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关于一种政治解释
当代社会的双重性在于：它一方面是自由主义的，另一方面又是现实性的。更准确地说，尽管现实世界受到了自由主义理想的强烈影响，但依然由权力运作与利益追求所主导。这一特征在当代美国的身上尤为突出；应该承认，若撇开为其所宣扬的自由民主观念，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帝国”，尽管是历史上诸帝国中最为弱势者。这一概括的背后是一种现实主义立场，一种将政治视为主权者间纯粹生存斗争的立场。
现实主义是对世界之状况的诸种解释中最流行的一个。这种解释与前述自由主义-现实性的双重性解释相比，存在重大差别。现实主义拒绝承认自由主义理想的独立性，不认为它可以被单纯理解为政治思辨的产物；进一步，任何观念先导的理论均被看成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因此它们都只不过是现实秩序的依附者。这一根深蒂固的立场除了表现出对人类智识能力的不信任外，还指示我们：我们只能以实证主义的方式理解当代世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接受一种概括，就等于接受包含该概括的描述；而构成描述的除却命名，还有一整套解释理论。粗略地说，解释一件事态就意味着对其作因果说明，即指出引发它的原因与它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对于经验科学来说，仅此一项便已足够；但对政治研究而言，还必须考虑人类行为的目的性。自然事态与社会事态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无时无刻不受到价值考量的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政治理论若不以提出价值判断为目的，便必定是贫瘠而空洞的。
“帝国”解释既是对美国之状况的理解，同时又超出了描述的界限。它主要展现了一种道德批判：它指出，美国基本上是不公正的现代国际秩序的创建者、维护者与获利者，因此应该受到批评。吊诡之处就在于：这一解释所提供的说明本身依赖于纯粹的、拒斥政治理想的现实主义观念，但它最终却导向了对某种道德立场的申明。如果现实主义是正确的，政治就完全是一种自然事态，其秩序既算不上公正也算不上不公正；因此，在对它作出价值判断之前，我们必须先行确立一种正义理论，并为其辩护。这一研究逻辑正是当代政治哲学所持有的共识，即可欲世界的设想必须建立在足够稳固的基础上，无论是“无知之幕”（罗尔斯）、“自然权利”（诺齐克）、“商谈民主”（哈贝马斯）还是“钝于禀赋的公平分配”（德沃金），均属于为政治理想确立地基的努力。而这一方面正是现代批判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谱系所欠缺的，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到晚近的典型著作：大卫·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均多多少少存在此类问题。它可能不会影响到理论的实际内容，但依然是对其批判锋芒的严重损害。
分配正义问题是政治正义论题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此方面，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未来社会中资源的极大丰富将会消解分配问题，换句话说，如果资源匮乏的问题不复存在，每个人就能够拥有他所想要的一切东西；“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一论点必须配合一种关于人类本质的理论，具体来说是对人之理性能力的某种要求才显得不那么匪夷所思；否则，某些资源（如时间与空间）的必然匮乏与人类的无限欲求必定产生无法调解的冲突。因此马克思主义所设定的理想人是一种展现人类之卓越特质、充分地享有积极自由的高贵生物，因而其对资源的需求必定是合理的。这使我们联想到斯多葛学派的禁欲主张——表面上看，匮乏使人痛苦，但实际上是欲望的不满足使人痛苦；因此，面对资源的有限，仅需要塑造一种理性人格就足以解决主要问题。在此，我们既不需要“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观念，亦不必对两种自由概念作出精微辨析，就可以看到：这种说法严重混淆了心理问题与现实问题。总的来看，取消分配正义问题，就意味着随意分配是合理的，而这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待人的核心观念。
马克思主义更为出名因而也受到了更多批评的观念是历史决定论的论断。它声称：如果理想社会必然到来，对它的评判就是不重要的。人之行为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微乎其微，因而，事实判断超越了价值判断——这也是相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正义仅是一种“补救道德”的原因。在讨论剥削这一核心概念时，经典马克思主义所突出的并非此关系的非正义性，而是它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之稳定性的危害；而对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过程，其理论亦持有弥赛亚式的态度。这使得马克思主义长期沦为一种在智识上相当贫瘠的传统，事实上，也只有在历史决定论因素退出其叙述视野时，转向了的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地成为一种政治哲学。
