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非侠”与“反侠”：金庸的武侠世界
“侠”这一概念，最早出于韩非《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表明，在法家政治图景中，儒者与侠客均被视为秩序的破坏者。而《史记》对“游侠”的描述是：“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曲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问者耶？”虽然司马迁对游侠颇多赞扬，但还是不免提到这一类人有“不轨于正义”的一面。因此，根据以上两点可以看出，不论知识分子对侠客的态度为何，他们均或多或少的看到了这一群体对正常秩序的威胁。
理想社会的实现，便意味着乌托邦想象的终结；那么与此相比，正常社会的实现，也便意味着侠客以武“犯禁”（按照传统，侠客犯禁是为了维护正义）之合法性的终结。当道德败坏、信义不彰、恶徒盛行之时，侠客或许可以凭借自身武力，捍卫朴素的道德标准；但在法律健全、秩序稳定的社会，侠客之举不仅多余，而且危险。正常社会中不再有侠客，只有练武者。
金庸《射雕英雄传》中，有如下耐人寻味的一幕：裘千仞被逼在华山崖边，四周强敌环绕，眼看凶多吉少，便急中生智说道：“若论动武，你们恃众欺寡，我独个儿不是对手。可是说到是非善恶，嘿嘿，裘千仞孤身在此，哪一位生平没杀过人、没犯过恶行的，就请上来动手。在下引颈就死，皱一皱眉头的也不算好汉子。”
裘千仞的逻辑是，武林中人无一不占血腥，皆没有资格担当道义裁判。而这时洪七公出现，凛然说道：
“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倖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人！”
这番言论，裘千仞无言以对。实际上，这番话是经不起推敲的。不经过公正的程序，谁也没有资格充任法官；便是大奸大恶之徒，也不能被随意处决。金庸描绘这一场景，或许只是为了将洪七公化为正义符号，最终却暴露了“侠”话语的道德漏洞。如前所述，侠客天生只能存在于乱世之中；即使如此，他们以武犯禁所依赖的朴素观念，也经不起细致的考察。前述的合法性因此荡然无存。
“侠”的道德困境，折射出的是汉语传统在权利思想与程序正义观念上的基本缺失。这就导致武侠小说这一载体不仅受困于时代的局限，亦受困于观念的脆弱。因此，此类小说往往难以涉及对政治环境的深层考察，只能囿于人性层面展开言说。金庸本人同样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
也正是因为此，金庸的作品作为现代武侠小说的顶峰，对“侠”背后的人性刻画，完全超越了传统。侠客当以信义为本，按照先前的武侠体系，真正恪守道德原则的人，必将取得成功。然而自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始，金庸作品中的主角便逐步从高、大、全的大侠（陈家洛、胡斐）转为有种种性格缺陷的“非侠”（郭靖、杨过、张无忌、令狐冲），最后变成鄙俗不堪的市井“反侠”（韦小宝）。这种转折，表明金庸有意识地在破毁“侠”的传统理念，同时更是对汉语传统进行整体反思。
从现代武侠的角度看，《书剑恩仇录》更像是一本传统武侠小说，其主角陈家洛文武双全、才貌俱佳、身世显赫，又轻而易举的统领了实力强大的红花会，以乾隆的汉人身世作注，一心要达成一个民族主义目标：反清复明。但是，整本书更像是对侠客之江湖逻辑的嘲讽：大侠陈家洛、乃至整个红花会、包括军师“武诸葛”徐天宏都不明白，无情的现实政治，一不会败于血统，二不会屈于誓盟；江湖群雄的信义面对政治权谋，尽显天真幼稚。这种鲜明对比，正凸显出“侠”的局限性——虽然这并非金庸有意而为，但也为其之后的反传统武侠创作开了一个好头。
