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癖
再没有比写一本纵览世界之“总体秩序”的政治学术著作更有快感的事情了；然而，将整个世界抽象为一种模式、继而指责其现实境况如何偏离这一理想范型，则更令人感到轻松愉快。很大程度上，左翼之学术生产，正是采取了此种逻辑。而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学院左派又沾染了一种流行病：他们乐于生造奇异的意象，同时又拒绝对这些概念的内涵作出清晰明确的阐释。这导致了知识上严重的浮躁与不诚实——在“武器的批判”失败后，思想家们就转而以打造一把又一把“批判的武器”为乐；如果这些武器能够将当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归咎于他们所切齿痛恨的敌手即自由主义，就再好不过了。
意大利著名的激进左翼知识分子安东尼奥·奈格里，在上世纪末与美国年轻学者迈克尔·哈特合著了一部严格遵循上述知识逻辑的著作：《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这本书于2000年出版，很快就获得了两方面的成功：首先是成为左翼批判政治的代表作，得到了学院左派的瞩目与赞扬；继而又作为学术媒体业的明星，以不同语言版本畅销于世界各国。一部“旧日的”政治著作有助于我们回想起当代世界那些短暂而复杂的历史事件，而两位作者也保持了鲜明的历史感。在此书序言的最后一段，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有趣论述：“本书的写作开始于波斯湾战争结束不久，杀青于科索沃战争开始之前。因此，读者可以把这一论争放置在帝国建立的这两个标志性事件的中间来看待。”
《帝国》一书认真地讨论了“正义战争”这一概念。它指出，这一概念在当代世界的重现是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战争不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利益之争的结果，而开始被当作是伸张正义（超国家的、普遍的正义）的手段；而上述两场战事即是这一变化的体现。这表明：在古典国际法所描绘的民族-国家的传统秩序之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政治层面，它无关于、至少是不依赖于现行的国家体制，并表现为——按科耶夫的话说是——“普遍均质”的总体结构。这一结构即是两位作者大肆渲染，以至于用作书名的所谓“帝国”：其典型表现就是联合国这类国际性组织，它们的直接来源是凯尔森的自由主义法律理想，而后者又可被追溯至康德的永久和平观念。
换句话说，在政治秩序的历史上，“正义战争”的出现代表着一次重大转折。起先是自由主义式的总体理念的产生，它在思想上打破了国家间的边界；进而，这一理念催生了一些政治行动，其中的典型即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国际性联盟的努力；最后，正是这些超国家的组织以普遍性的正义原则主导了苏东剧变之后的诸次战争。值得注意的是，两位作者在此反复强调：“帝国”结构指的并不是这样的世界秩序——某个超级大国以某些国际组织为掩护，扮演幕后操纵者并借以建立霸权统治。众所周知，这样的叙事已在学院左派中流行了近百年，它甚至已构成了左翼话语的核心。《帝国》能够撇开陈旧的历史解释范式，值得赞赏。
作为与自由主义之“帝国”相对的政治秩序，古典时代的国际关系形态表现为“纯粹的”敌我利益之博弈。这时，我们就必须在此提起施密特在这一领域的精微理论。古典政治、尤其是欧洲诸国前现代的政治事务，表现为国家确立其实质统治边界，即划分其内部/外部范围的行动。在此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敌/我关系。国家、更准确地说群体，构成了政治的本质。更进一步，施密特提示我们：任何一种秩序都有一个源头，因此在国家之内部，法律体系的创立与其“例外”事例更值得我们重视。也就是说，政治秩序绝不可能是包罗万象的：一方面，其内在原则的变迁必定遵循某种逻辑；另一方面，它必然规定了某些法外之例，以应对威胁其自身的紧急状况。两位作者将这一思想迁移到“帝国”意象身上，他们指出：从历史上看，毫无疑问是美国承担了创立、生成这一超国家秩序的任务。联邦宪法本身就具有非国家化乃至非中心化的倾向，因此，美国就是普遍性政治正义的源头与制定者，并自视为“世界警察”；换句话说，美国正是施密特笔下的所谓“例外”，即超国家性法权结构的“例外”；它主导着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支配、打破、重构、最后又重新支配了现代民族国家。
我们能够看出，当美国以这样一种角色出现在“帝国”叙事中时，这一理论就丧失了上文提及的那种可贵优点。将美国视为世界秩序的源头与“例外”，这与左翼话语中的单极霸权神话并没有什么不同；而如果我们能够将“帝国”秩序的扩张理解为美国政治范式的全球化，这一论述所隐含的批判意味甚至比学院左派的一贯逻辑更加强烈，毕竟，经济领域的剥削与政治制度的重构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帝国》直接承接了左翼批判政治的核心错谬，将其推广至政治领域，并用之建构了一整套历史解释。
