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西擊東

以物理学和历史学为例。物理规律和历史规律的区别是什么？1前者可主动验证，后者不可;2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在误差范围内是孤立系统，历史学不是;3物理学是决定论的科学，历史学是自由意志的科学。 以上三点导致了这样的结论：物理规律和历史规律不是同级别的规律。换句话说，任何历史规律都是不可信、不应该存在的。简单的说，历史学研究的是群体的行为;群体由个体-人组成;人有自由意志，所以群体也有。而决定论目前尽限于“物体”的范围，换句话说，人的细胞是决定论的，而人是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相对于决定论是高层次的;所以历史规律相对于物理规律也是高层次的。 预测：仅当一个规律针对着在误差范围内的封闭系统，而且影响规律的变量(在误差范围内)是有限并且可控的时候，根据这条规律做出的预测才是有效的。 历史预测显然不是这样的预测，所以任何历史预测都是无效的。例如，《资本论》认为资本家只会越来越少，事实证明反托拉斯法维持了市场的自由竞争。马克思显然没能想到会有这样一种法律出现。这表面上是因为他不了解自由主义制度的内核，而且无视了发生在英国的遏制资本主义恶化的努力;实际上，不管他是何等智慧之人，都会在这里或那里出现漏洞。这是因为能够影响历史演进的变量是无穷多而且不可控的，先知也不可能顾全。 所以，历史是不可预测的;它不是一条河流，甚至不是许多条河流。许多人感到绝望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历史学的其他用途。其实一门科学并不一定要起到预测未来的作用，社会科学的论争很大程度上不是对预言的争论，而是对解释的争论。尽管历史是不可预测的，但是是合理的;我们不可以预测未来，但可以解释过去。对解释的争论只会让对细节的考察愈加细致，最终还给我们一个仍然不准确但富有意义的答案。

《乌合之众》是一本学术书籍，但销量极大，仿佛是群体心理学的《品三国》。当然，作为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它的意义自是超越了那本通俗书籍。 心理学家荣格最著名的成就就是所谓“集体无意识”概念。一个集体的力量或许很大，但是能力则未必：群众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变成了只会盲从的机器。 可以肯定，荣格受到了勒庞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荣格的理论也只是对勒庞观点的深化而已。作为群体心理学初创期的产物，《乌合之众》在揭示一个发人深醒的社会现象之余，并没有过多的做心理学本学科内的工作，但是其中内含着的经验规律，就已经给集体主义或者民族主义造成了毁灭性伤害。更加深刻的后果是，否定了激进民主或者全面民主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民主左派与右派的差异。 雅典民主曾经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典范，被古典民主学说强有力的支持着；但勒庞指出，这种民主将会导致独裁，因为多数群众拥有最高权力，而关键就在于，他们并不是完美无暇的领导者，相反，一个集体很容易被煽动起来，做出某个个人所不可能做出的事。这个比较构成了勒庞学说的内核，即1+1+1+1未必大于1。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内核，那么古典民主学说就马上崩溃了，因为它并不能保证决策者数量的增多就一定会带来政策的愈发完善。这个论点早就被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来了，即著名的“多数派的暴政”。古典民主学说即终结于此。虽然这个观点并不新颖，但就其提出过程来看，托氏无疑把它当成一个政治哲学问题，而勒庞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它处理成一个社会现象、进而深化为一个心理学的问题，这也是《乌合之众》一书的最大价值所在。

前天我写了篇《伟大与美好》批评国家博客杂志，今天看到他们的回复了。虽然我很佩服那文风：在不缺乏学术味之余，同样带有我所不具有的感情色彩。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我自认为已经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但是他们好像是在进行轻微的诡辩。 回复中还提到《伟大时代的小丑之见》这篇文章。很惭愧，没有读过。于是赶快找来阅读一番，发现这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檄文，新左派的毛病比比皆是。在此文中旷试图将后现代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一锅端，在对知识分子的“庸俗化”表达不满的同时，又试图恢复以前的世界，一如既往地对现代化表达敌意。其中，这一段很刺眼： “在全球化的时代里，革命被指认为一种罪恶，批判现实被改写成为‘吃饭哲学’，腐败被当成是一种进步。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已经几乎白领化了，他们的头脑已经被全球化的‘精神饲料’填满，因此已经丧失了思想的能力与勇气。从‘思想精英’们的精彩表演，我们可以看出，穿着制服的‘思想’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思想。”

很久之前就下了这部电影——看了海报，我就以为它和《辛德勒名单》一样，算是很深刻的大制作。然而当我在PDA上断断续续的看完它时，我知道，我又看到了一部俗不可耐的影片。此片与《辛德勒名单》的表达方式并无不同，都是通过表现人物来进行所谓宏大叙事——后者是拯救，这个是复仇。 除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我相信没人会认为巴以间的暴力循环是件好事——它当然是坏事，不管政治立场为何，都是坏事。《慕尼黑》的大部分意义就是这句话而已：暴力很可怕，不管谁对谁错，都请放下屠刀。那么它有什么资格成为一部“好电影”呢？在我看来，导演只不过是通过表现Avner的内心转变来表现暴力之可怕的。这就是斯皮尔伯格唯一要说的，而它当然是句废话。更进一步，在Avner的心中，对无穷暴力的恐惧甚至压倒了正义感，以至于他丧失了对错观念。这可能也是斯皮尔伯格所要表达的，但这只不过是对“暴力很可怕”的再一次强调而已。

卡尔·雷蒙德·波普尔爵士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哲学家，《猜想与反驳》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哲学著作，尽管他和他这本书都未必正确，也未必最接近正确。波普尔所具有的气质是很特殊的：他一直坚持科学知识是最有价值的知识、科学方法是目前最好的产生知识的方法。虽然刘擎教授为他辩解称其并非科学主义者，理由是他并不认为科学万能；然而从这两条来看，这一称呼还是合适的。但是“科学主义者”并不是什么不好的称谓：赵南元就以科学主义者自居。关于那场著名的科学主义之争，在此暂时不作评论。 从整体来看，波普尔此书力图达到两个目的： A:继续《科学发现的逻辑》未竟的工作，准确刻画科学方法，为科学发展提供一个正确的逻辑描述。 B:为科学方法证成：将科学与理性〔重新〕连接起来。之所以说“重新”，是因为德法的哲学家几乎已经破坏了这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