《射雕英雄传》作为金庸的第三部小说，其主角郭靖已大大不同于经典的英雄侠客形象。郭靖为人淳朴，有时亦不免愚笨，显然并非练武之才；而金庸着力在这样一名平庸之辈身上安排种种奇遇以帮助他成长，正是突破既定武侠框架的成功手笔。而郭靖在功力大成之后，马上被卷入了民族战争的漩涡之中。起先的宋金战争，他身背国仇家恨，抗金合乎逻辑，不足为奇；但在蒙元崛起之后，蒙古是成长之地，南宋是故国家乡，郭靖在两难下思考，终于突破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成见。在小说结尾，郭靖与成吉思汗交谈，认为英雄“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这一认识不仅较只知攻伐的蒙古大汗为高，同时也超越了执着于华夷之分的汉语传统；而郭靖身具奇功，却在武侠世界中成为一名和平主义者，这又是金庸创作的出彩之处。然而，《倚天屠龙记》中提到，郭靖黄蓉夫妇帮助守卫襄阳，终于在城破时力战而死。和平主义者郭靖不免还是死于战火，过于超前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碰得粉碎；和平与“侠”，天生便无法共存。虽然金庸本人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我所看到的，只是一场“非侠之侠”的悲剧。
《射雕英雄传》之后，金庸对传统的反思愈发深入。《天龙八部》的主角萧峰，则是坎坷命运与复杂人性的最佳承载者。萧峰在杏子林丐帮大会之前，一直是标准的大侠，武功超群、气概非凡，统领着武林第一大帮，又以为国家抗敌为己任，其形象完美无缺。但是，自身世之谜揭开后，小说气氛为之一变，萧峰命运急转直下，不仅地位一落千丈，自身亦难以在中原立足，就连与阿朱的爱情也是一波三折，毁于一连串的阴谋与误解之中。萧峰此人虽无可挑剔，却因不幸命运而落得悲惨境地，金庸如此安排，正是为了表现一个完美的、传统的侠客同样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小说结尾，悲剧达到了高潮：阿紫对萧峰一往情深不能自拔，最终死于自己的扭曲性格；萧峰虽从萧家与慕容家的恩怨中解脱，却依然因国族身份的错乱而陷入了生存困境。纵使萧峰有如此武功、如此名望，亦无法在雁门关前找出一个万全之策。金庸之所以在少林寺就设定出一位Deus ex machina（“解围之神”）——即扫地僧——凭借起死回生的神奇手段打破萧远山与慕容博之间世俗的仇恨，正是为了凸显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人性的伤害——这种伤害，作者亦无法将其消弭。《天龙八部》一书，一方面着力描绘悲剧中“侠”弱小无助的一面，另一方面则点出汉语传统的内在缺失；这种缺失必须为整个社会、整个时代所承担，没有人能够游离其外。
金庸笔下的“非侠”，除郭靖外，其余三者，按照写作时间顺序，逐渐脱离了“侠”的光环，显露出“非侠”的形象。《神雕侠侣》书中，杨过一开始放荡不羁，行为乖张，初期大行亲痛仇快之事；后长大成人，却依然不顾礼俗，对小龙女至死不渝。杨过虽有败金轮法王、毙蒙古大汗、救襄阳危城之举，亦被称为“神雕大侠”，但其性格与行为，多少已脱离了“侠”的标准。而《倚天屠龙记》中，主角张无忌性格软弱，不好争斗、不喜权谋，在结尾被朱元璋用计激得自行隐退，全无大侠风范。而在情感方面，他亦在周芷若、赵敏、殷离与小昭四人间游移，无法决断。至于信奉法家思想的朱元璋在登基之后又严禁明教，则是前文所述秩序社会不再有“侠”的证明。最后一位“非侠”令狐冲，按照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的说法，他天性不受羁勒，始终追求着个性解放与自由，是一位“隐士”。令狐冲身上的矛盾在于，他进入武侠世界追求武学的唯一目的便是脱离江湖。然而，“侠”之所以为侠，必要条件之一便是要入世、有所希冀、有所为有所不为，六根清净、只求无为之人，则完全不符合“侠”的形象。《笑傲江湖》作为金庸的倒数第二部作品，成功刻画了一位标准的“非侠”。
“非侠”之后，便是“反侠”。如果“非侠”着力于脱离江湖的话，“反侠”就是为了颠覆、解构江湖，乃至解构“侠”本身。金庸封笔之作《鹿鼎记》，其主角韦小宝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市井流氓。这种设定，本身就是对武侠传统中英雄形象的讽刺。既然是市井流氓，便可以使用各种卑鄙伎俩；韦小宝便凭借着这些手段，在江湖与官场、汉人与满人、敌人与朋友乃至欲望与爱情间左右逢源，无往不利。金庸正是利用这种设定，打破了“侠”体系乃至一般通俗小说中的二元对立格局。主角既然不受这些对立概念的牵制，这些概念本身也就脱离了坚实的地基、丧失了独特的价值，只能成为推动故事行进的空虚架构；同时，邪恶与正义、卑下与高尚等一般武侠小说所必不可少的道德层次，也统统被破毁。《鹿鼎记》的这一特征，正说明金庸在有意识的尝试突破国族、家庭甚至道德的界限。那么，作者存在这种意识，就不仅仅是为了刻画一位“反侠”，更是为了颠覆汉语传统。
