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西击东
据说，我们中国人才最了解中国。于是，我们善于、并热衷于在言论领域与别人论辩，试图纠正对方的偏颇看法，传播真相，并捍卫自己对祖国的正确理解。这项活动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成为官方宣传体系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同时，在各种场合中，对一个国家之历史与现状的论断，又从未像今天这样易于引发争议。当面对如此情境时，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殊异身份就显得具有特别的作用。因为我们时时刻刻居于这个国度之中、时时刻刻体认着它的现实境况，同时利益又与其息息相关，因此，我们似乎理应是当代中国最深刻的理解者、最适宜的阐释者。
没有人会怀疑：对一个事物作出判断的前提是了解它。我的疑问是，是否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居民就是最了解该国家的人。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这一命题显得尤为可疑。设想有这样一个人，他在一生中仅读过一本书；他整日、整年沉浸在这本书之中，以至于对其内容倒背如流。于是，我们似乎可以就此得出结论：他是这本书的最权威的专家、“最深刻的理解者、最适宜的阐释者”。然而，果真如此吗？如果一个人只读过一本书，他甚至都无法从直觉上说出它的好坏来，更别提进一步的判断了。任何判断——价值判断——都必须建立在比较之上。没有这种比较、没有对同类事物的了解，我们不可能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论说；事物对我们来说，仅仅是空洞地、无内涵地存在着。
近似地，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对于我们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仅仅是“空洞地、无内涵地存在着”。政制与社会对我们而言，是，并且只是一个事实。我们难以审视它们；我们不能体察到它们的特异之处；由此，我们的生活就这样建立在熟视无睹之上。更进一步，我们的思考本身就已经不自觉地将现实视为某种前提、某种先定秩序：这就是说，现实背后的力量穿透了我们，至少是严重扭曲了我们的经验。在这一意义上，对中国最不了解的人恰恰是我们自己——正是因为知道得太多，所以一无所感。
人难以长时间生活于一种整体可疑的环境中；或者说，人难以对自己所处的世界进行真正颠覆性的思考。这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极大依赖于自身的经验，我们不得不首先确信自己的感官，继而在其基础上作出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出生在某些特定的规范之中；之后，它们不断地被传达、被重复、被印证。我们一方面遵照它们生活，一方面却感觉不到它们——它们已经成为我们自身意识的一部分，没有它们，我们根本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既然如此，反思这些规范，具体而言，反思人们的行动以及他们所持有的话语与逻辑，就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
必须承认，一些与生俱来、未加辨明的概念与命令是我们人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任何理解都以预先的立场为前提；正如上文所言，不借助这些不请自来的先定要素，世界一开始就只会是不可理喻的。然而，如果它们喧宾夺主，以至于成为人们进一步思考和行动的限制者，我们的自由就会被它们所衍生出的强制规范所损害。值得阐明的是，这些损害并非是对应自主，即所谓积极自由而言的；它总是表现为对人们权利意识的封锁，以及对权利空间的实实在在的压制。也正因为此，权利作为一种可以得到纯粹形式之定义的、严格中立的观念，就能够对上述先定要素进行有效的约束。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之官方话语最重要的任务，即是对自身进行辩护。这一辩护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常规的宣传活动。宣传的最终目的是人们的接受；但对于这一行动而言，话语的广泛传播——强制性的传播——更具意义。换句话说，话语能否流动，比话语自身的可接受性更加重要。与后者不同，前者是一种与话语之内容无关的功能标准：它直接反映着统治秩序的有效性。