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与学生运动的变迁：对现代史的一种整体理解
“学生首先是一种身份，其次才是一种职业”，这表明学生运动不同于常见的社会运动。尽管与农民、工人等相似，学生群体同样共享相近的生活条件，并且我们也能够看到：相当部分的学生运动，仅以局限于“内部”层面——即以教育政策或学校条件之改善为诉求为主；但归根到底，这些常规成分所孕育出的，皆是过程更加复杂、影响更为深远的政治变革。因此可以说，学生运动由下至上打通了社会诸层次；以这一现象为切入点，我们就有机会对中国现代史作出一种整体化的解释。这种解释与建立在新旧事物斗争之辩证法基础上的经典叙事不同：应该看到，新-旧范畴仅为时间维度上的区分，并无多少价值，更不能作为理解现代史的线索。事实上，五四之后的新旧冲突，初为价值观之辩，但很快就演化为非此即彼的社会矛盾（以浙江一师事件为典型：彼时一师有一施姓学生在无政府思潮与家庭矛盾的交叉影响下，于《浙江新潮》杂志发表文章激烈批判传统伦常，引起保守人士不满；省政府以此为由，决意整顿一师、更换新派校长。学生大哗，为保卫学校之“改革精神”，遂据守其中，与前来军警相抗，险些酿成流血惨剧。最后政府在社会各界压力下退让），最后又为党派斗争所操弄，先前意义尽失；其中之曲折复杂，绝非“激进-保守”之类范式所能概括。
五四运动之后，学生运动的主旨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外转内，或者说由“只问外交，不问内政”转向了“力争外交”“澄清内政”；进而，对国内境况的关注逐渐占得上风。学生之中，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蛰伏下来，对民主、平等的要求成为主流；因此，北京政府往往成为学生群体的对立面。如果说五四运动所面对的仅是模糊而陌生的“帝国主义”形象，后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就不得不直面具体而微的社会问题。自此，学生开始自觉介入政治，开始对公共生活施加直接的影响。但遗憾的是，这一状况很快就被破坏，而其根本原因则是“政治”概念的变异；这一切，政党力量难辞其咎。
在此，我们可以断然地说，中国现代史首先应该被理解为政党力量逐步支配社会的历史。这里的关键问题是：1919-1929年间，确实存在着可以被称为“公共领域”的社会空间吗？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在北京政府之下、私人生活之上，民众、尤其是学生曾拥有丰富的机会去影响公共政策。然而，如上文所述，这同时也是一个相当短暂的时期。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积极参与其中的学生群体，是如何被政党力量所操控、被某种现实政治实践所裹挟，最后由运动转为“被运动”的；进而，那些宝贵的机会也随之逐渐丧失。在这一意义上，作为一种旨在与现代社会理想进行对比的叙述，对中国现代史的泛政治化解读并不为过。常有观点指出，与五四这一政治事件相比，新文化运动作为文化领域的变革，无疑对学生造成了更深远的影响。这种看法固然有其道理，但就学生群体在现代史中的整体地位而言，文化上的变革似乎只能让位于政治斗争；若考虑到1949年之后意识形态借威权之手对既有社会所造成的创伤，我们就更应该重视政治领域。凭借着对既有观念的解魅，学生群体虽然曾展现出令人难忘的主动性，但最终还是不免沦为现实政治运作的附庸。从某种角度看，现代史自始至终都被这种运作所支配；换句话说，所谓“真正的历史”只在战场、街头与朝堂，不在讲厅、书刊与民间。这也是坚持泛政治化理解的理据所在，因为“政治”概念之内涵的变迁，正体现出现代中国的历史逻辑：狭义的政治吞噬了广义的政治，也即，现实主义的政治吞噬了作为公共生活的政治。学生运动的变化，正显示了这一逻辑的无情力量，这可谓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悲剧性的一章。
政党组织、尤其是现代史中的政党组织，其首要任务即是争取实质权力；因此，它们先天就趋向于以严密替代松散、以单一替代多元，而这种倾向在无规则的政治环境中又变得格外突出。在此前提下，若政党试图控制社会，后者是断然无法与之抗衡的。北伐战争之前，北京政府-学生群体-国共两党三方处于微妙的状态：政府严防学生入党干政，而学生又将参与政党当作“救国”行动的唯一有效手段。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政党力量制造了一种非此即彼的观念，即救国-入党-进步与卖国-禁党-反动的两分法。事实上，一种观念越是通俗易懂、越是政治正确，就越能吸引更多的信仰者；也只有以这种简单粗暴的单一解释进路，政党才能够将原先多元、复杂、松散的社会纳入自己毂中。五四之后大力支持学生运动的舆论，起先是受一种一味强调政治参与的全面民主观念所影响，后来就难以撇除党派背景。早期国民党高层如胡汉民、戴季陶等尚对学生运动有所保留；该党改组之后，集权倾向愈发明显，其舆论机构如上海《民国日报》等就开始极力赞赏学生的活动，也正因为此，它曾引起梁启超等人的批评。而共产党作为一个天生依赖群众运动的政党，更是看重民众中的“精英成员”——学生群体。十月革命之后，以社会主义为主旨的各种组织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努力下建立起来，其主要成员正是学生。显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有明确主张、有成功前例的意识形态，比“救国”等空洞概念更能吸引参与者。
