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历史，或者一个故事
“现代”一词，与其说是一个自然-时间概念，不如说是一个人造语汇。这里的关键是：对历史的命名，本身就包含着人类对自身境况的理解；换句话说，古今之分的观念暗示着一种历史哲学。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何在，本属经验研究，并不难于回答；但是，将何种区别视为“基本的”、进而视为区分两时代的关键要素，则纯是约定问题。因此，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就决定了政治研究所遵循的原则：不仅是反基础主义的，更（部分地）是非历史主义的。
只要上述历史哲学还被我们所接受，诸时代之根本特征，或者说“基本境况”就依然是政治研究的基石。而对于“现代”而言，我们必定是在历史中赋予它以意义的；它与前现代时期的界限绝非自动显现，而是由我们所规定的；也就是说，“现代”本身仅仅是一个定义、一种发明，正如上文所言，是约定的产物；它是自我确证的。由此，那种意图复兴古典政治的理想就丧失了意义：其话语以古今之分为基础，而古今之分本身却又指示着断裂的、而不是连续的历史观。任何非现代的、更准确地说是不以现代之基本境况为叙述前提的政治思考，就在这种语境中被拒斥了。
这种政治思考的典型范例，即是历史-决定论。如果说柏拉图对最好政制的追问与回答还有可能被理解为属于古希腊城邦史而不是总体人类史的话，患有一种形而上学病症的黑格尔就断然以上帝视角看待政治事务，从而将其纳入了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抽象历史中。而继此之后，更为“现代”亦更为务实的科耶夫提出了一个相当具体的预言：历史将终结于人的“普遍同质化”。所谓普遍同质化，指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差异、完全相同。之所以作此设想，是因为科氏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动力就是人追求承认的欲望，而其根本实现，只有将自身完全同化为所欲之对象方可。在这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势必发生冲突，其结果是：获得承认者成为“主人”，而未获得者成为“奴隶”；伴随而生的还有两种相继出现的社会形态，一为贵族社会，一为资产阶级社会。此二者各存在一种社会规范，科氏分别命名为“贵族的平等性正义”与“资产阶级的等价性正义”，大致对应着“权利平等”与“财产平等”两概念。科氏指出，这两种规范皆不完美，同时，主奴斗争亦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显而易见的结局就是主人与奴隶都成为平等公民，而两种正义经辩证法之正-反-合过程而合为“公民的合题性正义”——即在权利与财产上均平等。最后，作为真正的、极限的终结，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差异也将不复存在；只有这样，人的欲望才会被彻底满足。
普遍同质化世界不仅是一种乌托邦。作为合乎逻辑的未来叙事，它一方面承接启蒙观念，一方面似乎又秉持激进平等理想。简单地看，它所提出的预言似乎仅仅集中于这一点：只要人类尚未完全平等，就必定会继续趋向平等。保证这一趋势的是一种关于人类本性的本质主义理论：表面上，人们都试图成为主人、高人一等，但这其实是对平等的歇斯底里追求所致。每个人都追求承认；而只有当自我与对象完全同一，即当承认他人就等同于承认自身时，对各方而言均十足完满的承认才得以实现。由此能够看出，科耶夫的乌托邦实际上持有一种相当奇特的观念：任何差异都是可比较的，因此任何差异都会造成不平等。因此，看起来它似乎认为世界可以被完全量化，这种毕达哥拉斯主义比经典机械论世界观更加荒诞。它首先要求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认知，归根到底则是语言与逻辑上的错解。
作为科氏的终生论敌之一，施特劳斯曾评论道：这一乌托邦即使能够实现，也必定十分可怖。在这一点上，他的看法难得的正确。
历史-决定论奢求着一种超越性的知识：它试图令我们超越时间——这源于知识论中的常见谬误。即使抛开古今之分，我们对于自身境况的理解，亦是不断变化的；这一事实要求我们不断地重新看待历史，更进一步，历史-决定论的论断也应不断调整，而仅此一点就使得它不得不放弃其预言性质。与之相对，另一种历史哲学要求我们将政治思考架设于作为约定的“基本境况”之上，也正因为此，产生自这种思考方式的政治理想具有自我奠基的特质，即真正以理想而不是预言的方式直面现实世界的诸种事态。这一特征在当代政治哲学论辩中广泛体现出来：例如，罗尔斯与哈贝马斯均将宪法设计作为政治事务的主题，这正表现出对过往历史的轻视——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让世界重新开始”，而越是认识到这一点，面向未来的政治就越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毕竟，重要的问题永远是新的。
美国法学家富勒曾以下面一段多少有些含糊的话形容现代自然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称作‘故事’的这个东西，并不是实际上‘是’的那个东西，而是‘变成’的那个东西；它不是一大堆现实，而是一个流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人类的创造冲动所驱使的，是由他们认为故事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观念所驱使的，正像它是由开启这种冲动的原初事件所驱使的一样。在这里，‘应当’作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和‘是’一样都是真实的，二者都流入到讲故事和复述故事的共同河流中，彼此融合在一起。”此段话不单有法理学的意义，同时也是对现代性之自我奠基的型构过程的准确理解。“故事”具有以下特征：它一方面是虚构的，另一方面又是关联于现实的；与之相似，作为理想的现代性一方面是为人所发明驱动的、非现实的故事，另一方面又立足于现代之基本境况。因此，当哈贝马斯将现代性称为“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时，他至少握住了部分真理：虽然无人知晓现代社会将终结于何处，但只要现代性还是一个故事，它就依然富有生命力。