所以，这种辩护成功与否，与人们的信念并无直接关系；只要该行动能够在形式上完满完成，就足以达到目的。至此，作为意义承载者的话语消失了；留下的只有仅仅作为工具的空洞文字，以及作为递送者的权力。由此可以概括地说，在全权体制下，统治能力就是统治的充分条件；政治运作就是政治的全部内涵。以这种特征为起点，我们能够发现：当代中国的政制在正当性维度上所面临的问题，并不能构成对其自身的重要威胁——对全权体制而言，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的、事无巨细的控制之能力，本身就是其最大资本。在这里，出现了一种去正当性（而不仅仅是不正当）的政制。它凭借自身的殊异构造，向我们呈现了如下意图：凭借有效而完善的统治技术，尽可能阻绝正当性要求的影响。
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一种特殊的政制是去正当性，或者说非话语的，它似乎就无法表现出任何意识形态。然而事实是：当全权体制得以有效运作，即全面控制社会之时，社会就消亡了，或者准确地说，权力重塑了社会，并控制了我们。我们能够发现，在生活中，权力无处不在施加影响；任何一个领域都受权力的控制；甚至没有一个日常行动与权力无关。在此意义上，政治侵蚀了生活，甚至可以说，政治变成了生活。但另一方面，这种侵蚀并未附带任何特定的观念，因此，它迎合并促进了人们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心态，并使得私人领域前所未有地多元化。因此，恰恰是这种去意识形态的政制，才使得统治秩序的自我维系成为可能；并且，当代中国那令人困惑的吊诡现象——自上至下的泛政治化，以及自下至上的去政治化——也只有在这种政治与社会互为表里的特定模型中才能得到解释。
在这种奇特的政治-社会空间中，虽然并不存在那种典型意义上的显明、有效且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但实际情况并不因此而改观：因为，我们虽然不必服膺于某种意识形态，却不得不按照权力的意愿生活。通过对社会的塑造与对自由的限制，权力使我们囿于一个经其改建过的狭小私人领域中。与典型意识形态不同，权力背后的意图可以是任意的。与前者相比，这种政制失去了理想因素与方向性，却收获了更强大、更灵活的控制力量。
值得怀疑的是，在如此境况下，我们是否还有可能对政制进行更具体的反思。权力现出了身影，细节却永远不为人知；尤其是，当自己的经验都已不可信任时，追问在那些熟视无睹的事物背后究竟还有什么，似乎已无可能。就因为此，我们绝不应该认为自己了解这个所知最多的国家。我们应该将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只有通过如此比较，或许才能够体认到当代中国的具体问题。此即所谓“声西击东”：声泰西之学以击东国之政是也。
没有人会怀疑：对一个事物作出判断的前提是了解它。我的疑问是，是否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居民就是最了解该国家的人。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这一命题显得尤为可疑。设想有这样一个人，他在一生中仅读过一本书；他整日、整年沉浸在这本书之中，以至于对其内容倒背如流。于是，我们似乎可以就此得出结论：他是这本书的最权威的专家、“最深刻的理解者、最适宜的阐释者”。然而，果真如此吗？如果一个人只读过一本书，他甚至都无法从直觉上说出它的好坏来，更别提进一步的判断了。任何判断——价值判断——都必须建立在比较之上。没有这种比较、没有对同类事物的了解，我们不可能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论说；事物对我们来说，仅仅是空洞地、无内涵地存在着。
近似地，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对于我们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仅仅是“空洞地、无内涵地存在着”。政制与社会对我们而言，是，并且只是一个事实。我们难以审视它们；我们不能体察到它们的特异之处；由此，我们的生活就这样建立在熟视无睹之上。更进一步，我们的思考本身就已经不自觉地将现实视为某种前提、某种先定秩序：这就是说，现实背后的力量穿透了我们，至少是严重扭曲了我们的经验。在这一意义上，对中国最不了解的人恰恰是我们自己——正是因为知道得太多，所以一无所感。
