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英雄与政治反对
一 刘晓波2000年给廖亦武的信中写道：“这么多年的大悲剧，我们仍然没有一个道义巨人，类似哈维尔。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经历多年抗争历程，他意识到政治抗争共同体之事业，乃至整个民族的政治演进之成败似乎都依赖于一个道义英雄的存在。令人慨叹的是，数年之后，这个期许最终应验在他自己身上。 这个过程蕴含着一个转折。当他说“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时，是站在政治反对者的角度谈论对道义英雄的需求；但是道义英雄的自我成就与自我理解，却不能用他人的需求来解释。实际上，说政治抗争事业需要一位道义英雄，这种表达本身是颇有些奇怪的，因为这样说仿佛是把道义英雄当作一种工具性的、手段性的东西，似乎道义英雄这样一个角色，是需要有人为了某种非常重要的政治目的而策略性地扮演的。所以晓波的想法所显示的恰恰是这一现实：在民间无能为力的普遍气氛之中，人们对道义英雄所抱持的那些情感很容易就滑落到这种“需要”的想法之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经常处于纯然道义的考量与政治反对之绩效的矛盾之中。在民间的当下处境中，道义上正确与功利上有用这两个范畴严重分裂，以至于出现了这样一种狗追逐自己尾巴式的循环：我们经常以后者的标准来对前者施压，但最后总是会用前者的标准来回应后者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