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拥抱事件
天津中产上街，就和大多数民众维权行动一样，举着一幅“爱党、信政府”的标语。作为爆炸的后果，这个景象抹平了中产与底层的任何差异，从而将经济自由主义者竭力搭建的社会结构拆为碎片。就像六、七月间的股灾迫使护盘股民——用金钱赌国运的人——证明了自己的政治色彩一样，这场灾难也迫使中产亮明了自己的底裤。
凡事件一定会带来变化，不管它由谁制造。在当下此地，任何天灾都是人祸，而任何人祸都会被说成是天灾，其中的逻辑，不单单是一个维稳系统之成本-收益计算的问题。意识形态系统的有效运作就在于使话语与事件对冲，它志在消灭的对象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起于话语、终于事件的行动，这一点有力遏制了八九之后的政治反对模式。
然而，如果行动不再由话语所引发，而是被事件所直接唤起，则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有限的。在绩效合法性逐渐淡化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系统将会承担重任；但等到经济灾难导致秩序崩溃，人们从市民生活中被抛入深渊之时，任何话语都将是疲软的。在这个意义上，天津中产的举动是对这一规律的例示，验证了事件比话语更能驱动行动。
中产走到街头、在公共空间之中亮明底裤，已经算是难得的变化。对照当年经济自由主义者的预言，最令人失望的不是中产对政权的依附性，而是他们的不在场。不在场就是政权给他们施加的义务，显示了他们对政权的忠诚。然而，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这种忠诚无法换取到优渥的民生资源，它就会立即转化为对政权的要求。
回购房屋是一个利益诉求，即要求政权为房产兜底——就像六七月间股民要求政权为股市兜底一样——这个诉求比政治自由或人权的诉求更具现实性。这里的区别就在于，在当下此地，人权诉求已经被降格为一种抽象话语，而利益的损失却是一个不能被消解的具体事件。对于维权行动而言，民间主体性的重聚只能以具体事件中的具体对象为立足点，行动者往往深涉中央-地方、上级-下级的官僚结构，最典型的做法便是借助前者挑战后者——这便导致“爱党、信政府”的表达。因此，这种表达一方面是一种自我保护，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成本-收益计算的行事手段，是人们与体制博弈时的平民式经验。
我想强调的是，就此次天津中产的反应而言，值得注意的不是其“爱党、信政府”的政治色彩——这一色彩早已不是秘密——而是事件驱动行动的模式。这种模式揭示了在中产的政治性质已定的情况下，行动依然有其可能性：既然政权与中产长时间的主人-奴隶式互动被证明是一场双赢交易，那么就只有事件才能起到打断体制运转，将行动插入稳定秩序之裂缝的作用。
三十年来，改良进步主义的话术动辄将维权污名化为诉求财富重新分赃的民粹式劫掠，行动者若认真对待它，便容易进入话语圈套，导致从最尖锐的冲突前线退下来，自我蜕化为抽象的政治自由或人权诉求。从利益诉求到人权诉求的变化固然是理念的升华，但未必是行动层面的更进一步，反而可能导致软化、溃退，如被法律程序重新捕获，最终沦为维稳系统的战利品。我们知道，维稳系统的常见手段是金钱收买，但它所收买的并不是政治自由或人权，而是抗争意志本身。这正是理念事业力所不逮之处：归根到底，敌人比我们自己更清楚抗争的脉门所在。
诉求的抽象上升反而导致政治反对的实质性蜕化，越是想避免在敌人的舆论场中被污名化，就越要自我限制、越要把话语收束到纯洁的理念之中。行动与话语的逻辑向背而行，这是在敌人的游戏规则之下行事的必然后果。与这种后果相比，“爱党、信政府”的标语不算什么：令人格外无奈和愤怒的不是这种标语，而是在当下，行动不得不是灰色的——它不可避免地、或被迫或主动地藏身于政治正确的外壳之内。意识形态要求每个人自证良民，人们越要行动、行动的规模越大，这种要求就越强烈。
意识形态与行动的绞缠是笼罩在当下政治反对者头顶的首要事态，甚至可以说，这一点对任何人一视同仁。它导致了观念与行为、动机与过程、意图与后果的割裂，在前三个概念所锚定的坐标系中，我们难以为后三个概念确定位置。这首先说明了制度的弹性，而这种弹性又塑造了行动的机会主义性质。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破碎而原子化的、犬牙交错而各自为战的行动模式：面对这种状况，人们便总想将它们打包统合起来，与维稳系统的最锋锐之处发生冲撞，导致最后能够幸存的只有理念，而行动总被层层筛掉，化为灰烬。在这个意义上，维稳系统充当了过滤话语与行动的作用。