《鹿鼎记》的背景是中华王朝的尾声——清朝。相比于上一部作品《笑傲江湖》中言说政治的泛泛尝试，这部小说中作者对传统政治生态的描述则更加直接生动。韦小宝虽为市井小民，但一旦进入宫中便如鱼得水，操纵人事、控制政局如探囊取物一般；而且其成绩斐然，不仅令康熙皇帝倚重，更使史上诸多名臣政客相形见绌。这种描写正符合作者心目中对传统政治的理解。“如果说严酷的政治斗争有时也会演出喜剧的话，那笑到最后也笑得最好的主角一定是个流氓。”金庸认为，流氓成功学是官场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学问。流氓的成功，反过来凸显了“侠”信义原则的失败，以及政治与江湖的显著差异。
固然，韦小宝在小说中，曾多次展现了他的侠义精神。然而，这种“精神”更应该被视为他个人生存的工具。正是部分地凭借着江湖义气，他才能周旋于诸种势力之间，立于不败之地；而在这种义气的背后，韦小宝的真正追求，却依然体现了市井小民的欲望——美色与财富。在他那里，个人生存永远是第一位，而“侠”的信义，总是被当作纯粹的手段。这一方面是对“侠”的嘲讽，另一方面则是对政治生态乃至整个社会的批判。
纵观整个金庸武侠体系，最明显的就是“侠”之乌托邦的逐渐破碎。“侠”之信义，作为一种朴素的道德原则，无可厚非；然而，“侠”本质上又是武力的掌握者。“侠”之为侠，便不能不将武力与信义结合起来；但这样又面临着前述的道德困境——事实上，武侠传统对此种困境的漠视，正是其衰落的根源——金庸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便以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开创了现代武侠。也正因为此，现代武侠的趋势便只能是“侠”的逐渐式微，即“反侠”。这之中隐藏着的，首先是对英雄之梦破灭的叹息，更重要的则是现实感的逐渐强化。
金庸小说对人性细致入微的考察，超越了通俗小说仅为了审美目的而对人的描绘。从创作初期高、大、全的大侠，到后期真实的“非侠”，再到《鹿鼎记》中的市井“反侠”，金庸所力图表达的，是汉语传统对人性的种种限制与扭曲。而这些限制与扭曲所带来的“国民的悲剧”与“文化悲剧”，则正是中国社会的整体悲剧。而这，或许就是金庸这位“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陈平原语）所要表达的深层思考。
理想社会的实现，便意味着乌托邦想象的终结；那么与此相比，正常社会的实现，也便意味着侠客以武“犯禁”（按照传统，侠客犯禁是为了维护正义）之合法性的终结。当道德败坏、信义不彰、恶徒盛行之时，侠客或许可以凭借自身武力，捍卫朴素的道德标准；但在法律健全、秩序稳定的社会，侠客之举不仅多余，而且危险。正常社会中不再有侠客，只有练武者。
金庸《射雕英雄传》中，有如下耐人寻味的一幕：裘千仞被逼在华山崖边，四周强敌环绕，眼看凶多吉少，便急中生智说道：“若论动武，你们恃众欺寡，我独个儿不是对手。可是说到是非善恶，嘿嘿，裘千仞孤身在此，哪一位生平没杀过人、没犯过恶行的，就请上来动手。在下引颈就死，皱一皱眉头的也不算好汉子。”
裘千仞的逻辑是，武林中人无一不占血腥，皆没有资格担当道义裁判。而这时洪七公出现，凛然说道：
“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倖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人！”
这番言论，裘千仞无言以对。实际上，这番话是经不起推敲的。不经过公正的程序，谁也没有资格充任法官；便是大奸大恶之徒，也不能被随意处决。金庸描绘这一场景，或许只是为了将洪七公化为正义符号，最终却暴露了“侠”话语的道德漏洞。如前所述，侠客天生只能存在于乱世之中；即使如此，他们以武犯禁所依赖的朴素观念，也经不起细致的考察。前述的合法性因此荡然无存。
“侠”的道德困境，折射出的是汉语传统在权利思想与程序正义观念上的基本缺失。这就导致武侠小说这一载体不仅受困于时代的局限，亦受困于观念的脆弱。因此，此类小说往往难以涉及对政治环境的深层考察，只能囿于人性层面展开言说。金庸本人同样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
