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齐泽克
陆兴华写了一个齐泽克式的笑话：“用房价和通货膨胀来统治我们的那一架红色机器”（http://hi.baidu.com/lu060520/item/6fb7b0eb8a250a2e5b7cfbe2）。
拉康以及齐泽克的重要观点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已经被人们抛弃的东西，实际上隐微地存活着，并且变本加厉地掌控了我们。这一点似乎可以套用于当代中国从马克思主义到国家主义的转变。当代中国人普遍持有一套框架式国家的观念，即无论人们对现状有何不满，其主张都是在国家这个框架之内的，一切问题都是内部问题，而国家本身始终不可动摇。这当然不是说“国家”真的就是一个守夜人式的框架，而是说，人们以为这是一个框架。这样看，国家主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优点就很明显了：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也是一套有实质内容的理念，能够被讨论、被质疑、被放弃；但框架本身是无内容的，它作为政治生活的基础是理所应当的，人们不可能想要去离开它。因此，共产党统治的稳固程度部分地就取决于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与“国家”这个概念绑在一起——他们的“技艺”就体现在，一方面要保持框架的稳定，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将私货塞入框架中。
这些分析正确吗？当然正确。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文中的这句话：“明明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它看扁了，但它还是在那里起作用”。这句话里的两个“它”具有相同的指称吗？似乎不是。第一个“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第二个“它”指的是框架化的极权轴心。人们一方面对共产党的传统理念不屑一顾/深恶痛绝、对社会秩序颇有怨言，一方面又对国家有着极高的认同。这说明了什么？
齐泽克知名度最高的例子是，如果问一个孩子：你相信有圣诞老人吗？孩子可能会回答，我不信，我只是假装相信以从他那里获得礼物；如果再问父母们，他们可能同样会说，我们不信，我们假装相信是为了让孩子得到礼物。最后可能没人真的相信圣诞老人，但圣诞节照样年复一年地运转着。齐泽克进一步说，或许意识形态就是这个“圣诞老人”：没人认真对待它，但它确实起着作用。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如果孩子和父母的确不相信圣诞老人，那他们相信的是什么呢？当然是通过圣诞仪式获得礼物的机制本身。那么，人们所面对的对象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超自然的圣诞老人，另一个是作为符号的圣诞老人。人们不相信前者，但相信后者的力量。也就是说，这里关键的并不是“假装相信”，而是真的相信——对圣诞仪式之作用的相信。“假装相信”的现象是无足轻重的——实际上也有许多孩子相信超自然的圣诞老人——重要的是，这一整套秩序的运转深刻依赖于对获得礼物的机制的理解与认同。归根到底，是理解与认同，而不是“假装相信”支撑起了圣诞节；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出另一套以礼物传递情感的方式，它无关于任何超自然因素，同时又能起到圣诞仪式的作用。这样，我们就能理解维持一套意识形态秩序的心理机制到底是什么，以及齐泽克（以及拉康）对它的分析在哪里出了错误。
回到当代中国的例子，同样可以说，对马克思主义与框架化的极权轴心这两个意识形态对象的区分是关键的。人们真的相信、假装相信或公开拒绝马克思主义，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真诚地接受了极权轴心将自身伪饰为维持秩序之基本框架的手法。人们真的、实实在在地相信中国需要一套特别的极权化政治-经济模式。因此，当拉康以及齐泽克指出意识形态死而复生时，他们实际上没能区分不同的对象。在当代中国，被抛弃的意识形态只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国家主义；后者也绝非隐微地存活，而是堂而皇之地存在于公共空间（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空间的话）中。一种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起作用，必定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它，而不可能是因为我们一方面看破了它一方面又假装相信它。认为“假装相信”能够维系意识形态秩序，显然是荒谬的；如果我们真的看破并假装相信了什么，那也一定是另一些并不真的起作用的观念，例如超自然的圣诞老人与马克思主义等等。
拉康以及齐泽克对当代意识形态的理解使得他们在试图将现代政治一锅端时犯下了可笑的错误。按照他们的观点，现代国家——无论是极权的中国还是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都处于被意识形态隐微而全面地控制的糟糕状况中。而事实是，在中国，人们真诚而公开地相信国家主义；在西方，人们真诚而公开地相信资本主义。这里面的区别在于，国家主义本身是被极权轴心所塑造-灌输的，而资本主义的理念则是自发形成的；国家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已经破产的意识形态的后继者，而资本主义则始终牢固存在。所谓意识形态死而复生的模式不符合当代中国的状况，更与西方国家毫无关系——任何一个有起码理智的人都不可能认为人们只是一方面看破了资本主义一方面又假装相信它。资本主义从未被抛弃，也不会被抛弃。
当然，如果这些精神分析的专家坚持认为一种被塑造-灌输的意识形态与一种自发形成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但是，这时他们就有责任给出自己心目中据说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健康社会的蓝图。当年，大卫·哈维曾经做过这样的惊人表达：他一方面承认自己不能在理论上驳斥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一方面却又认为可以通过对充斥着反自由的力量的现实世界的分析来批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他似乎以为，通过将现实世界中的所有问题都归因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他也就驳倒了它。我希望齐泽克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毫无疑问，他比大卫·哈维聪明得多：他正确地认识到，在当代社会，左翼所能做的就是提出一个遥远的共产主义“意象”（甚至不配称作“理想”），然后不知所谓地呼唤它。这一方面能够减少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又能够维续一个永恒的批判姿态，当然，也仅仅是姿态而已。
