并无问题。人人“平等”的内涵只能是“权利平等”，而不能是“实质平等”，否则就要产生均贫富的可怕后果。
然而，当时这一结论却被用来确立平等隔离法案的正当性。那么，摆在自由主义面前的难题就是，应该如何理解“隔离但平等”的观念？自由主义能否既坚持权利平等的立场，又反对平等隔离法案？
所幸，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表明，将权利平等与平等隔离联系起来是一个错误。最高法院借助自我认同概念与相应的心理学研究结果指出，隔离本身就不平等，因而“隔离但平等”是不可能的（而这反过来也说明，倘若隔离和平等可以共存，平等隔离法案便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废除平等隔离法案，恰恰是因为它伤害了权利平等。
似是而非的逻辑混乱
如果坚持自由主义、即坚持权利平等立场，《法》一文关于社会偏好的论述，其逻辑混乱是非常明显的。我问道：“在什么样的意义上，社会偏好才是不可侵犯（免受法律干预）的？”随即举了如下例子：
“美国南方举行了一场全民投票，决议是否对当地黑人施行歧视政策；结果是90%以上的民众对其表示支持。”
我试图用这样的例子说明，像族群歧视这样的社会偏好，即使再强烈，也不能为相应政策提供正当性支持。然而，真正的问题是：
社会偏好有可能不正当吗？如果是，在什么情况下？相应的，法律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干预社会偏好？
种族歧视的社会偏好首先是一种偏见。更严重的歧视——比如奴隶制度——将直接侵犯少数族群的权利。但这也意味着，应该将“偏见”和“侵犯”区分开来。任何一种意见，实际上都是偏见；正如古希腊传统所指示的doxa（意见）与episteme（知识-真理）的区别。尽管相对而言歧视可能是一种更为严重的偏见，但只要它没有侵犯权利，法律便无权置喙。
随随便便将一种社会偏好斥为不正当，这是理性的僭妄作祟：它将正当性与合理性混为一谈，并期盼用episteme取代doxa。就上文美国南方的例子而言，90%以上的偏见，当然不能使歧视政策成为正当；但更重要的是，法律也不能干预这种偏见，即使它广泛而强烈。歧视政策固然可怕，但若以理性与道德为名，堂而皇之地消灭偏见，那将是更严重的灾难。
民权法案与3K党
兰德·保罗（Rand Paul）是美国共和党候选人，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罗恩·保罗（Ron Paul）的儿子。他在接受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信使日报》（Louisville Courier-Journal）的采访时，表达了对1964年民权法案的些许质疑，随即陷入争议之中。
1964年民权法案是废除平等隔离政策的后续产物，它的目的是消除社会中各式各样的歧视现象。值得重视的是，其中第二章第一条指出，任何人都有权完全平等的享受公共设施（Public Accommodations）所提供的服务，并不受歧视或隔离。所谓“公共设施”，指的是饭店、影院、旅馆、体育场等提供公开服务的经营场所。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就连私人开设的各类商业设施，均必须为所有人开放。
争议就发生在这里。兰德·保罗（以下简称“小保罗”）认为，这一条款是对私人企业的限制，是对商业经营权的侵犯。有人指出，这种看法将会允许饭店拒绝为某些人提供服务。而他回答道：“餐馆究竟是属于它的老板，还是属于政府呢？”
小保罗的立场是，不管出自什么理由，经营者都有权决定是否为别人服务。可能有一家化妆品店，它的女老板拒绝为男性服务；也可能有一家特立独行的商店，它周一只为白种人开放，周二只为黄种人开放，周三只为黑种人开放；当然也可能有一名3K党人开了一家只为白人服务的饭店。3K党的做法看似罪大恶极，但在法律上，这三家商店并没有区别。
不能否认，化妆品店拒绝为男性服务，可能是一种独特的经营策略；3K党的做法则是彻头彻尾的种族歧视。在道德和理性上，后者应该受到谴责。但正如前文所言，3K党的歧视，固然是一种严重的偏见，但拒绝为黑人服务，并不侵犯任何人的权利。因此，这种行为尽管不合理，但并非不正当；而反过来，民权法案对此行为的禁止，却是对3K党人的侵犯。
有人怀疑，如果放弃了法律限制，仅靠道德和理性便不足以遏制族群歧视。但是，自由市场天生具有开放的基因，3K党主动减少客源的做法，不可能得到鼓励，更不会形成社会偏好。让我们作此假设：倘若南北战争不了了之，则如何？答案是：奴隶制的美利坚联盟国即使得以存续，今日也必定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大到国家，小到市场，道理皆是如此。
3K党的自主经营权——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歧视权”，是一种消极自由。与之相对，黑人当然也有免受歧视伤害的权利。这两种权利的冲突可以被视为关于民权法案的争论的一个分支。在美国历史上，类似的争议并不鲜见：烧国旗、烧十字架都属于言论自由，但同样会对爱国者和基督徒造成伤害。权利的冲突最终表现为意愿、行为与主张的冲突，甚至是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恶行之间易于决断的矛盾；但即便如此，政治自由主义依然决定不偏不倚，而这，也是理性多元社会的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