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两种自由：能力、意愿与自我决定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按哈贝马斯的用语是私域自律与公域自律——是当代政治哲学的关键议题，不仅深植于古今之争，也关涉到现代社会之架构。自以赛亚·伯林断然区分它们以来，围绕着“免于……”（liberty from）与“去做……”（free to）的争议便从未中止。由于伯林的学术旨趣主要集中于政治思想史，其《两种自由概念》也更倾向于历史考察；因此，当静态的语言分析方法应用于其上时，这一区分似乎便不那么明晰了。但下面我将试图表明：撇开伯林本人过于简化的表述，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是显然的；它们毕竟是人之境况的不同方面。换句话说，此两种自由概念依然属于不同的事实判断。至于经典自由主义抬高前者而贬低后者的意图，则是立足于繁杂的历史事实之上，并不能因两者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任意否定。
麦卡勒姆（McCallum）在其论文《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中指出：自由这一概念就意谓着“免于X而去做Y”，也就是说，一个人有做某事的自由，这一状态本身就包含着他未受某些限制的事实。因此，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自由概念的必要组成部分，无需分开论述。然而，当我们说人拥有“做X的自由”时，就相当于说他“能够做X”；换句话说，即是“有做X的能力”。如果我没有强健的体魄，便没有爬山的能力；进而，就没有爬山的自由。这里的转换是耐人寻味的：能力被当成了自由的前提。仅因某人没有某种技艺，我们便说他没有该种自由——显然，这在用语上是非常荒谬的。积极自由的谬误就在于此。
无论如何，这一谬误只能算作对自然语言的误用。令人不解之处在于，伯林坚持在政治思想史上将柏拉图-卢梭-黑格尔-马克思谱系所犯的错误归咎于积极自由概念。在贡斯当那里，“古代人的自由”有如下特征：它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高扬政治参与的价值，并贬低私人事务；个人无法抵抗公共决议对自己的干涉，在此意义上，公私领域之二分尚未出现；“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在卢梭那里，公共决议更进一步被神圣化；民主制度本身被认为拥有更高的理性意志，因此可以控制个人；个人必须服从这种控制，因为它更“好”、更“正确”。应该承认，伯林对这一谱系的批评是正确的，但那与积极自由并无关系：真正的要点在于，如何理解私人领域及其中心概念：“自主”或“自我决定”。
上述谱系所坚持的核心观念在于：个人尤其是普通民众并不能理解真正深刻的善观念；他们不知道应该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他们无法领会何种事务是最有价值的。换句话说，在生活世界之外存在着某个价值标准，它可以为不同内容的生活方式划分高低层次；至于此标准的制定，要么由出众的智识能力（哲人王）承担，要么由高层次的理性意志（公共决议）承担。在这里出现的倾向是对人之自主性，即在自我决定的基础上追求好生活的能力的全面否认。
可能有人注意到，我在上一句中使用了“能力”一词。自主性-自我决定与积极自由有何关联？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能力，还能称得上是“自由”的吗？这里可能存在一个更隐微因而也更为重要的细节：自我决定与一般意义上的“技艺”或“做X的能力”并不属于同一类。如果不澄清这一差别，就不可能清晰地理解两种自由概念。
我们之所以会说人是“自主的”，是因为他能够产生种种意愿，并且能够根据它们行动。意愿当然同样有其原因，就此点而言，人依然服从于决定论；而且，只有以决定论为前提，自由意志才成为可能。自我决定的能力即体现于意愿之制造；它作用于人自身——用一个不甚严格的概念来说是“自我”——并且与物质条件无关。或者说，自我决定的对象是一般意义上的“技艺”或“做X的能力”；自我决定是一种决定人之能力之使用的能力。因此，自我决定与积极自由概念无涉，更进一步说，尽管自由不应与能力关联，但自主性-自我决定应当是自由状态的必要条件。
自我决定应当被理解为人的本质能力，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拥有这种能力，便不会被当作人来对待，正如我们不会在治疗事务上征求精神病人的意愿。自由主义的重要观念即是：拥有这一能力便意味着拥有追求自我认定之好生活的权利，并且国家必须在“何为好生活”的议题上保持中立。也就是说，自我决定最终应落实到对生活内容与生活方式的决定，并且，前述柏拉图-卢梭-黑格尔-马克思谱系所宣称的价值标准并不存在。这一观念引起了大量批评，而自由主义在对它的捍卫则主要集中于：一，就个人而言，源于内心、合乎意愿并为他所选择的生活，对他来说才有可能是好生活——也即，强迫人过一种好生活是毫无意义的；二，对行动之价值的评价与行动者自身的观念强烈相关，一种行动的价值高低，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因此，国家中立意谓着：在好生活议题上，不仅不能有强迫之举，甚至不能施以诱导。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国家才是纯粹“政治的”（political，相对于“整全性的”或“形而上学的”）。当代自由主义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自由帮助我们认识到对于我们什么才是好（罗尔斯），帮助我们“追踪最好”（诺齐克）。