一位浙江六师学生曾有此代表性的话语：“我个人底观察，学校的阻碍进步，学生便有闹风潮的必要。这种风潮越闹，学校愈会进步，大家齐来，有可闹处、使我们不满意处，我们正不妨闹个天翻地覆，从黑暗处闹出光明，不怕斥革，何怕政界干涉，在校里做一个闹风潮的分子，就是于社会上留一粒革命种子，将来学校的进步，社会的改造，不靠着我们，还靠哪一个呢！”由此我们也能够窥见政党得以成功掌控学生的些许原因。后五四时期的学生持有一种以“闹”为核心的扬“动”抑“静”的活力论-进步世界观，而他们同时也对自身行动的正确性抱有充分信心，因此，学生自治也是学生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在此背后则是朴素的无政府主义/激进民主思潮：首先是反权威的平等主义，继而是政治合法性的粗暴重建。然而，这种简易的政治理念显然无法与体系化的、训练有素的政党意识形态相比：后者吞噬前者之后，学生群体为党派所支配便不足为奇了。
1925年初，上海日资企业发生童工被害事件，逐渐引发波及全国的罢工潮。学生群体亦积极参与其中，却遭公共租界巡捕抓捕；其间亦有政府武力镇压出现。各界民众最后在上海公共租界组织大型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守卫老闸捕房的英国巡捕即行开枪，酿成十三人死亡的惨剧，是为“五卅惨案”。此事例作为五四后“力争外交”诉求之高潮，不仅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又一次释放，更表明了自主学生运动的瓦解。在抗争中，各地的学生会——学生自治的象征——均丧失了领导权，而政党力量却介入其中，将工人、市民与学生熔为一体，展现出强大的组织能力。应该看到，对于五卅事件而言，我们切不可将其纳入弱势民众反抗国内威权政府/国外帝国主义的传统解释范式：这种常规理解完全忽视了党派组织的领导作用。实际上，社会运动若要迅速发展壮大，民众尤其是学生群体的自主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政党式力量的实质参与。可惜，在现代中国这一特殊环境中，政党一旦借此上位，就再无可为牵制之物；政治事务就此沦为党派间纯粹现实性的博弈。
因此，学生群体总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况：一方面，一味区分学术与政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蔡元培式的主张，既不现实，亦不合理；另一方面，在公共生活的政治为争权夺利的超常党派斗争所取代的大前提下，学生对政治的参与，似乎也难逃被工具化的命运。我们可以从胡适身上窥见这种悲剧处境：学成归国后，胡博士曾发“二十年不谈政治”之愿，但旋即就参与联名《争自由的宣言》，正式树立其公共知识分子地位，自此再未回返书斋。然而，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从名流至白身，从学者到学生，他们所持有的或深刻或朴素的社会理想，无一不需面对现实境况的考验；国家的曲折命运，无时无刻不在动摇着人们的观念。而自国共两党相继踏上政治舞台以来，一种现实性的、施密特式的绝对敌-我斗争愈发显明，它逼迫着人们作出立即的决断：在此基础上，是非再不重要，观念亦无意义，一切都在党派冲突中化为空无的幻影了。
五卅事件之后，迅速走向“政治成熟”的国共两党愈加意识到学生群体的重要性，遂抛开顾忌，直截了当地发动了“运动学生”的行动。彼时两党所发布的政策章程中，均可见“组织学生”“领导学生运动”等要求；学生在宣传鼓动下，亦纷纷加入党籍，其中国民党之比例更高。事实上，这些行动皆属于政党自我膨胀之过程：如前所述，政党在无规则的非正常社会中，必定趋向于将整个社会纳入自己掌握，从国民党之“党化教育”，到共产党之“社会主义青年团”，均标志着政党力量对学生群体的全面渗透。北伐战争之后，国共各持政权、分道扬镳，此时，前述政府-学生-政党三方变为政党-学生两方；如果说当时学生面对北京政府尚有些许独立地位的话，此时学生群体就彻底沦为全权体制的附庸。再加上两党均循苏式党-团体制，以次一级的团组织全面统辖青年学生，自此，现实主义的政治行动将公共空间压榨至尽，五四以来学生运动的精神彻底泯灭。
