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体系的灵活性与韧性
今天完整地看了一遍 vivo（晏今锋）昨晚在微博上发布的26万字的言论集“分裂的世界”（http://goo.gl/Uby1nZ，需翻墙）。要说略感遗憾之处，就是聪明敏锐如晏氏者，似乎也没有对近期意识形态的状况保持清晰的认识，而有意无意地落入了经济决定论的窠臼。具体而言，我所要反对的是这个主张：极权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要么是空洞软弱的，要么是附着性的，它仅仅充当了“经济成功带来合法性”之逻辑的外围部分。在我看来，真实情况恰恰相反：不仅意识形态体系能够独立于这一逻辑而运作，而且这一逻辑也必须在对意识形态体系的分析中才能得到正确理解。对经济成功-合法性之单线联系的过分强调，可能会使得我们通过对未来经济形势的乐观预测而直接得出极权核心即将瓦解的政治性结论，而这个结论所依赖的对“合法性”概念的理解，错估、或至少是低估了意识形态体系的灵活性与韧性。
粗糙地看，所谓“经济成功带来合法性”是且只是一个朴素的实证描述，这里的合法性概念仅有政治学的意义；而极权核心所主张的国族主义意识形态，则含有丰富的规范性内容。而深入地看，前者所旨在表达的是人们对极权秩序的不反对/服从；而后者的目的则是获得人们对极权秩序的认可/支持。不反对/服从与认可/支持的差别关系重大，而后者正是极权核心苦心孤诣所要营造的一种立场。这将成为我们分析意识形态运作的关键线索。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典型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并未出现将经济成功的事实陈述简单粗暴地直接连接于合法性辩护之主张的做法。相反，极权核心所制造的意识形态系统充当了一台过滤-搅拌-加工的机器，其任务是通过某些手段将事实陈述巧妙转换为某些既定的规范性主张；这意味着，意识形态系统总是要吸收各种事实，并将这些事实重塑为支持相应规范性内容的论据。尽管在先进的信息控制手段的帮助下，这种吸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是选择性的、而非被动接受式的，但是在大环境所带来的压力下，意识形态体系也不得不及时作出调整。
之所以要强调“大环境”，是因为这里所论及的并不是后三十年进程中的总体意识形态，而是自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加速演进的，特别是最近数年在爆炸式繁荣的言论领域中显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也正是为了应对这种爆炸式的繁荣、特别是在繁荣中愈来愈多元、愈来愈强势的异质性政治话语，意识形态体系才不得不持续进化，不得不变得空前的精致而富有韧性；机器对事实陈述的吸收和转换的性能必须充分强大，其话语生产才能足够高效。它要具备对大量不可预知、难以屏蔽的事实及时进行“解释”的能力；特别地，还要表现出包容某些异质性的然而又非对抗性的政治话语的态度。
以上分析就使得我们能够挖掘出意识形态体系背后的关键筹划，即：虽然经济成功-合法性的逻辑能够充当对极权核心自我维续之目的的有力支持，但是这一叙事本身过于单调，过于依赖某个特定的现实状况。对于既定的规范性目的而言，意识形态叙事应当是多元的，它们能够组成一个语言-知识-价值观之网；而这一网络的边缘部分亦应当是弹性的，在语言上是真诚、宽容、清晰易懂的，在内容上是大众化、世俗化的，并自我伪饰为意识形态无涉的——这些特征使得它能够融合于任何非对抗性的异质性叙事，并因之充当了保护带的作用。这种结构有效保证了中心的规范性目的不受冲击，使之能够在（部分）开放的言论领域中继续稳居垄断地位。
因此，近期意识形态体系的重要特征是：它必须对事实陈述开放，并依此产出多元的意识形态叙事；它必须采用保护带-内核式的网络结构，才能应对信息的高速流动、言论的爆炸式繁荣乃至各种异质性政治话语。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任何非对抗性的异质政治话语实际上都无法构成对意识形态内核的冲击：因为任何构筑于既有本土性政治存在或政治实践之上的异质叙事，都无一例外能够被意识形态体系的保护带所捕获；只有整体性的、对抗性的、以“反-”为前提的政治话语，才能凝聚为有效的抗争性力量。
回过头来看，尽管经济成功的事实陈述有其巨大的作用，但它本身也不得不依附于意识形态之网的运作，并因之成为支撑其规范性内核的诸原材料之一。而既然意识形态体系具有开放性的结构，它也就没有理由将对合法性的辩护完全地托付于某些特定的事实陈述：这意味着，如果对未来经济形势的乐观预测是正确的，那么意识形态体系即将接受的任务之一，就恰恰是抛弃经济成功带来合法性的逻辑，而为经济放缓、停滞甚至萎缩的严重事态做出准备。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不低估意识形态体系的灵活性与韧性，那么通过对保护带的调整，新的合法性/正当性叙事将很快被建立起来，并且会同样地处于垄断地位，同样地具有弹性与影响力。