那么，自由究竟由什么构成？当我们说一个人处于自由状态时，又意味着什么？我想，正确的回答是：自由应该由消极自由——免受限制——与自我决定能力组成。鉴于自由概念只对人有意义，伯林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正确的。而他的错误就在于将对自决能力的否弃归因于积极自由——然而，前面已经表明，人之自主性-自我决定与两种自由概念均无关系。对于观念研究而言，撇除用语的混乱固然重要，但关键的是能否产生洞见。严格地说，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伯林做到了前者，却没能在更大视野下的思想史研究中提出令人信服的论述；在这一点上，当代自由主义无疑做得更好。
2011/2/28 附注：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详细讨论了消极自由概念与能力的关系。他对比了两种情况：一是某人因病而只能躺在床上；二是某人被锁链限制在床上。他认为，前者没有行动能力，因此谈不上自由或不自由；后者显然是被限制了自由。这一讨论揭示出前文的欠妥之处，即能力之缺失未必与自由无关。
在霍布斯的例子中，前者之病症如果是一种自然状况（即非由他人所造成），就没有限制他的自由。因自然状况而缺失的能力与人的自由无关；任何人均不是全能者，其能力必然有限，若我们因此说所有人均不自由，就犯了语言错误，至少是使得“自由”一词丧失了原先的意义。而第二种情况下，锁链显然由他人所施加，其之自由的丧失是毫无疑义的。
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应该关注能力的增减。如果能力的减少由他人所引发，就侵犯了自由；如果仅属于自然状况，就不能视为对自由的侵犯。这说明，伯林的原始文本对消极自由的分析依然是正确的。
以上结论使我联想到Edward Feser在其论文“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n Unjust Initial Acquisition”中提出的有力论证：有一无主物R，A想获得它，这种获得并不是不正义的。因为，如果它不正义，那么必定是由于侵犯了他人的权利；但是，由于R本身是无主物，没有人对它有权利，所以，对无主物的获取——最初获取（Initial Acquisition）既谈不上正义也谈不上非正义。这一论证揭示出的是：公平正义的内核是权利，而权利的增减只可能来自人为原因。我们应该说：自由即权利。除消极自由外，对自由的其他理解，均超出了权利之界限。
麦卡勒姆（McCallum）在其论文《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中指出：自由这一概念就意谓着“免于X而去做Y”，也就是说，一个人有做某事的自由，这一状态本身就包含着他未受某些限制的事实。因此，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自由概念的必要组成部分，无需分开论述。然而，当我们说人拥有“做X的自由”时，就相当于说他“能够做X”；换句话说，即是“有做X的能力”。如果我没有强健的体魄，便没有爬山的能力；进而，就没有爬山的自由。这里的转换是耐人寻味的：能力被当成了自由的前提。仅因某人没有某种技艺，我们便说他没有该种自由——显然，这在用语上是非常荒谬的。积极自由的谬误就在于此。
无论如何，这一谬误只能算作对自然语言的误用。令人不解之处在于，伯林坚持在政治思想史上将柏拉图-卢梭-黑格尔-马克思谱系所犯的错误归咎于积极自由概念。在贡斯当那里，“古代人的自由”有如下特征：它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高扬政治参与的价值，并贬低私人事务；个人无法抵抗公共决议对自己的干涉，在此意义上，公私领域之二分尚未出现；“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在卢梭那里，公共决议更进一步被神圣化；民主制度本身被认为拥有更高的理性意志，因此可以控制个人；个人必须服从这种控制，因为它更“好”、更“正确”。应该承认，伯林对这一谱系的批评是正确的，但那与积极自由并无关系：真正的要点在于，如何理解私人领域及其中心概念：“自主”或“自我决定”。
上述谱系所坚持的核心观念在于：个人尤其是普通民众并不能理解真正深刻的善观念；他们不知道应该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他们无法领会何种事务是最有价值的。换句话说，在生活世界之外存在着某个价值标准，它可以为不同内容的生活方式划分高低层次；至于此标准的制定，要么由出众的智识能力（哲人王）承担，要么由高层次的理性意志（公共决议）承担。在这里出现的倾向是对人之自主性，即在自我决定的基础上追求好生活的能力的全面否认。