自上述转向发生、尤其是罗尔斯《正义论》发表以来，晚近马克思主义论述的重心明显转向了政治正义论题，具体而言则是试图在经典论述的基础上，通过构造普遍民主化与非私有制之理想社会，来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非难。一般来说，左翼批判理论均将美国视为现代性政治实践的典型代表。这一立场所蕴含的对当代世界之基本境况的判断是：现代性已经成为世界秩序的核心，或者说自由主义已然成为政治事务的主导思想。因此，通过批判世界之现状、尤其是批判美国之国家行动，就可以形成对自由主义的挑战；如果能够表明现行秩序的不公正，就足以证明自由主义的不合理。然而，这里存在一个基本逻辑：如果当代世界果真是一个自由主义世界，尤其是，如果美国确实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国家，将它称为“帝国”就是不可思议的，进而，对它进行现实主义解释也就变得不可能；而如果说美国之国家行动仅是利益主导的，它就不可能被称为“自由主义国家”，所谓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也不可能存在。即使宣称自由主义仅是依附于西方帝国主义统治力量的政治意识形态——根据一种陈词滥调所言——强调这一罔顾思想史的论点也无法构成对作为真正政治理想的自由民主观念的反驳。摆在面前的事实是：现代批判理论必须首先在自由主义批判与现实主义批判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而不能混同此二者；而这就需要对当代世界之境况作出正确的判断。
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向我们提供了混同上述批判理路的绝佳范例。哈维在书中选择的主要论敌是一套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其主张有：资本主义全球化、市场化，限制劳工组织与国家权力，反福利政策，等等。这些主张在1989年的《华盛顿共识》中得到了更加清晰的表达。哈维指出，当代世界的状况就是这些理念的实践结果；并且，这一实践造成了大量问题，对此新自由主义应当负责。其中，他尤为强调市场开放政策对民众权益的伤害，其主要体现即是：工会组织与福利制度成为牺牲品，被政府借自由经济为名消除掉了。这导致金融资本再无忌惮，全力侵蚀各个领域，并以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从而产生了社会、生态及政治上的严重后果；按哈维之言，环境破坏与金融危机即是新自由主义一手造成、却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
作为一项历史研究，对于新自由主义理念的追本逐原当然富含价值，但哈维批判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对这一理念本身的评判上，更发生在历史解释之中。其关键是，能否将上述“社会、生态及政治”问题理解为新自由主义理念施行之纯然后果；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可以说，当代世界已经成为自由主义观念先导的社会。然而，哈维又以大篇幅提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上世纪最后十年里以威逼利诱手段对华盛顿共识的大力推行，更强调了这一做法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巨大利益。这又似乎说明，新自由主义远非一种由主流经济学所提出的学术观念，而是一场由帝国主义势力所策划的阴谋，并产生了前述不公正的社会状况。由此，我们就在哈维的论述中同时读到了自由主义批判与现实主义批判；如果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哈维可能更倾向于对当代世界的现实主义解释，那么其评判就无法构成对自由主义观念的威胁。实际上，我们饶有兴味地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发现了这样的叙述：哈维承认他“无法依靠哲学论辩——指出新自由主义权利制度是不正义的——来说服人们”，但是，他依然坚持认为“反对这种权利制度相当容易：接受它，等于接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生活在一种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制度下，不计社会、生态、政治上的后果”。这些叙述多少透出了现代批判理论的困境：一方面，它不能反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正义观念，另一方面，它又误以为当代世界之实际状况是自由主义实践的结果，这种错解又一次导致了它自身在智识上的贫瘠。哈维的上述论述的荒诞之处在于，他竟然认为并非不正义的自由主义理念能够产生不正义的实践结果。这种错误来源于左翼批判论者对当代世界采取了非此即彼的理解：要么是自由主义解释，要么是现实主义解释。如此简单的理解无法承载现实世界中观念力量与利益驱动交织的复杂境况，因而使得其批判显得含糊不清。
如上所述，我们并不直接讨论左翼批判理论之内部内容，而是从解释-评判的政治研究范式出发，澄清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外部问题。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自由主义理想的核心是去国家化进而是去政治化，在此“政治”一词特指“身份政治”——这是迄今为止人类之政治事务的普遍形式——因此，它指向着一种建立在权利之上的、真正的平等待人理想，同时也构成了对现实主义解释的超越。自古典自由主义出现始，这一超越过程已经了持续了三百年，并且还将继续下去，当代社会的双重性正来源于此。