拉康以及齐泽克的重要观点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已经被人们抛弃的东西，实际上隐微地存活着，并且变本加厉地掌控了我们。这一点似乎可以套用于当代中国从马克思主义到国家主义的转变。当代中国人普遍持有一套框架式国家的观念，即无论人们对现状有何不满，其主张都是在国家这个框架之内的，一切问题都是内部问题，而国家本身始终不可动摇。这当然不是说“国家”真的就是一个守夜人式的框架，而是说，人们以为这是一个框架。这样看，国家主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优点就很明显了：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也是一套有实质内容的理念，能够被讨论、被质疑、被放弃；但框架本身是无内容的，它作为政治生活的基础是理所应当的，人们不可能想要去离开它。因此，共产党统治的稳固程度部分地就取决于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与“国家”这个概念绑在一起——他们的“技艺”就体现在，一方面要保持框架的稳定，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将私货塞入框架中。
这些分析正确吗？当然正确。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文中的这句话：“明明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它看扁了，但它还是在那里起作用”。这句话里的两个“它”具有相同的指称吗？似乎不是。第一个“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第二个“它”指的是框架化的极权轴心。人们一方面对共产党的传统理念不屑一顾/深恶痛绝、对社会秩序颇有怨言，一方面又对国家有着极高的认同。这说明了什么？
齐泽克知名度最高的例子是，如果问一个孩子：你相信有圣诞老人吗？孩子可能会回答，我不信，我只是假装相信以从他那里获得礼物；如果再问父母们，他们可能同样会说，我们不信，我们假装相信是为了让孩子得到礼物。最后可能没人真的相信圣诞老人，但圣诞节照样年复一年地运转着。齐泽克进一步说，或许意识形态就是这个“圣诞老人”：没人认真对待它，但它确实起着作用。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如果孩子和父母的确不相信圣诞老人，那他们相信的是什么呢？当然是通过圣诞仪式获得礼物的机制本身。那么，人们所面对的对象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超自然的圣诞老人，另一个是作为符号的圣诞老人。人们不相信前者，但相信后者的力量。也就是说，这里关键的并不是“假装相信”，而是真的相信——对圣诞仪式之作用的相信。“假装相信”的现象是无足轻重的——实际上也有许多孩子相信超自然的圣诞老人——重要的是，这一整套秩序的运转深刻依赖于对获得礼物的机制的理解与认同。归根到底，是理解与认同，而不是“假装相信”支撑起了圣诞节；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出另一套以礼物传递情感的方式，它无关于任何超自然因素，同时又能起到圣诞仪式的作用。这样，我们就能理解维持一套意识形态秩序的心理机制到底是什么，以及齐泽克（以及拉康）对它的分析在哪里出了错误。
回到当代中国的例子，同样可以说，对马克思主义与框架化的极权轴心这两个意识形态对象的区分是关键的。人们真的相信、假装相信或公开拒绝马克思主义，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真诚地接受了极权轴心将自身伪饰为维持秩序之基本框架的手法。人们真的、实实在在地相信中国需要一套特别的极权化政治-经济模式。因此，当拉康以及齐泽克指出意识形态死而复生时，他们实际上没能区分不同的对象。在当代中国，被抛弃的意识形态只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国家主义；后者也绝非隐微地存活，而是堂而皇之地存在于公共空间（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空间的话）中。一种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起作用，必定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它，而不可能是因为我们一方面看破了它一方面又假装相信它。认为“假装相信”能够维系意识形态秩序，显然是荒谬的；如果我们真的看破并假装相信了什么，那也一定是另一些并不真的起作用的观念，例如超自然的圣诞老人与马克思主义等等。
拉康以及齐泽克对当代意识形态的理解使得他们在试图将现代政治一锅端时犯下了可笑的错误。按照他们的观点，现代国家——无论是极权的中国还是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都处于被意识形态隐微而全面地控制的糟糕状况中。而事实是，在中国，人们真诚而公开地相信国家主义；在西方，人们真诚而公开地相信资本主义。这里面的区别在于，国家主义本身是被极权轴心所塑造-灌输的，而资本主义的理念则是自发形成的；国家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已经破产的意识形态的后继者，而资本主义则始终牢固存在。所谓意识形态死而复生的模式不符合当代中国的状况，更与西方国家毫无关系——任何一个有起码理智的人都不可能认为人们只是一方面看破了资本主义一方面又假装相信它。资本主义从未被抛弃，也不会被抛弃。
当然，如果这些精神分析的专家坚持认为一种被塑造-灌输的意识形态与一种自发形成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但是，这时他们就有责任给出自己心目中据说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健康社会的蓝图。当年，大卫·哈维曾经做过这样的惊人表达：他一方面承认自己不能在理论上驳斥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一方面却又认为可以通过对充斥着反自由的力量的现实世界的分析来批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他似乎以为，通过将现实世界中的所有问题都归因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他也就驳倒了它。我希望齐泽克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毫无疑问，他比大卫·哈维聪明得多：他正确地认识到，在当代社会，左翼所能做的就是提出一个遥远的共产主义“意象”（甚至不配称作“理想”），然后不知所谓地呼唤它。这一方面能够减少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又能够维续一个永恒的批判姿态，当然，也仅仅是姿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