只要上述历史哲学还被我们所接受，诸时代之根本特征，或者说“基本境况”就依然是政治研究的基石。而对于“现代”而言，我们必定是在历史中赋予它以意义的；它与前现代时期的界限绝非自动显现，而是由我们所规定的；也就是说，“现代”本身仅仅是一个定义、一种发明，正如上文所言，是约定的产物；它是自我确证的。由此，那种意图复兴古典政治的理想就丧失了意义：其话语以古今之分为基础，而古今之分本身却又指示着断裂的、而不是连续的历史观。任何非现代的、更准确地说是不以现代之基本境况为叙述前提的政治思考，就在这种语境中被拒斥了。
这种政治思考的典型范例，即是历史-决定论。如果说柏拉图对最好政制的追问与回答还有可能被理解为属于古希腊城邦史而不是总体人类史的话，患有一种形而上学病症的黑格尔就断然以上帝视角看待政治事务，从而将其纳入了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抽象历史中。而继此之后，更为“现代”亦更为务实的科耶夫提出了一个相当具体的预言：历史将终结于人的“普遍同质化”。所谓普遍同质化，指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差异、完全相同。之所以作此设想，是因为科氏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动力就是人追求承认的欲望，而其根本实现，只有将自身完全同化为所欲之对象方可。在这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势必发生冲突，其结果是：获得承认者成为“主人”，而未获得者成为“奴隶”；伴随而生的还有两种相继出现的社会形态，一为贵族社会，一为资产阶级社会。此二者各存在一种社会规范，科氏分别命名为“贵族的平等性正义”与“资产阶级的等价性正义”，大致对应着“权利平等”与“财产平等”两概念。科氏指出，这两种规范皆不完美，同时，主奴斗争亦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显而易见的结局就是主人与奴隶都成为平等公民，而两种正义经辩证法之正-反-合过程而合为“公民的合题性正义”——即在权利与财产上均平等。最后，作为真正的、极限的终结，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差异也将不复存在；只有这样，人的欲望才会被彻底满足。
普遍同质化世界不仅是一种乌托邦。作为合乎逻辑的未来叙事，它一方面承接启蒙观念，一方面似乎又秉持激进平等理想。简单地看，它所提出的预言似乎仅仅集中于这一点：只要人类尚未完全平等，就必定会继续趋向平等。保证这一趋势的是一种关于人类本性的本质主义理论：表面上，人们都试图成为主人、高人一等，但这其实是对平等的歇斯底里追求所致。每个人都追求承认；而只有当自我与对象完全同一，即当承认他人就等同于承认自身时，对各方而言均十足完满的承认才得以实现。由此能够看出，科耶夫的乌托邦实际上持有一种相当奇特的观念：任何差异都是可比较的，因此任何差异都会造成不平等。因此，看起来它似乎认为世界可以被完全量化，这种毕达哥拉斯主义比经典机械论世界观更加荒诞。它首先要求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认知，归根到底则是语言与逻辑上的错解。
作为科氏的终生论敌之一，施特劳斯曾评论道：这一乌托邦即使能够实现，也必定十分可怖。在这一点上，他的看法难得的正确。
历史-决定论奢求着一种超越性的知识：它试图令我们超越时间——这源于知识论中的常见谬误。即使抛开古今之分，我们对于自身境况的理解，亦是不断变化的；这一事实要求我们不断地重新看待历史，更进一步，历史-决定论的论断也应不断调整，而仅此一点就使得它不得不放弃其预言性质。与之相对，另一种历史哲学要求我们将政治思考架设于作为约定的“基本境况”之上，也正因为此，产生自这种思考方式的政治理想具有自我奠基的特质，即真正以理想而不是预言的方式直面现实世界的诸种事态。这一特征在当代政治哲学论辩中广泛体现出来：例如，罗尔斯与哈贝马斯均将宪法设计作为政治事务的主题，这正表现出对过往历史的轻视——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让世界重新开始”，而越是认识到这一点，面向未来的政治就越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毕竟，重要的问题永远是新的。
美国法学家富勒曾以下面一段多少有些含糊的话形容现代自然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称作‘故事’的这个东西，并不是实际上‘是’的那个东西，而是‘变成’的那个东西；它不是一大堆现实，而是一个流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人类的创造冲动所驱使的，是由他们认为故事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观念所驱使的，正像它是由开启这种冲动的原初事件所驱使的一样。在这里，‘应当’作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和‘是’一样都是真实的，二者都流入到讲故事和复述故事的共同河流中，彼此融合在一起。”此段话不单有法理学的意义，同时也是对现代性之自我奠基的型构过程的准确理解。“故事”具有以下特征：它一方面是虚构的，另一方面又是关联于现实的；与之相似，作为理想的现代性一方面是为人所发明驱动的、非现实的故事，另一方面又立足于现代之基本境况。因此，当哈贝马斯将现代性称为“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时，他至少握住了部分真理：虽然无人知晓现代社会将终结于何处，但只要现代性还是一个故事，它就依然富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