现实主义是对世界之状况的诸种解释中最流行的一个。这种解释与前述自由主义-现实性的双重性解释相比，存在重大差别。现实主义拒绝承认自由主义理想的独立性，不认为它可以被单纯理解为政治思辨的产物；进一步，任何观念先导的理论均被看成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因此它们都只不过是现实秩序的依附者。这一根深蒂固的立场除了表现出对人类智识能力的不信任外，还指示我们：我们只能以实证主义的方式理解当代世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接受一种概括，就等于接受包含该概括的描述；而构成描述的除却命名，还有一整套解释理论。粗略地说，解释一件事态就意味着对其作因果说明，即指出引发它的原因与它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对于经验科学来说，仅此一项便已足够；但对政治研究而言，还必须考虑人类行为的目的性。自然事态与社会事态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无时无刻不受到价值考量的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政治理论若不以提出价值判断为目的，便必定是贫瘠而空洞的。
“帝国”解释既是对美国之状况的理解，同时又超出了描述的界限。它主要展现了一种道德批判：它指出，美国基本上是不公正的现代国际秩序的创建者、维护者与获利者，因此应该受到批评。吊诡之处就在于：这一解释所提供的说明本身依赖于纯粹的、拒斥政治理想的现实主义观念，但它最终却导向了对某种道德立场的申明。如果现实主义是正确的，政治就完全是一种自然事态，其秩序既算不上公正也算不上不公正；因此，在对它作出价值判断之前，我们必须先行确立一种正义理论，并为其辩护。这一研究逻辑正是当代政治哲学所持有的共识，即可欲世界的设想必须建立在足够稳固的基础上，无论是“无知之幕”（罗尔斯）、“自然权利”（诺齐克）、“商谈民主”（哈贝马斯）还是“钝于禀赋的公平分配”（德沃金），均属于为政治理想确立地基的努力。而这一方面正是现代批判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谱系所欠缺的，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到晚近的典型著作：大卫·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均多多少少存在此类问题。它可能不会影响到理论的实际内容，但依然是对其批判锋芒的严重损害。
分配正义问题是政治正义论题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此方面，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未来社会中资源的极大丰富将会消解分配问题，换句话说，如果资源匮乏的问题不复存在，每个人就能够拥有他所想要的一切东西；“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一论点必须配合一种关于人类本质的理论，具体来说是对人之理性能力的某种要求才显得不那么匪夷所思；否则，某些资源（如时间与空间）的必然匮乏与人类的无限欲求必定产生无法调解的冲突。因此马克思主义所设定的理想人是一种展现人类之卓越特质、充分地享有积极自由的高贵生物，因而其对资源的需求必定是合理的。这使我们联想到斯多葛学派的禁欲主张——表面上看，匮乏使人痛苦，但实际上是欲望的不满足使人痛苦；因此，面对资源的有限，仅需要塑造一种理性人格就足以解决主要问题。在此，我们既不需要“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观念，亦不必对两种自由概念作出精微辨析，就可以看到：这种说法严重混淆了心理问题与现实问题。总的来看，取消分配正义问题，就意味着随意分配是合理的，而这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待人的核心观念。
马克思主义更为出名因而也受到了更多批评的观念是历史决定论的论断。它声称：如果理想社会必然到来，对它的评判就是不重要的。人之行为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微乎其微，因而，事实判断超越了价值判断——这也是相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正义仅是一种“补救道德”的原因。在讨论剥削这一核心概念时，经典马克思主义所突出的并非此关系的非正义性，而是它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之稳定性的危害；而对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过程，其理论亦持有弥赛亚式的态度。这使得马克思主义长期沦为一种在智识上相当贫瘠的传统，事实上，也只有在历史决定论因素退出其叙述视野时，转向了的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地成为一种政治哲学。
