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成熟”：关于一种教条与偏见
“幼稚-成熟”是一对耐人寻味的概念。马克斯•韦伯将“政治成熟”归结为一个经济充分成长的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政治秩序的过程。这一政治秩序即“大众民主”：将大众聚拢于民主制度之中，以此化解经济发展带来的多元化对整体社会的危害。甘阳在《走向“政治民族”》这一著名文章中，借用此概念，成功的将前现代国家的政治转型诉求，歪曲为建立强力的民族-国家中心主义观念霸权的主张。显然，此种荒谬见解势必引出诸种虚无主义后果，并给当前种种短视的社会政策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阴谋提供合理性。
考虑韦伯的实证主义偏好，政治上“幼稚”/“成熟”的划分，明显是实用主义考量的结果。这种考量曾是古典政治哲学的立论之本，即强调现实性与非理想性是政治的本质属性，不能被任何观念所化解、超越。权力运作应当是政治思考所关注的核心，现实感应当是政治思考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任何不带有现实感的思考，不可能具备现实意义，本质上不可能是“政治的”。
以上观点，从根本上将政治置于理想的反面。同时，这不代表可以将政治视为实现理想的工具：政治不可能服从于任何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本身便是一种理想，一种消灭理想的理想。认识到这一点，便是“政治成熟”；反之，便是“幼稚”。此即古典政治哲学向我们揭示的真理。
然而，启蒙时代以来，现实政治的地位不断降低。人们所思考的关键词不再是“权力”，而是“自由”“公平”“正义”等。后者具有丰富的内涵；重要的是，它们真切地构成了许多理想，在这些理想中，政治成了它们的从属，进一步似乎要沦为实现它们的工具。
这一现象，令一些政治哲人感到不满。其中重量级的典型，便是施密特、科耶夫与施特劳斯等人。他们对这种理想的僭妄极为蔑视，认为这必定是现代人的“幼稚”所致。以指出“政治的本质是区分敌我”而闻名的施密特曾指出，美国居然试图用某种制度分割、制衡权力，这是非常幼稚的。在施密特看来，这是对“主权者决断”的扼杀，是试图淡化敌/友二分的愚蠢尝试；妄图用可笑的理想改变政治的本质，化解、超越政治的现实性与非理想性。施特劳斯在承认区分敌我之为政治本质的基础上，又指出了世界的另一个本质境况：普遍的自然差异。自由主义观念既然宣称平等，便不可避免地掩盖人之间和事物之间的自然差异，这就使得由这种理想主导的社会必定是虚幻而不可靠的。他认为，成熟的政治应当正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自然差异，并根据这种差异建立起一座政治阶梯。高低不平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区别对待每个人、每个事物才是充分具备现实性的政治思考的结果。
同时，对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反思，使哲人们作出了深邃而骇人的论说。科耶夫指出，世界历史运转的根本动力就在于每个人都追求他人的“承认”，政治生活尤其如此。当每个人都为实现自己的欲望而努力时，就要发生冲突。赢得承认者成为“主人”，屈服者沦为“奴隶”；主人和奴隶之间又存在无尽的“斗争”。这样历史就有了它最初的起点——“主奴斗争”；但这种境况不会永远维持，在科耶夫看来，当人们追求承认的欲望在政治、经济、心理等诸层面上得到普遍的最终满足，也就是现实中每个个人都已成为自由（自主）个体时，历史便终结了。他特别指出，现代社会终将成为一个普遍同质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再有各种欲望，不再有伴随着欲望的斗争，不再有真正重要的差异，不再有任何困惑、恐惧与疑虑，只剩下同质化的、快乐的“末人”。