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出位之行
1999年，北约致力于制止南斯拉夫政府军对少数族群的屠杀，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对此，全球知识分子一夜之间似乎都变成了程序正义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对北约此举大张挞伐，仿佛西方国家已然成为霸权政治的推动方。此时，哈贝马斯出人意料地在德国《时代周报》上发表了以《兽性与人性——处于法律与道德临界点上的战争》为题的文章，为北约辩护。他指出，科索沃战争从目的到手段都应该被理解成一种“保护行为”；北约的行动是“世界公民”捍卫普遍人权的正义之举。之后，中国学者曹卫东访问哈贝马斯，写出了名为《哈贝马斯：出位之思》的文章，其中指出：哈氏的辩护难免会引发许多误解，进而可能被理解为为德国的外交政策宣传造势，甚至亦不免沦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像哈贝马斯这样的著名公共人物，不应该贸然介入现实的政治活动。由此，哈氏的举动显然是一种“出位之思”。
哲人以其话语闻名；思想是他唯一的武器。哈贝马斯敢于在关键时期逆主流舆论而动，却被斥为所谓“政治不正确”。这种指责是否公允，尚可讨论。无论如何，这桩公案毕竟还停留在话语圈之内，出位与否，或许并不重要；然而，当这一界限被突破时，后果便大不相同。
一般说来，哲人的现实生命多如康德一般甚为平凡，但一旦有些许亮点被发掘出来，便会引发人们无穷无尽的议论兴趣。从阿尔都塞误杀妻子，到福柯因艾滋病而死；从培根贪污受贿，到施密特为纳粹辩护，这些事件均已成为永恒的热点话题。不过，它们之所以引人注目，无非还是因为超越了常人行为的界限；而下面的事例，则显得与众不同。
诺姆·乔姆斯基，当今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其学术兴趣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点：语言哲学，以及左翼批判政治。他长期以对现代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秩序的锋锐批判而闻名。就像每一位常规的学院知识分子那样，他同样以其学术生产为经济来源。这当然是再平常不过的一点；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因为乔姆斯基作为批判现实社会的左翼知识分子，却像社会中的正常人一样行动并获得了突出的成功，才显得格外出位。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作者彼得·施瓦茨（Peter Schweizer）敏锐的注意到，在许多为我们所熟知、甚至为我们所信任的意见领袖身上，均存在这种言行间的深刻矛盾；而乔氏又是其中的典型。下面的内容，便来自其作品《说一套，做一套：关于自由派之虚伪的档案》（Do as I Say (Not as I Do): Profiles in Liberal Hypocrisy）之中一篇揭露乔氏“真面目”的檄文。
社会贫富差距一直是乔姆斯基所关注的重要主题。他认为，富人采用了各种用于避税的信托方案，这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美国税法非但没有在这方面发挥好的作用，反而沦为了一种压榨穷人的机制。然而，乔氏自己就在使用这种避税方式：为了保护其两百多万美元的财产，乔姆斯基在波士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帮助下，设计了一种以其女儿黛安·乔姆斯基（Diane Chomsky）命名的不可撤销信托计划。看起来，他正使用他所激烈批判的方式，保卫自己的财产。
乔姆斯基声称反感贫富差距，因此支持财产再分配政策——只要这种政策不波及到自己。他一定在暗自祈祷：我的政治主张可千万不要现在就生效啊！
当施瓦茨就此事询问乔氏本人时，他报之以布尔乔亚式的温情回答：“我不会为把财产留给孩子们而道歉的。”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其他这么做的人就要受到谴责。难道他们就不能给自己的孩子保留财产吗？——当然，之后他又给出了一个颇好的理由：他自己之所以可以避税，是因为他和他的家人在“试图帮助受苦受难的人民”。
事实上，乔姆斯基如此富有，正是因为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虽然口口声声反对利润，却俨然已经建成了一个商业品牌。他的各种作品，同样作为传媒市场上的商品而存在，这和许多演员并无二致。他以这种方式赚钱——比如，他每在大学发表一次演讲，就能获得一万两千美元。通常，这种演讲每年都会有数十次。
如果你不能当面聆听他的教诲，也没关系。你可以在互联网上付费下载他的演说音频。一段关于财产权的录音资料售价79美分；而一张CD的价格则是12.99美元。
当然，书籍才是乔姆斯基的主要营收手段。他的著作通常都是国际市场的畅销品；“乔姆斯基”这个品牌就意味着大卖。按照书商的话说，“我们只需要把乔姆斯基的名字印到书上，就可以等着销售一空了！”