我主张，既然话语无法带着行动上升，那就干脆让行动带着话语下沉：知识人应该把左右翼之类的学理标签暂且撕掉，把它们保存在书斋沙龙等自己人的安全领域中，而让行动随着事件进入敌人的主场。就像此次灾难所表明的，如果事件与改良进步主义的治理-汲取机制有必然的因果联系，那么前者就提供了行动在场的机会；而行动现身之后，话语才有可能攀附其上，提供间接的支持。这意味着，行动与话语的关系必须被重构以适应事件驱动的政治反对模式。
中产的底裤颜色重要吗？应当如何理解中产的诉求呢？通过将尊严抵押给敌人来换取利益，这究竟是奴性的体现还是一种权宜之计，较少地取决于行动者自己的想法，更多地取决于政权的反应。例如，以后果而论，真理部对穹顶之下的禁令证明了该片归根到底是政权所不愿看到的。最终，禁令终结了该视频的传播，从而也终结了我们对它的争议。
当务之急是认识到这一事实：不论中产的底裤原本是什么颜色，一旦它被亮在外面，就一定会被染黑。这个机制迫使我们超越意图伦理，离开纯粹道义的领域来看待激进-改良之争：既然行动总是带有改良进步主义的属性、而唯有理念能够永葆纯洁，那么横亘在激进/改良立场之间的，就不再是一道能够澄清黑白的界线；争议不是简单的黑/白之争，而是处于灰色区域中。只要意识形态与行动的绞缠不被解除，从理念出发的话语生产就总会试图将行动置于自己的阴影下。
应该被放弃的不是理念，而是一种知识人，或者说无能为力者的特有视角：在这个视角中，行动与行动者最终会沦为道德难题的养料，被献祭于规范性的高台上。我常说伦理学是真正的当代显学，因为它夺走了公共思考的大部分注意力。要判断这种或那种行动是否切合我们的理念，审视些微的动机与道德心智，替行动者计算价值权衡与效益权衡，这无异于将灰色重新分离为黑色与白色。
这种道德难题的重要性来源于何处？面对它们，我们的寻常做法是将孤立的事件从背景中分离出来。例如，在电车问题中，事件被精心设计以体现（更少的生命损失与无辜者的牺牲之间的）道德冲突，我们根本不必、也不能去关心背景信息，如电车与铁轨的所有权等等。而就如此类设定的极端性与架空性所表明的，一个蕴含着道德难题的世界——同时也就是一个能够满足此类苛刻设计的世界——往往是荒谬而反常识的（尽管并非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以推论，如果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同样发现了道德难题，那么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我们正处于一种奇特而扭曲的政治状态之中。那些夹在敌我之间的面目不清者，以及那些被包裹在政治正确外壳下的行动，它们所反映出的类似于平庸之恶的现象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人们的运思与表达，最终生产出了复杂的哲学成果。然而，必须注意到的是，1961年的阿伦特乃是耶路撒冷胜利的法庭的旁观者，她的思考至多是对已经降临的律法之正义的补充；而当下的我们却是苟存于敌人之场域内的游击队员，并无法庭可供依凭。这种时空错乱本身就构成了当下极权的历史前提，它的意识形态生产——例如对文革与毛氏的官方评价——之目的就是抢在审判前面，私设山寨法庭以期与时代和解。
对这种时空错乱的忽视，使话语被我们的心灵提前安置于极权与对极权的审判之间，导致身体明明还处于前者的控制下，嘴巴就已经在向未至的后者乞求矫正正义。其中最典型的现象，便是人们对红卫兵个体罪责的关心完全压倒了对政权罪责的探寻。这就是当下所谓公共思考的本相，它将平庸之恶转化为一个历史终结之后的反思性学理问题，一方面展现出远远超前于行动的理念深度，另一方面又沉湎于远远落后于行动的僵化状态。
九十年代以来，作为话语的主要操作者，知识人曾长时间握有影响、塑造政治反对模式的特权。但他们身处敌人集中营内，往往会将生命意义投射到形而上层面以希求神圣慰藉，甚至强行代表同仁朋友与敌人和解，如“我没有敌人”之语；又或者单方面捏造共识，虚构一个最大公约数，献媚于改良进步主义的图腾。此类堕落现象标识了我们的生存论困境，如果没有事件，集中营始终牢不可破，则这种症状的广泛传染就会使话语与行动陷于两条狗互相追逐对方尾巴的境地；即使少数人对此尖锐批判，也不过是话语生产的余绪，在已经被描画了三十年的虚假希望面前无能为力。
因此，在晦暗行动与光鲜话语相互攻讦的困局中，事件是唯一的解药。现在就是让事件把行动从话语的泥潭中拯救出来的时刻：一旦争议能够围绕着事件上升，使真理与希望现身的就不再是话语，而是行动。能够证明我们的准星是否指向正确的，恰恰是敌人的身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让敌人作为裁判终结辩论。唯有让事件刺破寂静，首先在微观层面让意识形态系统与它所保卫的秩序同归于尽，话语才能被解放，它与行动的紧张关系才有可能被化解。