为此，他坚持将苏联也看成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政治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苏联和美国在形而上学上是一回事。它们均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建成普遍富强的国家。换句话说，苏联与美国的差异并不是实质上的，而是纯粹形式的、次要的。如果它们都实现了目标，其国民就将完全的普遍同质化，即成为快乐的末人。
值得一提的是，科耶夫在写给法国政府的建言书《法国国是纲要》中，建议法国应当拥有成为“新拉丁帝国”的理想：即在美苏两大帝国的争霸中不能沦为某方附庸，而应该明确其政治身份。这一民族主义理想看起来只是将施密特区分敌我观念具体化的结果。之后，他积极促成了欧洲煤钢联营——即今日欧盟之前身——的建立。那么，对于科耶夫而言，欧洲共同体到底更符合他的哪一种倾向：民族主义，还是普遍同质化世界？他的政治行动，是为了明确敌我区分，还是为了消除它？我们不得而知。
在施特劳斯那里，普遍同质化的前景虽然是可能的，但完全是不可欲的。他首先指出，这一世界必定只能是一种僭政；其次，快乐的末人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动物，因为他们不再具有人性，只剩下了动物性。显然，批评科耶夫的普遍同质化世界，就等于批评现代政治本身：看起来，现代政治不仅违反了政治的本质属性，还使得所谓“现代人”堕落为动物。
如果说科耶夫因笃信历史决定论而仅仅满足于成为预言者与行动者，而施特劳斯就是一个立场坚定的批判者。科耶夫不满于施密特的政治之为永恒敌我区分的理论，提出了同质化将消除敌我斗争的预言；他虽然并不直言反对同质化、甚至为其辩护，却又尽力描绘出一幅历史终结的可怕场景，即不可欲的末人世界。看起来，施特劳斯的评判更像是对科耶夫隐秘低语的揭示：不成熟的现代政治最终将使人类陷入停滞与死寂。
施特劳斯始终耿耿于怀于古今之争，或者说按照自然差异之阶梯生活的自然人与按照自由主义平等社会生活的现代人之争。他断然否认现代生活是好生活，因为这种社会不根据事物的价值来塑造阶梯，而是根据权利平等的原则，将每种事物都摆在平地之上。因此，个人有同等权利去做任何事，而无论它的价值或高或低。施特劳斯抱怨说，这种社会忽视了价值的重要性，进而，它将忽视真正高贵的东西。
然后，施特劳斯明确指出：最高贵的东西应该是哲学智慧。因此，最值得去做的就应该是像哲学家那样生活。在施特劳斯那里，事物的价值就是由其距离哲学的远近决定的；距离越近，价值就越高。哲学应该是金字塔的顶峰。
但是，他又补充说：由于自然差异的存在，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从事哲学。哲学注定是少数精英的事业。政治的现实性与非理想性本质，虽然是最重要的哲学智慧之一，却只能密传，不能向大众散布，因为大多数人所相信的恰恰是哲人的“显白教诲”——即诸种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与社会的存续，就依赖于这种少数精英密传真理、多数群氓盲信谎言的局面。
值得讨论的是，反现代性政治哲学为何总执着于将政治视为理想的反面。让我们暂且放下对普遍同质化世界的担忧，来思考施特劳斯究竟为何如此敌视这一前景。冷战之后，人们发现，失败的苏联只不过是三百年来主导世界的自由主义秩序的诸反对者之一。尽管科耶夫会说：冷战结束标志着世界真正的、由里而外的同质化，但需要解释的恰恰是，为什么是美国战胜了苏联，而不是相反。因此哲人们必须承认，美国与苏联、自由民主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之间的区别是确实存在的；美国对苏联的胜利，恰恰说明普遍同质化世界不可能是施密特心目中那种只由纯粹权力运作主导的古典政治世界。普遍同质这一标准，本身便意味着需要以某种被普遍接受的、实质性的政治理想为必要条件。显然，如果这一前景成真，哲学就终结了：施特劳斯所谓的密传真理与大众谎言的区分不仅不再存在，而且以后者的最终胜利为结局。普遍同质化世界，意味着大众谎言恰恰是真理，而所谓密传真理，则仅仅是暂时性的经验规律。施特劳斯心目中具有最高价值的哲学至此消亡。