虽然他的著作深受欢迎，但写作对他而言非常轻松，因为其晚近作品基本上都是由演说稿和采访记录改编而成的。你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左翼批判理论的“多层次营销”（multi-level marketing）。乔姆斯基说：“你在各种杂志上所读到的我的文章，基本上都改编自访谈和会议记录。我是一个‘寄生物’。我的意思是，我的思想是建立在其他人的行动之上的。我很乐意这么做。”
在9.11事件后，乔姆斯基的市场影响获得了提升，因为他声称该事件实际上是一场牟取暴利的长期战争的起点。很快，他发现自己更加抢手了，就将自己的演讲费由九千美元增加到一万两千美元。一家出版社就9.11事件对他进行了采访，并很快将访谈稿出版发行。他那富有争议的观点被翻译成十九种语言，畅销世界各国——不难想象，仅此一项乔姆斯基就获利甚丰。
数年来，乔姆斯基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了持久的攻击。他认为，这种观念对大众毫无好处。而知识产权更是如此——乔氏指出，即使制药企业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去研制一种新药，也应该把它免费提供给患者。
当然，他的观点同样不适用于自己。乔姆斯基音频作品的代理商Alternative Tentacles警告说，免费下载是不被允许的。而其文字作品一样受到限制——在乔姆斯基官方网站上，有如下声明：“此网站的资料之版权属于诺姆·乔姆斯基和/或诺姆·乔姆斯基及其合作者。未经书面许可，本网站的资料不得转载、翻印。”当然，如果你确实感兴趣，也可以得到部分授权。
激进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思想当作武器；乔姆斯基却在其中看到了发财机会。
2002年10月，费城举办了一场名为“乔姆斯基：媒体与民主”的主题演讲。只要花费十五美元，你就可以亲耳聆听他对资本主义之恶的批判；再花上三十五美元，你甚至可以参加会谈，而他将直接与你交流。在演讲中，乔姆斯基指出：“民主制度需要自由、独立且勇于寻求真相的媒体。”在演讲结束后，一名当地左翼报纸的记者试图采访他，却被告知，她这样一名“自由、独立且用于寻求真相”的记者需要再花上三十五美元才行。
美国的商业经济，是乔姆斯基所深恶痛绝的批判对象。在他看来，美国商业一无是处。他描绘了一副黑暗的图画：美国正在“不负责任的、致命的统治机构”的影响下堕落。他将公司称为“私人的暴政”，并认为它们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似”。按照他的观点，资本主义秩序就是一场“丑恶的灾难”。
但是，在自己的退休金事务上，事情就变得格外有趣了。乔姆斯基发现，他所严厉斥责的美国公司提供了一些非常棒的投资方案。当面对由他所在的学校——麻省理工学院——所提供的退休金计划时，乔姆斯基并未将自己的资产投入市场基金或政府基金，而是加入了股市，并选择了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TIAA-CREF）的股票。实际上，该基金会的投资对象正是乔姆斯基所大肆指责的美国商业公司，各行各业均有涉及。
当施瓦茨就此事向乔姆斯基提问时，他回应说：“我还能怎么做？”并反问道：“难道我应该搬到（贫穷落后的）蒙大拿，然后在那里找个破旧小屋住下？”这种回答非常聪明。乔氏认为，我们的生活不可能完全避开资本主义秩序，不可能与商业经济脱离联系。但他其实有更好的选择——有许多基金是用于社会福利或公益目的的。它们只是不能提供最大化的经济回报而已。
（原文见：Noam Chomsky, Closet Capitalist）
必须承认，施瓦茨的指责令人难堪。当对哲人的批评脱离了繁复难懂的理论说辞，并且以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事实为凭据时，就产生了一股难以回避的力量。乔姆斯基的行为显示，他具有经济人的主要特征：理性，并且自利。在这方面，他甚至比大多数人——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学术同行——都优秀。这一现象与他的思想大相径庭，的确是彻头彻尾的“说一套，做一套”。
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必须承认，哲人的思想总是对现实境况的超越；这就意味着，言行合一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可以将所有的情况都混为一谈。不难想象，对乔姆斯基的辩护可能是：“每个人都这样，不是吗？难道那些无政府自由主义者不也在向政府缴税吗？难道每名共产主义者都已经举行武装暴动了吗？”确实，我们的行动总受到现实境况的掣肘，但我们的思想却是自由的。如果总是拿行为的界限来衡量思想，思想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就。在这里，对现实的态度或许是有效的判断标准。自由主义者之言行不一的背后是：他立足于现代社会的根本境况之上；他赞同支撑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他希望通过话语来改善这个世界。因此，他愿意继续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且接受现时的诸多政策。然而，像乔姆斯基这样的学者，他一方面批判着现代社会的各种基础观念，一方面却积极地迎合商业市场，积极地追求自由经济所提供的各种机遇。在他的生命之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的行动正肯认着他的话语所完全不肯认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乔姆斯基的学术生涯，以下评语是合适的：“几十年来，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谴责自己的祖国，往往在积满对句法理论一窍不通的崇拜者的大厅前慷慨陈词。他的公开露面多数都在美国，这个唯一以荣誉和机会奖励诋毁它的人的国家，并让诋毁成为给诋毁者带来好处的生活方式。”