所谓“意象癖”，即是将世界秩序归纳为某个单一模式，并用某个符号或意象指代之的癖好。正是这一意图促使许多学者将资本与国家、自由市场与政府管制、自生秩序与人为操控这些完全矛盾的概念或倾向理解为某个利维坦侵蚀世界的结果。毋庸讳言，这就是左翼知识界念念不忘并口诛笔伐的“资本主义”。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既孕育了自由运作的市场，又孕育了管制市场的政府；双方相互勾结，协力统治世界。为了表明对这种叙事的忠诚，两位作者在书中将布罗代尔的论断引为圭臬：“资本主义只有在它与国家一致，在它就是这个国家的时候才会胜利。”这一神话使得他们没有对市场的独立运作与政府的干涉行为作出任何区分；更进一步，他们还将“资本主义”利维坦理解为自由主义，更准确地说是康德-凯尔森传统的产物：资本最终与政治权力合二为一，共同形成了“帝国”意象的血脉。
通过这种勾勒，两位作者似乎认为，这就足以构成对自由主义的强有力批评。因此，他们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到自由主义观念与现实政治操作的实质冲突，反而将后者混同为前者的一部分；继而，又将前者凝结为一个肃杀的、带有历史终结意味的批判靶子，即所谓“帝国”意象。总的来看，左翼话语对当代世界的判断，一方面过于复杂——从恃强凌弱的阴谋到精微的统治技术，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到金融工具；一方面又过于简单——执意将自由主义与现实性这两种倾向混为一谈。如果学院左派对经济学原理有所了解，就不会将自由市场的兴起与扩张理解为资本与政治相勾结的结果；那么，所谓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公司与政府私结同盟的妄言也就不会获得如此之大的影响力。
《帝国》对当代世界的论述是一种“意象的批判”——左翼知识界在这一方面新意频出。大卫·哈维曾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直言不讳地承认，他“无法依靠哲学论辩——指出新自由主义权利制度是不正义的——来说服人们”，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他依然能够坦然作出这样似是而非的论述：“反对这种权利制度相当容易：接受它，等于接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生活在一种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制度下，不计社会、生态、政治上的后果”。以此为例，我们能够发现，许多著作都采用了这样的绝妙策略：站在高绝的伦理立场上，以一种人莫辨其虚实的乌托邦理想非难现实世界。这种逻辑能够使批判者轻松立于不败之地——这或许就是福柯所说的“永恒的批判姿态”的真实含义。另一个典型例子则是齐泽克在一次演讲中对当代自由主义社会所作的指责：“你可以随便说和写——条件是你的所说和所做不会实质性地质疑和影响到主导性的政治共识。”“只要你对现存的自由共识构成了严重挑战，就会被贬斥为放弃了科学客观态度，而倒退到老式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去。”“真正的思想自由应包含对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民主的‘后意识形态’共识的质疑，否则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这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批评要求一种“反自由的自由”。这种自由能否存在，是不清楚的；是否左翼批判理论所主张的那种世界秩序就能够容纳这种自由，是不明确的。事实上，这一问题也无需让逻辑混乱、以至于无法区分思想自由与行动自由的齐泽克来回答：自由制度当然不可能为一种能够推翻它自己的“自由”提供容身之地——在这一点上，施密特是对的。这一制度保障了自由，同时也就保卫了它自身。
附记：
安东尼奥·奈格里曾经是意大利恐怖组织“红色旅”的实质参与者。这层联系——左翼话语与所谓“抵抗性政治实践”的联系——随着今年五月奥萨马·本·拉登的死亡，突然变得引人注目起来。对此，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叙述：“‘去中心化’，几乎是基地组织近十年最突出的特征。这一领域的专家将基地组织如今的特征归纳为‘SPIN’——分离的、多中心的、意识形态化的、网络化的（segmented, polycentric, ideologically, networked）组织。即使依然头顶伊斯兰，但今日的基地组织已演变为一个全球化的、后现代的现象，而不是一个紧密的宗教团体。”而事实上，十余年之前，《帝国》对此就有着精妙的论断——反抗当前已充分结构化的世界秩序，只能靠离散的新型组织。不过，这一任务到头来居然落在了恐怖主义者头上，岂不让我们哑然失笑？