也正是因为此，金庸的作品作为现代武侠小说的顶峰，对“侠”背后的人性刻画，完全超越了传统。侠客当以信义为本，按照先前的武侠体系，真正恪守道德原则的人，必将取得成功。然而自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始，金庸作品中的主角便逐步从高、大、全的大侠（陈家洛、胡斐）转为有种种性格缺陷的“非侠”（郭靖、杨过、张无忌、令狐冲），最后变成鄙俗不堪的市井“反侠”（韦小宝）。这种转折，表明金庸有意识地在破毁“侠”的传统理念，同时更是对汉语传统进行整体反思。
从现代武侠的角度看，《书剑恩仇录》更像是一本传统武侠小说，其主角陈家洛文武双全、才貌俱佳、身世显赫，又轻而易举的统领了实力强大的红花会，以乾隆的汉人身世作注，一心要达成一个民族主义目标：反清复明。但是，整本书更像是对侠客之江湖逻辑的嘲讽：大侠陈家洛、乃至整个红花会、包括军师“武诸葛”徐天宏都不明白，无情的现实政治，一不会败于血统，二不会屈于誓盟；江湖群雄的信义面对政治权谋，尽显天真幼稚。这种鲜明对比，正凸显出“侠”的局限性——虽然这并非金庸有意而为，但也为其之后的反传统武侠创作开了一个好头。
《射雕英雄传》作为金庸的第三部小说，其主角郭靖已大大不同于经典的英雄侠客形象。郭靖为人淳朴，有时亦不免愚笨，显然并非练武之才；而金庸着力在这样一名平庸之辈身上安排种种奇遇以帮助他成长，正是突破既定武侠框架的成功手笔。而郭靖在功力大成之后，马上被卷入了民族战争的漩涡之中。起先的宋金战争，他身背国仇家恨，抗金合乎逻辑，不足为奇；但在蒙元崛起之后，蒙古是成长之地，南宋是故国家乡，郭靖在两难下思考，终于突破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成见。在小说结尾，郭靖与成吉思汗交谈，认为英雄“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这一认识不仅较只知攻伐的蒙古大汗为高，同时也超越了执着于华夷之分的汉语传统；而郭靖身具奇功，却在武侠世界中成为一名和平主义者，这又是金庸创作的出彩之处。然而，《倚天屠龙记》中提到，郭靖黄蓉夫妇帮助守卫襄阳，终于在城破时力战而死。和平主义者郭靖不免还是死于战火，过于超前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碰得粉碎；和平与“侠”，天生便无法共存。虽然金庸本人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我所看到的，只是一场“非侠之侠”的悲剧。
《射雕英雄传》之后，金庸对传统的反思愈发深入。《天龙八部》的主角萧峰，则是坎坷命运与复杂人性的最佳承载者。萧峰在杏子林丐帮大会之前，一直是标准的大侠，武功超群、气概非凡，统领着武林第一大帮，又以为国家抗敌为己任，其形象完美无缺。但是，自身世之谜揭开后，小说气氛为之一变，萧峰命运急转直下，不仅地位一落千丈，自身亦难以在中原立足，就连与阿朱的爱情也是一波三折，毁于一连串的阴谋与误解之中。萧峰此人虽无可挑剔，却因不幸命运而落得悲惨境地，金庸如此安排，正是为了表现一个完美的、传统的侠客同样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小说结尾，悲剧达到了高潮：阿紫对萧峰一往情深不能自拔，最终死于自己的扭曲性格；萧峰虽从萧家与慕容家的恩怨中解脱，却依然因国族身份的错乱而陷入了生存困境。纵使萧峰有如此武功、如此名望，亦无法在雁门关前找出一个万全之策。金庸之所以在少林寺就设定出一位Deus ex machina（“解围之神”）——即扫地僧——凭借起死回生的神奇手段打破萧远山与慕容博之间世俗的仇恨，正是为了凸显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人性的伤害——这种伤害，作者亦无法将其消弭。《天龙八部》一书，一方面着力描绘悲剧中“侠”弱小无助的一面，另一方面则点出汉语传统的内在缺失；这种缺失必须为整个社会、整个时代所承担，没有人能够游离其外。