但我们为何敌视这种结果？为何不将哲学的消亡视为其任务的最终完成？即使诸层面上普遍的普遍同质化在直觉上令人难以接受，那么政治的普遍同质化，莫不就是政治理想的最终实现、人间乌托邦的最终建成？继而，为何不将所谓人性的丧失视为哲人的消失，而将所谓“动物性”视为普遍人性的彻底胜利？关键是，既然“政治成熟”的密传真理仅是暂时性规律，那么施特劳斯心目中的哲学，到头来岂不就是一场错误的追逐？而反过来，恰恰是那些幼稚浅薄的“显白教诲”成功使政治臣服于理想的追求，并在最后握住了真理。
所以，唯一的解释便是：反现代性的政治哲学是错误的。它将某些既未加证明也不具足够说服力的原则，当作政治的本质属性；它虚构出人类不可变易的悲剧境况并沉湎其中，而将任何看清并改变政治的努力都斥为“幼稚”的。然而在这里，“政治成熟”与愚昧恰恰是同义词。
某种程度上，科耶夫握有部分真理：普遍同质化世界的合理预言，本身便蕴含着政治必须臣服于理想的要求。也正是因为现代政治以理想驱使政治，普遍同质化世界才成为可能；事实上，它不仅可能，而且可欲。在这个意义上，正如现代性天生朝向着未来一样，现代政治也天生朝向着乌托邦；它没有实质内容，却是哲人追求政治理想的动力。
——————
高全喜在《现代政治、民族国家与帝国叙事》中作出了如下多少具有阴谋论成分的猜测：欧陆政治哲人之所以拒绝接受英美自由主义现代政治的合理性或普遍性，是因为他们总不肯忘记欧洲政治文明的往日荣光。他写道：“对于欧洲人来说，难道欧罗巴只是一个旧的宿命，就不可能重生出一个可与英美相抗衡的新欧洲吗？思想家们炮制出各种各样的理论说辞，尽管天花乱坠，实质上的道理却是非常简单而明瞭——对英美的不服和不甘。”
的确，根据对现代性与现代政治的褒贬，政治哲学大致可以分为现代-英美与古典-欧陆两阵营。这种心理解读虽然不甚严肃，却也不无道理。难道智慧如哲人者，也难以逃脱诸种保守主义心态的影响？在深刻的古今之争、“政治成熟”论题背后，思想不成熟——或者说，教条与偏见——是否已成为哲人们难以回避的弱点？
考虑韦伯的实证主义偏好，政治上“幼稚”/“成熟”的划分，明显是实用主义考量的结果。这种考量曾是古典政治哲学的立论之本，即强调现实性与非理想性是政治的本质属性，不能被任何观念所化解、超越。权力运作应当是政治思考所关注的核心，现实感应当是政治思考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任何不带有现实感的思考，不可能具备现实意义，本质上不可能是“政治的”。
以上观点，从根本上将政治置于理想的反面。同时，这不代表可以将政治视为实现理想的工具：政治不可能服从于任何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本身便是一种理想，一种消灭理想的理想。认识到这一点，便是“政治成熟”；反之，便是“幼稚”。此即古典政治哲学向我们揭示的真理。
然而，启蒙时代以来，现实政治的地位不断降低。人们所思考的关键词不再是“权力”，而是“自由”“公平”“正义”等。后者具有丰富的内涵；重要的是，它们真切地构成了许多理想，在这些理想中，政治成了它们的从属，进一步似乎要沦为实现它们的工具。