自上述转向发生、尤其是罗尔斯《正义论》发表以来，晚近马克思主义论述的重心明显转向了政治正义论题，具体而言则是试图在经典论述的基础上，通过构造普遍民主化与非私有制之理想社会，来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非难。一般来说，左翼批判理论均将美国视为现代性政治实践的典型代表。这一立场所蕴含的对当代世界之基本境况的判断是：现代性已经成为世界秩序的核心，或者说自由主义已然成为政治事务的主导思想。因此，通过批判世界之现状、尤其是批判美国之国家行动，就可以形成对自由主义的挑战；如果能够表明现行秩序的不公正，就足以证明自由主义的不合理。然而，这里存在一个基本逻辑：如果当代世界果真是一个自由主义世界，尤其是，如果美国确实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国家，将它称为“帝国”就是不可思议的，进而，对它进行现实主义解释也就变得不可能；而如果说美国之国家行动仅是利益主导的，它就不可能被称为“自由主义国家”，所谓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也不可能存在。即使宣称自由主义仅是依附于西方帝国主义统治力量的政治意识形态——根据一种陈词滥调所言——强调这一罔顾思想史的论点也无法构成对作为真正政治理想的自由民主观念的反驳。摆在面前的事实是：现代批判理论必须首先在自由主义批判与现实主义批判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而不能混同此二者；而这就需要对当代世界之境况作出正确的判断。
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向我们提供了混同上述批判理路的绝佳范例。哈维在书中选择的主要论敌是一套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其主张有：资本主义全球化、市场化，限制劳工组织与国家权力，反福利政策，等等。这些主张在1989年的《华盛顿共识》中得到了更加清晰的表达。哈维指出，当代世界的状况就是这些理念的实践结果；并且，这一实践造成了大量问题，对此新自由主义应当负责。其中，他尤为强调市场开放政策对民众权益的伤害，其主要体现即是：工会组织与福利制度成为牺牲品，被政府借自由经济为名消除掉了。这导致金融资本再无忌惮，全力侵蚀各个领域，并以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从而产生了社会、生态及政治上的严重后果；按哈维之言，环境破坏与金融危机即是新自由主义一手造成、却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
作为一项历史研究，对于新自由主义理念的追本逐原当然富含价值，但哈维批判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对这一理念本身的评判上，更发生在历史解释之中。其关键是，能否将上述“社会、生态及政治”问题理解为新自由主义理念施行之纯然后果；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可以说，当代世界已经成为自由主义观念先导的社会。然而，哈维又以大篇幅提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上世纪最后十年里以威逼利诱手段对华盛顿共识的大力推行，更强调了这一做法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巨大利益。这又似乎说明，新自由主义远非一种由主流经济学所提出的学术观念，而是一场由帝国主义势力所策划的阴谋，并产生了前述不公正的社会状况。由此，我们就在哈维的论述中同时读到了自由主义批判与现实主义批判；如果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哈维可能更倾向于对当代世界的现实主义解释，那么其评判就无法构成对自由主义观念的威胁。实际上，我们饶有兴味地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发现了这样的叙述：哈维承认他“无法依靠哲学论辩——指出新自由主义权利制度是不正义的——来说服人们”，但是，他依然坚持认为“反对这种权利制度相当容易：接受它，等于接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生活在一种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制度下，不计社会、生态、政治上的后果”。这些叙述多少透出了现代批判理论的困境：一方面，它不能反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正义观念，另一方面，它又误以为当代世界之实际状况是自由主义实践的结果，这种错解又一次导致了它自身在智识上的贫瘠。哈维的上述论述的荒诞之处在于，他竟然认为并非不正义的自由主义理念能够产生不正义的实践结果。这种错误来源于左翼批判论者对当代世界采取了非此即彼的理解：要么是自由主义解释，要么是现实主义解释。如此简单的理解无法承载现实世界中观念力量与利益驱动交织的复杂境况，因而使得其批判显得含糊不清。
如上所述，我们并不直接讨论左翼批判理论之内部内容，而是从解释-评判的政治研究范式出发，澄清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外部问题。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自由主义理想的核心是去国家化进而是去政治化，在此“政治”一词特指“身份政治”——这是迄今为止人类之政治事务的普遍形式——因此，它指向着一种建立在权利之上的、真正的平等待人理想，同时也构成了对现实主义解释的超越。自古典自由主义出现始，这一超越过程已经了持续了三百年，并且还将继续下去，当代社会的双重性正来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