凡事件一定会带来变化，不管它由谁制造。在当下此地，任何天灾都是人祸，而任何人祸都会被说成是天灾，其中的逻辑，不单单是一个维稳系统之成本-收益计算的问题。意识形态系统的有效运作就在于使话语与事件对冲，它志在消灭的对象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起于话语、终于事件的行动，这一点有力遏制了八九之后的政治反对模式。
然而，如果行动不再由话语所引发，而是被事件所直接唤起，则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有限的。在绩效合法性逐渐淡化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系统将会承担重任；但等到经济灾难导致秩序崩溃，人们从市民生活中被抛入深渊之时，任何话语都将是疲软的。在这个意义上，天津中产的举动是对这一规律的例示，验证了事件比话语更能驱动行动。
中产走到街头、在公共空间之中亮明底裤，已经算是难得的变化。对照当年经济自由主义者的预言，最令人失望的不是中产对政权的依附性，而是他们的不在场。不在场就是政权给他们施加的义务，显示了他们对政权的忠诚。然而，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这种忠诚无法换取到优渥的民生资源，它就会立即转化为对政权的要求。
回购房屋是一个利益诉求，即要求政权为房产兜底——就像六七月间股民要求政权为股市兜底一样——这个诉求比政治自由或人权的诉求更具现实性。这里的区别就在于，在当下此地，人权诉求已经被降格为一种抽象话语，而利益的损失却是一个不能被消解的具体事件。对于维权行动而言，民间主体性的重聚只能以具体事件中的具体对象为立足点，行动者往往深涉中央-地方、上级-下级的官僚结构，最典型的做法便是借助前者挑战后者——这便导致“爱党、信政府”的表达。因此，这种表达一方面是一种自我保护，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成本-收益计算的行事手段，是人们与体制博弈时的平民式经验。
我想强调的是，就此次天津中产的反应而言，值得注意的不是其“爱党、信政府”的政治色彩——这一色彩早已不是秘密——而是事件驱动行动的模式。这种模式揭示了在中产的政治性质已定的情况下，行动依然有其可能性：既然政权与中产长时间的主人-奴隶式互动被证明是一场双赢交易，那么就只有事件才能起到打断体制运转，将行动插入稳定秩序之裂缝的作用。
三十年来，改良进步主义的话术动辄将维权污名化为诉求财富重新分赃的民粹式劫掠，行动者若认真对待它，便容易进入话语圈套，导致从最尖锐的冲突前线退下来，自我蜕化为抽象的政治自由或人权诉求。从利益诉求到人权诉求的变化固然是理念的升华，但未必是行动层面的更进一步，反而可能导致软化、溃退，如被法律程序重新捕获，最终沦为维稳系统的战利品。我们知道，维稳系统的常见手段是金钱收买，但它所收买的并不是政治自由或人权，而是抗争意志本身。这正是理念事业力所不逮之处：归根到底，敌人比我们自己更清楚抗争的脉门所在。
诉求的抽象上升反而导致政治反对的实质性蜕化，越是想避免在敌人的舆论场中被污名化，就越要自我限制、越要把话语收束到纯洁的理念之中。行动与话语的逻辑向背而行，这是在敌人的游戏规则之下行事的必然后果。与这种后果相比，“爱党、信政府”的标语不算什么：令人格外无奈和愤怒的不是这种标语，而是在当下，行动不得不是灰色的——它不可避免地、或被迫或主动地藏身于政治正确的外壳之内。意识形态要求每个人自证良民，人们越要行动、行动的规模越大，这种要求就越强烈。
意识形态与行动的绞缠是笼罩在当下政治反对者头顶的首要事态，甚至可以说，这一点对任何人一视同仁。它导致了观念与行为、动机与过程、意图与后果的割裂，在前三个概念所锚定的坐标系中，我们难以为后三个概念确定位置。这首先说明了制度的弹性，而这种弹性又塑造了行动的机会主义性质。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破碎而原子化的、犬牙交错而各自为战的行动模式：面对这种状况，人们便总想将它们打包统合起来，与维稳系统的最锋锐之处发生冲撞，导致最后能够幸存的只有理念，而行动总被层层筛掉，化为灰烬。在这个意义上，维稳系统充当了过滤话语与行动的作用。
我主张，既然话语无法带着行动上升，那就干脆让行动带着话语下沉：知识人应该把左右翼之类的学理标签暂且撕掉，把它们保存在书斋沙龙等自己人的安全领域中，而让行动随着事件进入敌人的主场。就像此次灾难所表明的，如果事件与改良进步主义的治理-汲取机制有必然的因果联系，那么前者就提供了行动在场的机会；而行动现身之后，话语才有可能攀附其上，提供间接的支持。这意味着，行动与话语的关系必须被重构以适应事件驱动的政治反对模式。