哲人以其话语闻名；思想是他唯一的武器。哈贝马斯敢于在关键时期逆主流舆论而动，却被斥为所谓“政治不正确”。这种指责是否公允，尚可讨论。无论如何，这桩公案毕竟还停留在话语圈之内，出位与否，或许并不重要；然而，当这一界限被突破时，后果便大不相同。
一般说来，哲人的现实生命多如康德一般甚为平凡，但一旦有些许亮点被发掘出来，便会引发人们无穷无尽的议论兴趣。从阿尔都塞误杀妻子，到福柯因艾滋病而死；从培根贪污受贿，到施密特为纳粹辩护，这些事件均已成为永恒的热点话题。不过，它们之所以引人注目，无非还是因为超越了常人行为的界限；而下面的事例，则显得与众不同。
诺姆·乔姆斯基，当今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其学术兴趣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点：语言哲学，以及左翼批判政治。他长期以对现代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秩序的锋锐批判而闻名。就像每一位常规的学院知识分子那样，他同样以其学术生产为经济来源。这当然是再平常不过的一点；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因为乔姆斯基作为批判现实社会的左翼知识分子，却像社会中的正常人一样行动并获得了突出的成功，才显得格外出位。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作者彼得·施瓦茨（Peter Schweizer）敏锐的注意到，在许多为我们所熟知、甚至为我们所信任的意见领袖身上，均存在这种言行间的深刻矛盾；而乔氏又是其中的典型。下面的内容，便来自其作品《说一套，做一套：关于自由派之虚伪的档案》（Do as I Say (Not as I Do): Profiles in Liberal Hypocrisy）之中一篇揭露乔氏“真面目”的檄文。
社会贫富差距一直是乔姆斯基所关注的重要主题。他认为，富人采用了各种用于避税的信托方案，这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美国税法非但没有在这方面发挥好的作用，反而沦为了一种压榨穷人的机制。然而，乔氏自己就在使用这种避税方式：为了保护其两百多万美元的财产，乔姆斯基在波士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帮助下，设计了一种以其女儿黛安·乔姆斯基（Diane Chomsky）命名的不可撤销信托计划。看起来，他正使用他所激烈批判的方式，保卫自己的财产。
乔姆斯基声称反感贫富差距，因此支持财产再分配政策——只要这种政策不波及到自己。他一定在暗自祈祷：我的政治主张可千万不要现在就生效啊！
当施瓦茨就此事询问乔氏本人时，他报之以布尔乔亚式的温情回答：“我不会为把财产留给孩子们而道歉的。”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其他这么做的人就要受到谴责。难道他们就不能给自己的孩子保留财产吗？——当然，之后他又给出了一个颇好的理由：他自己之所以可以避税，是因为他和他的家人在“试图帮助受苦受难的人民”。
事实上，乔姆斯基如此富有，正是因为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虽然口口声声反对利润，却俨然已经建成了一个商业品牌。他的各种作品，同样作为传媒市场上的商品而存在，这和许多演员并无二致。他以这种方式赚钱——比如，他每在大学发表一次演讲，就能获得一万两千美元。通常，这种演讲每年都会有数十次。
如果你不能当面聆听他的教诲，也没关系。你可以在互联网上付费下载他的演说音频。一段关于财产权的录音资料售价79美分；而一张CD的价格则是12.99美元。
当然，书籍才是乔姆斯基的主要营收手段。他的著作通常都是国际市场的畅销品；“乔姆斯基”这个品牌就意味着大卖。按照书商的话说，“我们只需要把乔姆斯基的名字印到书上，就可以等着销售一空了！”
虽然他的著作深受欢迎，但写作对他而言非常轻松，因为其晚近作品基本上都是由演说稿和采访记录改编而成的。你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左翼批判理论的“多层次营销”（multi-level marketing）。乔姆斯基说：“你在各种杂志上所读到的我的文章，基本上都改编自访谈和会议记录。我是一个‘寄生物’。我的意思是，我的思想是建立在其他人的行动之上的。我很乐意这么做。”
在9.11事件后，乔姆斯基的市场影响获得了提升，因为他声称该事件实际上是一场牟取暴利的长期战争的起点。很快，他发现自己更加抢手了，就将自己的演讲费由九千美元增加到一万两千美元。一家出版社就9.11事件对他进行了采访，并很快将访谈稿出版发行。他那富有争议的观点被翻译成十九种语言，畅销世界各国——不难想象，仅此一项乔姆斯基就获利甚丰。