但正因为此，我们也绝不能仅仅把意象癖当成一种智识上的错误偏好——堂吉诃德向想象中的敌人挥动的，可是真正的长矛。
意大利著名的激进左翼知识分子安东尼奥·奈格里，在上世纪末与美国年轻学者迈克尔·哈特合著了一部严格遵循上述知识逻辑的著作：《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这本书于2000年出版，很快就获得了两方面的成功：首先是成为左翼批判政治的代表作，得到了学院左派的瞩目与赞扬；继而又作为学术媒体业的明星，以不同语言版本畅销于世界各国。一部“旧日的”政治著作有助于我们回想起当代世界那些短暂而复杂的历史事件，而两位作者也保持了鲜明的历史感。在此书序言的最后一段，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有趣论述：“本书的写作开始于波斯湾战争结束不久，杀青于科索沃战争开始之前。因此，读者可以把这一论争放置在帝国建立的这两个标志性事件的中间来看待。”
《帝国》一书认真地讨论了“正义战争”这一概念。它指出，这一概念在当代世界的重现是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战争不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利益之争的结果，而开始被当作是伸张正义（超国家的、普遍的正义）的手段；而上述两场战事即是这一变化的体现。这表明：在古典国际法所描绘的民族-国家的传统秩序之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政治层面，它无关于、至少是不依赖于现行的国家体制，并表现为——按科耶夫的话说是——“普遍均质”的总体结构。这一结构即是两位作者大肆渲染，以至于用作书名的所谓“帝国”：其典型表现就是联合国这类国际性组织，它们的直接来源是凯尔森的自由主义法律理想，而后者又可被追溯至康德的永久和平观念。
换句话说，在政治秩序的历史上，“正义战争”的出现代表着一次重大转折。起先是自由主义式的总体理念的产生，它在思想上打破了国家间的边界；进而，这一理念催生了一些政治行动，其中的典型即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国际性联盟的努力；最后，正是这些超国家的组织以普遍性的正义原则主导了苏东剧变之后的诸次战争。值得注意的是，两位作者在此反复强调：“帝国”结构指的并不是这样的世界秩序——某个超级大国以某些国际组织为掩护，扮演幕后操纵者并借以建立霸权统治。众所周知，这样的叙事已在学院左派中流行了近百年，它甚至已构成了左翼话语的核心。《帝国》能够撇开陈旧的历史解释范式，值得赞赏。
作为与自由主义之“帝国”相对的政治秩序，古典时代的国际关系形态表现为“纯粹的”敌我利益之博弈。这时，我们就必须在此提起施密特在这一领域的精微理论。古典政治、尤其是欧洲诸国前现代的政治事务，表现为国家确立其实质统治边界，即划分其内部/外部范围的行动。在此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敌/我关系。国家、更准确地说群体，构成了政治的本质。更进一步，施密特提示我们：任何一种秩序都有一个源头，因此在国家之内部，法律体系的创立与其“例外”事例更值得我们重视。也就是说，政治秩序绝不可能是包罗万象的：一方面，其内在原则的变迁必定遵循某种逻辑；另一方面，它必然规定了某些法外之例，以应对威胁其自身的紧急状况。两位作者将这一思想迁移到“帝国”意象身上，他们指出：从历史上看，毫无疑问是美国承担了创立、生成这一超国家秩序的任务。联邦宪法本身就具有非国家化乃至非中心化的倾向，因此，美国就是普遍性政治正义的源头与制定者，并自视为“世界警察”；换句话说，美国正是施密特笔下的所谓“例外”，即超国家性法权结构的“例外”；它主导着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支配、打破、重构、最后又重新支配了现代民族国家。
我们能够看出，当美国以这样一种角色出现在“帝国”叙事中时，这一理论就丧失了上文提及的那种可贵优点。将美国视为世界秩序的源头与“例外”，这与左翼话语中的单极霸权神话并没有什么不同；而如果我们能够将“帝国”秩序的扩张理解为美国政治范式的全球化，这一论述所隐含的批判意味甚至比学院左派的一贯逻辑更加强烈，毕竟，经济领域的剥削与政治制度的重构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帝国》直接承接了左翼批判政治的核心错谬，将其推广至政治领域，并用之建构了一整套历史解释。