中产的底裤颜色重要吗？应当如何理解中产的诉求呢？通过将尊严抵押给敌人来换取利益，这究竟是奴性的体现还是一种权宜之计，较少地取决于行动者自己的想法，更多地取决于政权的反应。例如，以后果而论，真理部对穹顶之下的禁令证明了该片归根到底是政权所不愿看到的。最终，禁令终结了该视频的传播，从而也终结了我们对它的争议。
当务之急是认识到这一事实：不论中产的底裤原本是什么颜色，一旦它被亮在外面，就一定会被染黑。这个机制迫使我们超越意图伦理，离开纯粹道义的领域来看待激进-改良之争：既然行动总是带有改良进步主义的属性、而唯有理念能够永葆纯洁，那么横亘在激进/改良立场之间的，就不再是一道能够澄清黑白的界线；争议不是简单的黑/白之争，而是处于灰色区域中。只要意识形态与行动的绞缠不被解除，从理念出发的话语生产就总会试图将行动置于自己的阴影下。
应该被放弃的不是理念，而是一种知识人，或者说无能为力者的特有视角：在这个视角中，行动与行动者最终会沦为道德难题的养料，被献祭于规范性的高台上。我常说伦理学是真正的当代显学，因为它夺走了公共思考的大部分注意力。要判断这种或那种行动是否切合我们的理念，审视些微的动机与道德心智，替行动者计算价值权衡与效益权衡，这无异于将灰色重新分离为黑色与白色。
这种道德难题的重要性来源于何处？面对它们，我们的寻常做法是将孤立的事件从背景中分离出来。例如，在电车问题中，事件被精心设计以体现（更少的生命损失与无辜者的牺牲之间的）道德冲突，我们根本不必、也不能去关心背景信息，如电车与铁轨的所有权等等。而就如此类设定的极端性与架空性所表明的，一个蕴含着道德难题的世界——同时也就是一个能够满足此类苛刻设计的世界——往往是荒谬而反常识的（尽管并非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以推论，如果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同样发现了道德难题，那么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我们正处于一种奇特而扭曲的政治状态之中。那些夹在敌我之间的面目不清者，以及那些被包裹在政治正确外壳下的行动，它们所反映出的类似于平庸之恶的现象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人们的运思与表达，最终生产出了复杂的哲学成果。然而，必须注意到的是，1961年的阿伦特乃是耶路撒冷胜利的法庭的旁观者，她的思考至多是对已经降临的律法之正义的补充；而当下的我们却是苟存于敌人之场域内的游击队员，并无法庭可供依凭。这种时空错乱本身就构成了当下极权的历史前提，它的意识形态生产——例如对文革与毛氏的官方评价——之目的就是抢在审判前面，私设山寨法庭以期与时代和解。
对这种时空错乱的忽视，使话语被我们的心灵提前安置于极权与对极权的审判之间，导致身体明明还处于前者的控制下，嘴巴就已经在向未至的后者乞求矫正正义。其中最典型的现象，便是人们对红卫兵个体罪责的关心完全压倒了对政权罪责的探寻。这就是当下所谓公共思考的本相，它将平庸之恶转化为一个历史终结之后的反思性学理问题，一方面展现出远远超前于行动的理念深度，另一方面又沉湎于远远落后于行动的僵化状态。
九十年代以来，作为话语的主要操作者，知识人曾长时间握有影响、塑造政治反对模式的特权。但他们身处敌人集中营内，往往会将生命意义投射到形而上层面以希求神圣慰藉，甚至强行代表同仁朋友与敌人和解，如“我没有敌人”之语；又或者单方面捏造共识，虚构一个最大公约数，献媚于改良进步主义的图腾。此类堕落现象标识了我们的生存论困境，如果没有事件，集中营始终牢不可破，则这种症状的广泛传染就会使话语与行动陷于两条狗互相追逐对方尾巴的境地；即使少数人对此尖锐批判，也不过是话语生产的余绪，在已经被描画了三十年的虚假希望面前无能为力。
因此，在晦暗行动与光鲜话语相互攻讦的困局中，事件是唯一的解药。现在就是让事件把行动从话语的泥潭中拯救出来的时刻：一旦争议能够围绕着事件上升，使真理与希望现身的就不再是话语，而是行动。能够证明我们的准星是否指向正确的，恰恰是敌人的身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让敌人作为裁判终结辩论。唯有让事件刺破寂静，首先在微观层面让意识形态系统与它所保卫的秩序同归于尽，话语才能被解放，它与行动的紧张关系才有可能被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