这一现象，令一些政治哲人感到不满。其中重量级的典型，便是施密特、科耶夫与施特劳斯等人。他们对这种理想的僭妄极为蔑视，认为这必定是现代人的“幼稚”所致。以指出“政治的本质是区分敌我”而闻名的施密特曾指出，美国居然试图用某种制度分割、制衡权力，这是非常幼稚的。在施密特看来，这是对“主权者决断”的扼杀，是试图淡化敌/友二分的愚蠢尝试；妄图用可笑的理想改变政治的本质，化解、超越政治的现实性与非理想性。施特劳斯在承认区分敌我之为政治本质的基础上，又指出了世界的另一个本质境况：普遍的自然差异。自由主义观念既然宣称平等，便不可避免地掩盖人之间和事物之间的自然差异，这就使得由这种理想主导的社会必定是虚幻而不可靠的。他认为，成熟的政治应当正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自然差异，并根据这种差异建立起一座政治阶梯。高低不平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区别对待每个人、每个事物才是充分具备现实性的政治思考的结果。
同时，对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反思，使哲人们作出了深邃而骇人的论说。科耶夫指出，世界历史运转的根本动力就在于每个人都追求他人的“承认”，政治生活尤其如此。当每个人都为实现自己的欲望而努力时，就要发生冲突。赢得承认者成为“主人”，屈服者沦为“奴隶”；主人和奴隶之间又存在无尽的“斗争”。这样历史就有了它最初的起点——“主奴斗争”；但这种境况不会永远维持，在科耶夫看来，当人们追求承认的欲望在政治、经济、心理等诸层面上得到普遍的最终满足，也就是现实中每个个人都已成为自由（自主）个体时，历史便终结了。他特别指出，现代社会终将成为一个普遍同质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再有各种欲望，不再有伴随着欲望的斗争，不再有真正重要的差异，不再有任何困惑、恐惧与疑虑，只剩下同质化的、快乐的“末人”。为此，他坚持将苏联也看成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政治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苏联和美国在形而上学上是一回事。它们均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建成普遍富强的国家。换句话说，苏联与美国的差异并不是实质上的，而是纯粹形式的、次要的。如果它们都实现了目标，其国民就将完全的普遍同质化，即成为快乐的末人。
值得一提的是，科耶夫在写给法国政府的建言书《法国国是纲要》中，建议法国应当拥有成为“新拉丁帝国”的理想：即在美苏两大帝国的争霸中不能沦为某方附庸，而应该明确其政治身份。这一民族主义理想看起来只是将施密特区分敌我观念具体化的结果。之后，他积极促成了欧洲煤钢联营——即今日欧盟之前身——的建立。那么，对于科耶夫而言，欧洲共同体到底更符合他的哪一种倾向：民族主义，还是普遍同质化世界？他的政治行动，是为了明确敌我区分，还是为了消除它？我们不得而知。
在施特劳斯那里，普遍同质化的前景虽然是可能的，但完全是不可欲的。他首先指出，这一世界必定只能是一种僭政；其次，快乐的末人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动物，因为他们不再具有人性，只剩下了动物性。显然，批评科耶夫的普遍同质化世界，就等于批评现代政治本身：看起来，现代政治不仅违反了政治的本质属性，还使得所谓“现代人”堕落为动物。
如果说科耶夫因笃信历史决定论而仅仅满足于成为预言者与行动者，而施特劳斯就是一个立场坚定的批判者。科耶夫不满于施密特的政治之为永恒敌我区分的理论，提出了同质化将消除敌我斗争的预言；他虽然并不直言反对同质化、甚至为其辩护，却又尽力描绘出一幅历史终结的可怕场景，即不可欲的末人世界。看起来，施特劳斯的评判更像是对科耶夫隐秘低语的揭示：不成熟的现代政治最终将使人类陷入停滞与死寂。
施特劳斯始终耿耿于怀于古今之争，或者说按照自然差异之阶梯生活的自然人与按照自由主义平等社会生活的现代人之争。他断然否认现代生活是好生活，因为这种社会不根据事物的价值来塑造阶梯，而是根据权利平等的原则，将每种事物都摆在平地之上。因此，个人有同等权利去做任何事，而无论它的价值或高或低。施特劳斯抱怨说，这种社会忽视了价值的重要性，进而，它将忽视真正高贵的东西。