所谓“意象癖”，即是将世界秩序归纳为某个单一模式，并用某个符号或意象指代之的癖好。正是这一意图促使许多学者将资本与国家、自由市场与政府管制、自生秩序与人为操控这些完全矛盾的概念或倾向理解为某个利维坦侵蚀世界的结果。毋庸讳言，这就是左翼知识界念念不忘并口诛笔伐的“资本主义”。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既孕育了自由运作的市场，又孕育了管制市场的政府；双方相互勾结，协力统治世界。为了表明对这种叙事的忠诚，两位作者在书中将布罗代尔的论断引为圭臬：“资本主义只有在它与国家一致，在它就是这个国家的时候才会胜利。”这一神话使得他们没有对市场的独立运作与政府的干涉行为作出任何区分；更进一步，他们还将“资本主义”利维坦理解为自由主义，更准确地说是康德-凯尔森传统的产物：资本最终与政治权力合二为一，共同形成了“帝国”意象的血脉。
通过这种勾勒，两位作者似乎认为，这就足以构成对自由主义的强有力批评。因此，他们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到自由主义观念与现实政治操作的实质冲突，反而将后者混同为前者的一部分；继而，又将前者凝结为一个肃杀的、带有历史终结意味的批判靶子，即所谓“帝国”意象。总的来看，左翼话语对当代世界的判断，一方面过于复杂——从恃强凌弱的阴谋到精微的统治技术，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到金融工具；一方面又过于简单——执意将自由主义与现实性这两种倾向混为一谈。如果学院左派对经济学原理有所了解，就不会将自由市场的兴起与扩张理解为资本与政治相勾结的结果；那么，所谓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公司与政府私结同盟的妄言也就不会获得如此之大的影响力。
《帝国》对当代世界的论述是一种“意象的批判”——左翼知识界在这一方面新意频出。大卫·哈维曾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直言不讳地承认，他“无法依靠哲学论辩——指出新自由主义权利制度是不正义的——来说服人们”，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他依然能够坦然作出这样似是而非的论述：“反对这种权利制度相当容易：接受它，等于接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生活在一种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制度下，不计社会、生态、政治上的后果”。以此为例，我们能够发现，许多著作都采用了这样的绝妙策略：站在高绝的伦理立场上，以一种人莫辨其虚实的乌托邦理想非难现实世界。这种逻辑能够使批判者轻松立于不败之地——这或许就是福柯所说的“永恒的批判姿态”的真实含义。另一个典型例子则是齐泽克在一次演讲中对当代自由主义社会所作的指责：“你可以随便说和写——条件是你的所说和所做不会实质性地质疑和影响到主导性的政治共识。”“只要你对现存的自由共识构成了严重挑战，就会被贬斥为放弃了科学客观态度，而倒退到老式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去。”“真正的思想自由应包含对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民主的‘后意识形态’共识的质疑，否则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这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批评要求一种“反自由的自由”。这种自由能否存在，是不清楚的；是否左翼批判理论所主张的那种世界秩序就能够容纳这种自由，是不明确的。事实上，这一问题也无需让逻辑混乱、以至于无法区分思想自由与行动自由的齐泽克来回答：自由制度当然不可能为一种能够推翻它自己的“自由”提供容身之地——在这一点上，施密特是对的。这一制度保障了自由，同时也就保卫了它自身。
附记：
安东尼奥·奈格里曾经是意大利恐怖组织“红色旅”的实质参与者。这层联系——左翼话语与所谓“抵抗性政治实践”的联系——随着今年五月奥萨马·本·拉登的死亡，突然变得引人注目起来。对此，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叙述：“‘去中心化’，几乎是基地组织近十年最突出的特征。这一领域的专家将基地组织如今的特征归纳为‘SPIN’——分离的、多中心的、意识形态化的、网络化的（segmented, polycentric, ideologically, networked）组织。即使依然头顶伊斯兰，但今日的基地组织已演变为一个全球化的、后现代的现象，而不是一个紧密的宗教团体。”而事实上，十余年之前，《帝国》对此就有着精妙的论断——反抗当前已充分结构化的世界秩序，只能靠离散的新型组织。不过，这一任务到头来居然落在了恐怖主义者头上，岂不让我们哑然失笑？
但正因为此，我们也绝不能仅仅把意象癖当成一种智识上的错误偏好——堂吉诃德向想象中的敌人挥动的，可是真正的长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