人难以长时间生活于一种整体可疑的环境中；或者说，人难以对自己所处的世界进行真正颠覆性的思考。这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极大依赖于自身的经验，我们不得不首先确信自己的感官，继而在其基础上作出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出生在某些特定的规范之中；之后，它们不断地被传达、被重复、被印证。我们一方面遵照它们生活，一方面却感觉不到它们——它们已经成为我们自身意识的一部分，没有它们，我们根本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既然如此，反思这些规范，具体而言，反思人们的行动以及他们所持有的话语与逻辑，就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
必须承认，一些与生俱来、未加辨明的概念与命令是我们人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任何理解都以预先的立场为前提；正如上文所言，不借助这些不请自来的先定要素，世界一开始就只会是不可理喻的。然而，如果它们喧宾夺主，以至于成为人们进一步思考和行动的限制者，我们的自由就会被它们所衍生出的强制规范所损害。值得阐明的是，这些损害并非是对应自主，即所谓积极自由而言的；它总是表现为对人们权利意识的封锁，以及对权利空间的实实在在的压制。也正因为此，权利作为一种可以得到纯粹形式之定义的、严格中立的观念，就能够对上述先定要素进行有效的约束。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之官方话语最重要的任务，即是对自身进行辩护。这一辩护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常规的宣传活动。宣传的最终目的是人们的接受；但对于这一行动而言，话语的广泛传播——强制性的传播——更具意义。换句话说，话语能否流动，比话语自身的可接受性更加重要。与后者不同，前者是一种与话语之内容无关的功能标准：它直接反映着统治秩序的有效性。所以，这种辩护成功与否，与人们的信念并无直接关系；只要该行动能够在形式上完满完成，就足以达到目的。至此，作为意义承载者的话语消失了；留下的只有仅仅作为工具的空洞文字，以及作为递送者的权力。由此可以概括地说，在全权体制下，统治能力就是统治的充分条件；政治运作就是政治的全部内涵。以这种特征为起点，我们能够发现：当代中国的政制在正当性维度上所面临的问题，并不能构成对其自身的重要威胁——对全权体制而言，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的、事无巨细的控制之能力，本身就是其最大资本。在这里，出现了一种去正当性（而不仅仅是不正当）的政制。它凭借自身的殊异构造，向我们呈现了如下意图：凭借有效而完善的统治技术，尽可能阻绝正当性要求的影响。
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一种特殊的政制是去正当性，或者说非话语的，它似乎就无法表现出任何意识形态。然而事实是：当全权体制得以有效运作，即全面控制社会之时，社会就消亡了，或者准确地说，权力重塑了社会，并控制了我们。我们能够发现，在生活中，权力无处不在施加影响；任何一个领域都受权力的控制；甚至没有一个日常行动与权力无关。在此意义上，政治侵蚀了生活，甚至可以说，政治变成了生活。但另一方面，这种侵蚀并未附带任何特定的观念，因此，它迎合并促进了人们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心态，并使得私人领域前所未有地多元化。因此，恰恰是这种去意识形态的政制，才使得统治秩序的自我维系成为可能；并且，当代中国那令人困惑的吊诡现象——自上至下的泛政治化，以及自下至上的去政治化——也只有在这种政治与社会互为表里的特定模型中才能得到解释。
在这种奇特的政治-社会空间中，虽然并不存在那种典型意义上的显明、有效且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但实际情况并不因此而改观：因为，我们虽然不必服膺于某种意识形态，却不得不按照权力的意愿生活。通过对社会的塑造与对自由的限制，权力使我们囿于一个经其改建过的狭小私人领域中。与典型意识形态不同，权力背后的意图可以是任意的。与前者相比，这种政制失去了理想因素与方向性，却收获了更强大、更灵活的控制力量。
值得怀疑的是，在如此境况下，我们是否还有可能对政制进行更具体的反思。权力现出了身影，细节却永远不为人知；尤其是，当自己的经验都已不可信任时，追问在那些熟视无睹的事物背后究竟还有什么，似乎已无可能。就因为此，我们绝不应该认为自己了解这个所知最多的国家。我们应该将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只有通过如此比较，或许才能够体认到当代中国的具体问题。此即所谓“声西击东”：声泰西之学以击东国之政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