数年来，乔姆斯基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了持久的攻击。他认为，这种观念对大众毫无好处。而知识产权更是如此——乔氏指出，即使制药企业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去研制一种新药，也应该把它免费提供给患者。
当然，他的观点同样不适用于自己。乔姆斯基音频作品的代理商Alternative Tentacles警告说，免费下载是不被允许的。而其文字作品一样受到限制——在乔姆斯基官方网站上，有如下声明：“此网站的资料之版权属于诺姆·乔姆斯基和/或诺姆·乔姆斯基及其合作者。未经书面许可，本网站的资料不得转载、翻印。”当然，如果你确实感兴趣，也可以得到部分授权。
激进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思想当作武器；乔姆斯基却在其中看到了发财机会。
2002年10月，费城举办了一场名为“乔姆斯基：媒体与民主”的主题演讲。只要花费十五美元，你就可以亲耳聆听他对资本主义之恶的批判；再花上三十五美元，你甚至可以参加会谈，而他将直接与你交流。在演讲中，乔姆斯基指出：“民主制度需要自由、独立且勇于寻求真相的媒体。”在演讲结束后，一名当地左翼报纸的记者试图采访他，却被告知，她这样一名“自由、独立且用于寻求真相”的记者需要再花上三十五美元才行。
美国的商业经济，是乔姆斯基所深恶痛绝的批判对象。在他看来，美国商业一无是处。他描绘了一副黑暗的图画：美国正在“不负责任的、致命的统治机构”的影响下堕落。他将公司称为“私人的暴政”，并认为它们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似”。按照他的观点，资本主义秩序就是一场“丑恶的灾难”。
但是，在自己的退休金事务上，事情就变得格外有趣了。乔姆斯基发现，他所严厉斥责的美国公司提供了一些非常棒的投资方案。当面对由他所在的学校——麻省理工学院——所提供的退休金计划时，乔姆斯基并未将自己的资产投入市场基金或政府基金，而是加入了股市，并选择了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TIAA-CREF）的股票。实际上，该基金会的投资对象正是乔姆斯基所大肆指责的美国商业公司，各行各业均有涉及。
当施瓦茨就此事向乔姆斯基提问时，他回应说：“我还能怎么做？”并反问道：“难道我应该搬到（贫穷落后的）蒙大拿，然后在那里找个破旧小屋住下？”这种回答非常聪明。乔氏认为，我们的生活不可能完全避开资本主义秩序，不可能与商业经济脱离联系。但他其实有更好的选择——有许多基金是用于社会福利或公益目的的。它们只是不能提供最大化的经济回报而已。
（原文见：Noam Chomsky, Closet Capitalist）
必须承认，施瓦茨的指责令人难堪。当对哲人的批评脱离了繁复难懂的理论说辞，并且以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事实为凭据时，就产生了一股难以回避的力量。乔姆斯基的行为显示，他具有经济人的主要特征：理性，并且自利。在这方面，他甚至比大多数人——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学术同行——都优秀。这一现象与他的思想大相径庭，的确是彻头彻尾的“说一套，做一套”。
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必须承认，哲人的思想总是对现实境况的超越；这就意味着，言行合一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可以将所有的情况都混为一谈。不难想象，对乔姆斯基的辩护可能是：“每个人都这样，不是吗？难道那些无政府自由主义者不也在向政府缴税吗？难道每名共产主义者都已经举行武装暴动了吗？”确实，我们的行动总受到现实境况的掣肘，但我们的思想却是自由的。如果总是拿行为的界限来衡量思想，思想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就。在这里，对现实的态度或许是有效的判断标准。自由主义者之言行不一的背后是：他立足于现代社会的根本境况之上；他赞同支撑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他希望通过话语来改善这个世界。因此，他愿意继续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且接受现时的诸多政策。然而，像乔姆斯基这样的学者，他一方面批判着现代社会的各种基础观念，一方面却积极地迎合商业市场，积极地追求自由经济所提供的各种机遇。在他的生命之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的行动正肯认着他的话语所完全不肯认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乔姆斯基的学术生涯，以下评语是合适的：“几十年来，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谴责自己的祖国，往往在积满对句法理论一窍不通的崇拜者的大厅前慷慨陈词。他的公开露面多数都在美国，这个唯一以荣誉和机会奖励诋毁它的人的国家，并让诋毁成为给诋毁者带来好处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