现代史肇始于现代性与传统观念的碰撞，这预示着一个诸种观念相互碰撞的时代，它本身就朝向着个人自由。但，正如彻底的多元主张势必解构自身一样，完全松散的社会亦不足以保障这种自由。事实上，“革命”“救国”等政治正确的观念始终横亘于一切思考之上，而政党力量凭借自身行动上的优势，牢牢把握住对上述观念的阐述权，并借此发展出一套严密的意识形态。显然，这种意识形态愈是鲜明、愈是利于组织化，在智识上就愈是教条、愈是空洞。随着政党的膨胀，它如寄生虫一般附着于社会诸领域，污染自由空气，排斥多元观念。这一过程贯穿了整个现代史，而学生运动的变迁正是其组成部分。
五四运动之后，学生运动的主旨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外转内，或者说由“只问外交，不问内政”转向了“力争外交”“澄清内政”；进而，对国内境况的关注逐渐占得上风。学生之中，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蛰伏下来，对民主、平等的要求成为主流；因此，北京政府往往成为学生群体的对立面。如果说五四运动所面对的仅是模糊而陌生的“帝国主义”形象，后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就不得不直面具体而微的社会问题。自此，学生开始自觉介入政治，开始对公共生活施加直接的影响。但遗憾的是，这一状况很快就被破坏，而其根本原因则是“政治”概念的变异；这一切，政党力量难辞其咎。
在此，我们可以断然地说，中国现代史首先应该被理解为政党力量逐步支配社会的历史。这里的关键问题是：1919-1929年间，确实存在着可以被称为“公共领域”的社会空间吗？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在北京政府之下、私人生活之上，民众、尤其是学生曾拥有丰富的机会去影响公共政策。然而，如上文所述，这同时也是一个相当短暂的时期。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积极参与其中的学生群体，是如何被政党力量所操控、被某种现实政治实践所裹挟，最后由运动转为“被运动”的；进而，那些宝贵的机会也随之逐渐丧失。在这一意义上，作为一种旨在与现代社会理想进行对比的叙述，对中国现代史的泛政治化解读并不为过。常有观点指出，与五四这一政治事件相比，新文化运动作为文化领域的变革，无疑对学生造成了更深远的影响。这种看法固然有其道理，但就学生群体在现代史中的整体地位而言，文化上的变革似乎只能让位于政治斗争；若考虑到1949年之后意识形态借威权之手对既有社会所造成的创伤，我们就更应该重视政治领域。凭借着对既有观念的解魅，学生群体虽然曾展现出令人难忘的主动性，但最终还是不免沦为现实政治运作的附庸。从某种角度看，现代史自始至终都被这种运作所支配；换句话说，所谓“真正的历史”只在战场、街头与朝堂，不在讲厅、书刊与民间。这也是坚持泛政治化理解的理据所在，因为“政治”概念之内涵的变迁，正体现出现代中国的历史逻辑：狭义的政治吞噬了广义的政治，也即，现实主义的政治吞噬了作为公共生活的政治。学生运动的变化，正显示了这一逻辑的无情力量，这可谓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悲剧性的一章。
政党组织、尤其是现代史中的政党组织，其首要任务即是争取实质权力；因此，它们先天就趋向于以严密替代松散、以单一替代多元，而这种倾向在无规则的政治环境中又变得格外突出。在此前提下，若政党试图控制社会，后者是断然无法与之抗衡的。北伐战争之前，北京政府-学生群体-国共两党三方处于微妙的状态：政府严防学生入党干政，而学生又将参与政党当作“救国”行动的唯一有效手段。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政党力量制造了一种非此即彼的观念，即救国-入党-进步与卖国-禁党-反动的两分法。事实上，一种观念越是通俗易懂、越是政治正确，就越能吸引更多的信仰者；也只有以这种简单粗暴的单一解释进路，政党才能够将原先多元、复杂、松散的社会纳入自己毂中。五四之后大力支持学生运动的舆论，起先是受一种一味强调政治参与的全面民主观念所影响，后来就难以撇除党派背景。早期国民党高层如胡汉民、戴季陶等尚对学生运动有所保留；该党改组之后，集权倾向愈发明显，其舆论机构如上海《民国日报》等就开始极力赞赏学生的活动，也正因为此，它曾引起梁启超等人的批评。而共产党作为一个天生依赖群众运动的政党，更是看重民众中的“精英成员”——学生群体。十月革命之后，以社会主义为主旨的各种组织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努力下建立起来，其主要成员正是学生。显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有明确主张、有成功前例的意识形态，比“救国”等空洞概念更能吸引参与者。