然后，施特劳斯明确指出：最高贵的东西应该是哲学智慧。因此，最值得去做的就应该是像哲学家那样生活。在施特劳斯那里，事物的价值就是由其距离哲学的远近决定的；距离越近，价值就越高。哲学应该是金字塔的顶峰。
但是，他又补充说：由于自然差异的存在，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从事哲学。哲学注定是少数精英的事业。政治的现实性与非理想性本质，虽然是最重要的哲学智慧之一，却只能密传，不能向大众散布，因为大多数人所相信的恰恰是哲人的“显白教诲”——即诸种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与社会的存续，就依赖于这种少数精英密传真理、多数群氓盲信谎言的局面。
值得讨论的是，反现代性政治哲学为何总执着于将政治视为理想的反面。让我们暂且放下对普遍同质化世界的担忧，来思考施特劳斯究竟为何如此敌视这一前景。冷战之后，人们发现，失败的苏联只不过是三百年来主导世界的自由主义秩序的诸反对者之一。尽管科耶夫会说：冷战结束标志着世界真正的、由里而外的同质化，但需要解释的恰恰是，为什么是美国战胜了苏联，而不是相反。因此哲人们必须承认，美国与苏联、自由民主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之间的区别是确实存在的；美国对苏联的胜利，恰恰说明普遍同质化世界不可能是施密特心目中那种只由纯粹权力运作主导的古典政治世界。普遍同质这一标准，本身便意味着需要以某种被普遍接受的、实质性的政治理想为必要条件。显然，如果这一前景成真，哲学就终结了：施特劳斯所谓的密传真理与大众谎言的区分不仅不再存在，而且以后者的最终胜利为结局。普遍同质化世界，意味着大众谎言恰恰是真理，而所谓密传真理，则仅仅是暂时性的经验规律。施特劳斯心目中具有最高价值的哲学至此消亡。
但我们为何敌视这种结果？为何不将哲学的消亡视为其任务的最终完成？即使诸层面上普遍的普遍同质化在直觉上令人难以接受，那么政治的普遍同质化，莫不就是政治理想的最终实现、人间乌托邦的最终建成？继而，为何不将所谓人性的丧失视为哲人的消失，而将所谓“动物性”视为普遍人性的彻底胜利？关键是，既然“政治成熟”的密传真理仅是暂时性规律，那么施特劳斯心目中的哲学，到头来岂不就是一场错误的追逐？而反过来，恰恰是那些幼稚浅薄的“显白教诲”成功使政治臣服于理想的追求，并在最后握住了真理。
所以，唯一的解释便是：反现代性的政治哲学是错误的。它将某些既未加证明也不具足够说服力的原则，当作政治的本质属性；它虚构出人类不可变易的悲剧境况并沉湎其中，而将任何看清并改变政治的努力都斥为“幼稚”的。然而在这里，“政治成熟”与愚昧恰恰是同义词。
某种程度上，科耶夫握有部分真理：普遍同质化世界的合理预言，本身便蕴含着政治必须臣服于理想的要求。也正是因为现代政治以理想驱使政治，普遍同质化世界才成为可能；事实上，它不仅可能，而且可欲。在这个意义上，正如现代性天生朝向着未来一样，现代政治也天生朝向着乌托邦；它没有实质内容，却是哲人追求政治理想的动力。
——————
高全喜在《现代政治、民族国家与帝国叙事》中作出了如下多少具有阴谋论成分的猜测：欧陆政治哲人之所以拒绝接受英美自由主义现代政治的合理性或普遍性，是因为他们总不肯忘记欧洲政治文明的往日荣光。他写道：“对于欧洲人来说，难道欧罗巴只是一个旧的宿命，就不可能重生出一个可与英美相抗衡的新欧洲吗？思想家们炮制出各种各样的理论说辞，尽管天花乱坠，实质上的道理却是非常简单而明瞭——对英美的不服和不甘。”
的确，根据对现代性与现代政治的褒贬，政治哲学大致可以分为现代-英美与古典-欧陆两阵营。这种心理解读虽然不甚严肃，却也不无道理。难道智慧如哲人者，也难以逃脱诸种保守主义心态的影响？在深刻的古今之争、“政治成熟”论题背后，思想不成熟——或者说，教条与偏见——是否已成为哲人们难以回避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