我们不应当为此而惊慌失措；如果这就是我们的命运，那么我们的对抗性政治实践绝不会停止，我们的对抗性政治话语也绝不会消失。
粗糙地看，所谓“经济成功带来合法性”是且只是一个朴素的实证描述，这里的合法性概念仅有政治学的意义；而极权核心所主张的国族主义意识形态，则含有丰富的规范性内容。而深入地看，前者所旨在表达的是人们对极权秩序的不反对/服从；而后者的目的则是获得人们对极权秩序的认可/支持。不反对/服从与认可/支持的差别关系重大，而后者正是极权核心苦心孤诣所要营造的一种立场。这将成为我们分析意识形态运作的关键线索。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典型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并未出现将经济成功的事实陈述简单粗暴地直接连接于合法性辩护之主张的做法。相反，极权核心所制造的意识形态系统充当了一台过滤-搅拌-加工的机器，其任务是通过某些手段将事实陈述巧妙转换为某些既定的规范性主张；这意味着，意识形态系统总是要吸收各种事实，并将这些事实重塑为支持相应规范性内容的论据。尽管在先进的信息控制手段的帮助下，这种吸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是选择性的、而非被动接受式的，但是在大环境所带来的压力下，意识形态体系也不得不及时作出调整。
之所以要强调“大环境”，是因为这里所论及的并不是后三十年进程中的总体意识形态，而是自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加速演进的，特别是最近数年在爆炸式繁荣的言论领域中显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也正是为了应对这种爆炸式的繁荣、特别是在繁荣中愈来愈多元、愈来愈强势的异质性政治话语，意识形态体系才不得不持续进化，不得不变得空前的精致而富有韧性；机器对事实陈述的吸收和转换的性能必须充分强大，其话语生产才能足够高效。它要具备对大量不可预知、难以屏蔽的事实及时进行“解释”的能力；特别地，还要表现出包容某些异质性的然而又非对抗性的政治话语的态度。
以上分析就使得我们能够挖掘出意识形态体系背后的关键筹划，即：虽然经济成功-合法性的逻辑能够充当对极权核心自我维续之目的的有力支持，但是这一叙事本身过于单调，过于依赖某个特定的现实状况。对于既定的规范性目的而言，意识形态叙事应当是多元的，它们能够组成一个语言-知识-价值观之网；而这一网络的边缘部分亦应当是弹性的，在语言上是真诚、宽容、清晰易懂的，在内容上是大众化、世俗化的，并自我伪饰为意识形态无涉的——这些特征使得它能够融合于任何非对抗性的异质性叙事，并因之充当了保护带的作用。这种结构有效保证了中心的规范性目的不受冲击，使之能够在（部分）开放的言论领域中继续稳居垄断地位。
因此，近期意识形态体系的重要特征是：它必须对事实陈述开放，并依此产出多元的意识形态叙事；它必须采用保护带-内核式的网络结构，才能应对信息的高速流动、言论的爆炸式繁荣乃至各种异质性政治话语。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任何非对抗性的异质政治话语实际上都无法构成对意识形态内核的冲击：因为任何构筑于既有本土性政治存在或政治实践之上的异质叙事，都无一例外能够被意识形态体系的保护带所捕获；只有整体性的、对抗性的、以“反-”为前提的政治话语，才能凝聚为有效的抗争性力量。
回过头来看，尽管经济成功的事实陈述有其巨大的作用，但它本身也不得不依附于意识形态之网的运作，并因之成为支撑其规范性内核的诸原材料之一。而既然意识形态体系具有开放性的结构，它也就没有理由将对合法性的辩护完全地托付于某些特定的事实陈述：这意味着，如果对未来经济形势的乐观预测是正确的，那么意识形态体系即将接受的任务之一，就恰恰是抛弃经济成功带来合法性的逻辑，而为经济放缓、停滞甚至萎缩的严重事态做出准备。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不低估意识形态体系的灵活性与韧性，那么通过对保护带的调整，新的合法性/正当性叙事将很快被建立起来，并且会同样地处于垄断地位，同样地具有弹性与影响力。
我们不应当为此而惊慌失措；如果这就是我们的命运，那么我们的对抗性政治实践绝不会停止，我们的对抗性政治话语也绝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