一位浙江六师学生曾有此代表性的话语：“我个人底观察，学校的阻碍进步，学生便有闹风潮的必要。这种风潮越闹，学校愈会进步，大家齐来，有可闹处、使我们不满意处，我们正不妨闹个天翻地覆，从黑暗处闹出光明，不怕斥革，何怕政界干涉，在校里做一个闹风潮的分子，就是于社会上留一粒革命种子，将来学校的进步，社会的改造，不靠着我们，还靠哪一个呢！”由此我们也能够窥见政党得以成功掌控学生的些许原因。后五四时期的学生持有一种以“闹”为核心的扬“动”抑“静”的活力论-进步世界观，而他们同时也对自身行动的正确性抱有充分信心，因此，学生自治也是学生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在此背后则是朴素的无政府主义/激进民主思潮：首先是反权威的平等主义，继而是政治合法性的粗暴重建。然而，这种简易的政治理念显然无法与体系化的、训练有素的政党意识形态相比：后者吞噬前者之后，学生群体为党派所支配便不足为奇了。
1925年初，上海日资企业发生童工被害事件，逐渐引发波及全国的罢工潮。学生群体亦积极参与其中，却遭公共租界巡捕抓捕；其间亦有政府武力镇压出现。各界民众最后在上海公共租界组织大型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守卫老闸捕房的英国巡捕即行开枪，酿成十三人死亡的惨剧，是为“五卅惨案”。此事例作为五四后“力争外交”诉求之高潮，不仅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又一次释放，更表明了自主学生运动的瓦解。在抗争中，各地的学生会——学生自治的象征——均丧失了领导权，而政党力量却介入其中，将工人、市民与学生熔为一体，展现出强大的组织能力。应该看到，对于五卅事件而言，我们切不可将其纳入弱势民众反抗国内威权政府/国外帝国主义的传统解释范式：这种常规理解完全忽视了党派组织的领导作用。实际上，社会运动若要迅速发展壮大，民众尤其是学生群体的自主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政党式力量的实质参与。可惜，在现代中国这一特殊环境中，政党一旦借此上位，就再无可为牵制之物；政治事务就此沦为党派间纯粹现实性的博弈。
因此，学生群体总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况：一方面，一味区分学术与政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蔡元培式的主张，既不现实，亦不合理；另一方面，在公共生活的政治为争权夺利的超常党派斗争所取代的大前提下，学生对政治的参与，似乎也难逃被工具化的命运。我们可以从胡适身上窥见这种悲剧处境：学成归国后，胡博士曾发“二十年不谈政治”之愿，但旋即就参与联名《争自由的宣言》，正式树立其公共知识分子地位，自此再未回返书斋。然而，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从名流至白身，从学者到学生，他们所持有的或深刻或朴素的社会理想，无一不需面对现实境况的考验；国家的曲折命运，无时无刻不在动摇着人们的观念。而自国共两党相继踏上政治舞台以来，一种现实性的、施密特式的绝对敌-我斗争愈发显明，它逼迫着人们作出立即的决断：在此基础上，是非再不重要，观念亦无意义，一切都在党派冲突中化为空无的幻影了。
五卅事件之后，迅速走向“政治成熟”的国共两党愈加意识到学生群体的重要性，遂抛开顾忌，直截了当地发动了“运动学生”的行动。彼时两党所发布的政策章程中，均可见“组织学生”“领导学生运动”等要求；学生在宣传鼓动下，亦纷纷加入党籍，其中国民党之比例更高。事实上，这些行动皆属于政党自我膨胀之过程：如前所述，政党在无规则的非正常社会中，必定趋向于将整个社会纳入自己掌握，从国民党之“党化教育”，到共产党之“社会主义青年团”，均标志着政党力量对学生群体的全面渗透。北伐战争之后，国共各持政权、分道扬镳，此时，前述政府-学生-政党三方变为政党-学生两方；如果说当时学生面对北京政府尚有些许独立地位的话，此时学生群体就彻底沦为全权体制的附庸。再加上两党均循苏式党-团体制，以次一级的团组织全面统辖青年学生，自此，现实主义的政治行动将公共空间压榨至尽，五四以来学生运动的精神彻底泯灭。
现代史肇始于现代性与传统观念的碰撞，这预示着一个诸种观念相互碰撞的时代，它本身就朝向着个人自由。但，正如彻底的多元主张势必解构自身一样，完全松散的社会亦不足以保障这种自由。事实上，“革命”“救国”等政治正确的观念始终横亘于一切思考之上，而政党力量凭借自身行动上的优势，牢牢把握住对上述观念的阐述权，并借此发展出一套严密的意识形态。显然，这种意识形态愈是鲜明、愈是利于组织化，在智识上就愈是教条、愈是空洞。随着政党的膨胀，它如寄生虫一般附着于社会诸领域，污染自由空气，排斥多元观念。这一过程贯穿了整个现代史，而学生运动的变迁正是其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