可能有人注意到，我在上一句中使用了“能力”一词。自主性-自我决定与积极自由有何关联？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能力，还能称得上是“自由”的吗？这里可能存在一个更隐微因而也更为重要的细节：自我决定与一般意义上的“技艺”或“做X的能力”并不属于同一类。如果不澄清这一差别，就不可能清晰地理解两种自由概念。
我们之所以会说人是“自主的”，是因为他能够产生种种意愿，并且能够根据它们行动。意愿当然同样有其原因，就此点而言，人依然服从于决定论；而且，只有以决定论为前提，自由意志才成为可能。自我决定的能力即体现于意愿之制造；它作用于人自身——用一个不甚严格的概念来说是“自我”——并且与物质条件无关。或者说，自我决定的对象是一般意义上的“技艺”或“做X的能力”；自我决定是一种决定人之能力之使用的能力。因此，自我决定与积极自由概念无涉，更进一步说，尽管自由不应与能力关联，但自主性-自我决定应当是自由状态的必要条件。
自我决定应当被理解为人的本质能力，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拥有这种能力，便不会被当作人来对待，正如我们不会在治疗事务上征求精神病人的意愿。自由主义的重要观念即是：拥有这一能力便意味着拥有追求自我认定之好生活的权利，并且国家必须在“何为好生活”的议题上保持中立。也就是说，自我决定最终应落实到对生活内容与生活方式的决定，并且，前述柏拉图-卢梭-黑格尔-马克思谱系所宣称的价值标准并不存在。这一观念引起了大量批评，而自由主义在对它的捍卫则主要集中于：一，就个人而言，源于内心、合乎意愿并为他所选择的生活，对他来说才有可能是好生活——也即，强迫人过一种好生活是毫无意义的；二，对行动之价值的评价与行动者自身的观念强烈相关，一种行动的价值高低，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因此，国家中立意谓着：在好生活议题上，不仅不能有强迫之举，甚至不能施以诱导。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国家才是纯粹“政治的”（political，相对于“整全性的”或“形而上学的”）。当代自由主义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自由帮助我们认识到对于我们什么才是好（罗尔斯），帮助我们“追踪最好”（诺齐克）。
那么，自由究竟由什么构成？当我们说一个人处于自由状态时，又意味着什么？我想，正确的回答是：自由应该由消极自由——免受限制——与自我决定能力组成。鉴于自由概念只对人有意义，伯林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正确的。而他的错误就在于将对自决能力的否弃归因于积极自由——然而，前面已经表明，人之自主性-自我决定与两种自由概念均无关系。对于观念研究而言，撇除用语的混乱固然重要，但关键的是能否产生洞见。严格地说，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伯林做到了前者，却没能在更大视野下的思想史研究中提出令人信服的论述；在这一点上，当代自由主义无疑做得更好。
2011/2/28 附注：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详细讨论了消极自由概念与能力的关系。他对比了两种情况：一是某人因病而只能躺在床上；二是某人被锁链限制在床上。他认为，前者没有行动能力，因此谈不上自由或不自由；后者显然是被限制了自由。这一讨论揭示出前文的欠妥之处，即能力之缺失未必与自由无关。
在霍布斯的例子中，前者之病症如果是一种自然状况（即非由他人所造成），就没有限制他的自由。因自然状况而缺失的能力与人的自由无关；任何人均不是全能者，其能力必然有限，若我们因此说所有人均不自由，就犯了语言错误，至少是使得“自由”一词丧失了原先的意义。而第二种情况下，锁链显然由他人所施加，其之自由的丧失是毫无疑义的。
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应该关注能力的增减。如果能力的减少由他人所引发，就侵犯了自由；如果仅属于自然状况，就不能视为对自由的侵犯。这说明，伯林的原始文本对消极自由的分析依然是正确的。
以上结论使我联想到Edward Feser在其论文“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n Unjust Initial Acquisition”中提出的有力论证：有一无主物R，A想获得它，这种获得并不是不正义的。因为，如果它不正义，那么必定是由于侵犯了他人的权利；但是，由于R本身是无主物，没有人对它有权利，所以，对无主物的获取——最初获取（Initial Acquisition）既谈不上正义也谈不上非正义。这一论证揭示出的是：公平正义的内核是权利，而权利的增减只可能来自人为原因。我们应该说：自由即权利。除消极自由外，对自由的其他理解，均超出了权利之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