金庸笔下的“非侠”，除郭靖外，其余三者，按照写作时间顺序，逐渐脱离了“侠”的光环，显露出“非侠”的形象。《神雕侠侣》书中，杨过一开始放荡不羁，行为乖张，初期大行亲痛仇快之事；后长大成人，却依然不顾礼俗，对小龙女至死不渝。杨过虽有败金轮法王、毙蒙古大汗、救襄阳危城之举，亦被称为“神雕大侠”，但其性格与行为，多少已脱离了“侠”的标准。而《倚天屠龙记》中，主角张无忌性格软弱，不好争斗、不喜权谋，在结尾被朱元璋用计激得自行隐退，全无大侠风范。而在情感方面，他亦在周芷若、赵敏、殷离与小昭四人间游移，无法决断。至于信奉法家思想的朱元璋在登基之后又严禁明教，则是前文所述秩序社会不再有“侠”的证明。最后一位“非侠”令狐冲，按照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的说法，他天性不受羁勒，始终追求着个性解放与自由，是一位“隐士”。令狐冲身上的矛盾在于，他进入武侠世界追求武学的唯一目的便是脱离江湖。然而，“侠”之所以为侠，必要条件之一便是要入世、有所希冀、有所为有所不为，六根清净、只求无为之人，则完全不符合“侠”的形象。《笑傲江湖》作为金庸的倒数第二部作品，成功刻画了一位标准的“非侠”。
“非侠”之后，便是“反侠”。如果“非侠”着力于脱离江湖的话，“反侠”就是为了颠覆、解构江湖，乃至解构“侠”本身。金庸封笔之作《鹿鼎记》，其主角韦小宝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市井流氓。这种设定，本身就是对武侠传统中英雄形象的讽刺。既然是市井流氓，便可以使用各种卑鄙伎俩；韦小宝便凭借着这些手段，在江湖与官场、汉人与满人、敌人与朋友乃至欲望与爱情间左右逢源，无往不利。金庸正是利用这种设定，打破了“侠”体系乃至一般通俗小说中的二元对立格局。主角既然不受这些对立概念的牵制，这些概念本身也就脱离了坚实的地基、丧失了独特的价值，只能成为推动故事行进的空虚架构；同时，邪恶与正义、卑下与高尚等一般武侠小说所必不可少的道德层次，也统统被破毁。《鹿鼎记》的这一特征，正说明金庸在有意识的尝试突破国族、家庭甚至道德的界限。那么，作者存在这种意识，就不仅仅是为了刻画一位“反侠”，更是为了颠覆汉语传统。
《鹿鼎记》的背景是中华王朝的尾声——清朝。相比于上一部作品《笑傲江湖》中言说政治的泛泛尝试，这部小说中作者对传统政治生态的描述则更加直接生动。韦小宝虽为市井小民，但一旦进入宫中便如鱼得水，操纵人事、控制政局如探囊取物一般；而且其成绩斐然，不仅令康熙皇帝倚重，更使史上诸多名臣政客相形见绌。这种描写正符合作者心目中对传统政治的理解。“如果说严酷的政治斗争有时也会演出喜剧的话，那笑到最后也笑得最好的主角一定是个流氓。”金庸认为，流氓成功学是官场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学问。流氓的成功，反过来凸显了“侠”信义原则的失败，以及政治与江湖的显著差异。
固然，韦小宝在小说中，曾多次展现了他的侠义精神。然而，这种“精神”更应该被视为他个人生存的工具。正是部分地凭借着江湖义气，他才能周旋于诸种势力之间，立于不败之地；而在这种义气的背后，韦小宝的真正追求，却依然体现了市井小民的欲望——美色与财富。在他那里，个人生存永远是第一位，而“侠”的信义，总是被当作纯粹的手段。这一方面是对“侠”的嘲讽，另一方面则是对政治生态乃至整个社会的批判。
纵观整个金庸武侠体系，最明显的就是“侠”之乌托邦的逐渐破碎。“侠”之信义，作为一种朴素的道德原则，无可厚非；然而，“侠”本质上又是武力的掌握者。“侠”之为侠，便不能不将武力与信义结合起来；但这样又面临着前述的道德困境——事实上，武侠传统对此种困境的漠视，正是其衰落的根源——金庸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便以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开创了现代武侠。也正因为此，现代武侠的趋势便只能是“侠”的逐渐式微，即“反侠”。这之中隐藏着的，首先是对英雄之梦破灭的叹息，更重要的则是现实感的逐渐强化。
金庸小说对人性细致入微的考察，超越了通俗小说仅为了审美目的而对人的描绘。从创作初期高、大、全的大侠，到后期真实的“非侠”，再到《鹿鼎记》中的市井“反侠”，金庸所力图表达的，是汉语传统对人性的种种限制与扭曲。而这些限制与扭曲所带来的“国民的悲剧”与“文化悲剧”，则正是中国社会的整体悲剧。而这，或许就是金庸这位“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陈平原语）所要表达的深层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