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盛景：《盛世》、中国模式与历史终结
据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这句话看起来正在得到应验。各式各样的数据都指示着中国经济的成就，它是如此地辉煌夺目，以至于我们很难否认“中国崛起”已然是一个触手可及的梦想。而事实上，这些成就又反过来证明了后三十年实用主义纲领的成功。此时我们很容易发现，在经济成就的鼓励下，这一纲领发生了巨大变化：低调的实用态度风光不再，各类话语——包括那些先前不被官方重视的观念——聚集起来：它们已经合并为一个庞杂无比的意识形态，名字就是“中国模式”。
与先前枯燥乏味、翻来覆去只强调生产力的纲领相比，“中国模式”令人望而生畏。它既包括对儒家古典传统——和谐——的继承，又有对（半）开放市场这一先进产物的探索；既对全球化浪潮欣然接受，又指出了一条通往巨大政府—福利国家的康庄大道。它一方面对公正、民主、自由和法治等概念来者不拒，一方面又对老套的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不屑一顾。它可能是三百年来唯一一种可以与自由主义相抗衡的思想，并因此使得西方左翼黯然失色；又因其倡导的家—国和谐与亚里士多德传统暗合而得到共同体主义的赞同；甚至由于对古典传统持有保守主义态度而赢得了一部分施特劳斯者的青睐。甘阳以《通三统》这一打通孔—毛—邓又兼收西方古典的、隐隐然带有一股王霸（八）之气的作品为之伴奏；乔万尼·阿里吉更以《亚当斯密在北京》为之呐喊助威。总之，“中国模式”挟经济成就以令天下，使得自由主义的所有反对者都有意无意地成了它的盟友。也正因为此，它也不再局限于中国甚至亚洲视野，而向世界提出了普遍主义的要求。
正在此时，又产生了一个利好消息。弗朗西斯·福山，那个因坚信自由民主制是人类历史上最正确最完美因而也终将胜利的制度而闻名的学者，据说被中国的成就所撼，由此发生了思想巨变：他认为中国模式可能会比自由民主制更优秀也更普适；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乃至政治的历史，更有可能在中国模式上终结。虽然这很快被证明是一个假消息，但由此体现的中国模式对自由主义阵营的冲击，却是不可否认。无论如何，东风压倒西风，盛世正在到来；中国模式已经指出了一条更完备、更强健的现代化之路，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去拥抱它。
然而，在这万众一心的时刻，一道很不和谐的声音传了出来，它微弱而坚韧，执意让大家不高兴，让“中国不高兴”。它来自作家陈冠中最近出版的小说《盛世》，这是一部和这个伟大、光明、正确的时代唱反调的作品。
这本书要讲的故事，是2011年春天蔓延全球的金融海啸中，中国出现了一场社会大动乱。政府在前七天中坐视乱局，一时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人渴望安定和秩序的时机上，政府用二十一天严打戡乱，竟一举而竟全功，达到威望的高峰。其后通过一系列经济复苏计划，与日俄结盟，两年后的2013，欧美在滞胀中一蹶不振，中国则再现盛世，成为世界的单极。这个由大乱进入大治的秘密计划，被称为冰火盛世计划。但奇怪的是，到了2013年，2011年春天大乱和戡乱的一个月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只有几个社会的边缘人还记得，并努力去寻找那一个月曾经存在的证据。这些人是饭店女店主韦希红，爱上韦希红的台湾籍作家老陈，老陈曾经的朋友老方，老方救下的一个文艺青年张逗。他们从边远地区的残缺报刊上搜罗蛛丝马迹，并和自己的记忆比对。最后，他们绑架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何东生，逼他透露了冰火计划的秘密。（via 楚望台）
陈冠中凭借自己的政治哲学背景，在书中穿插了各种隐喻：比如青年韦国所参加的一个培训班，班上Y老师所讲过的“在公开场合，哲学家只能说大众爱听的话，迎合大众”；“不过，哲学家会留下一句半句暗语，内外有别，让自己人能理解哲学家真正的用意”，这是施特劳斯的经典观点。又比如“政治就是分敌我”，或许这是为了讽刺施米特。而小说在整体上诠释了霍布斯的论断：在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人们宁可选择后者。这可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所致，更可能是可以理解的理性选择。
《盛世》是一个巨大的反讽。看起来，它戳破了中国模式的肥皂泡——当人们通过集体失忆而保持对当下盛世的乐观时，在我眼前浮现的是尼采-科耶夫-福山所传承的“末人”或“快乐之人”的概念。但是，末人没有在自由民主制大获全胜后出现，却在大一统的威权时代成为现实，这恐怕是上述学者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在末人时代，意识形态终结了；政治终结了；学术终结了。曾经有一丝活力的知识界，变成了反复重申“新盛世主义”的戏台；支撑戏台的盛世主义十项国策献言，看起来竟是那样的似曾相识——是啊，这不就是当下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吗？中国模式的前景，真的会像书里所说的，成了一场幻梦、一场末世盛景吗？
中国模式的确令人望而生畏，但细细一观，却也并不复杂。撇开那些形形色色的附加物，中国模式的核心只有两条：威权政治与半市场经济。这种奇异组合确实能够更好的抵御经济危机，但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前者对社会公正的危害，必将逐步消解后者所带来的一切好处；而事实上，这一过程已然不可逆转，它断绝了中国向盛世开进的可能。楚望台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书中所言的利维坦对社会的控制可以无孔不入、国家计划执行起来如臂使指、腐败可以被自我遏制、威权政府可以与经济自由长期共生——这在逻辑上是无可能的，除非“天佑我党”。
如果能够正视当代历史，我们会很容易发现，政治民主程度与经济发展程度已经可以被视为是互相依赖的标准了。也正因为此，李普塞（Seymour Lipset）的“社会条件论”，阿马蒂亚·森对民主的功能性辩护，都在支持我们的信心：中国不仅不会走向末人社会，威权政治与半市场经济的组合也不可能长久。换句话说，即使人们选择了利维坦，利维坦本身也会崩溃。而比起书中当局毛泽东式的“乱中取胜”“大乱到大治”，眼下发生的事实是：威权对市场全面而细致的掠夺，已愈加无法以经济发展成就本身来弥补。当市场，具体地说，每个个人将越来越多的精力用来担负起一个前所未有臃肿的巨大政府时，人们不可能有任何理由支持这样的利维坦。也就是说，即使当前很难说政府与市场谁更依赖谁，人们也会更加向往民主政治（通过和平的参与）和对市场的解负——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那都至少意味着一个更接近守夜人的政府，和一个更加公正的市场。
虽然我们不必为末人时代担心，但中国模式在目前取得的成就也需要一个解释。我们可以以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中国一直是世界的重要成员，其历史当然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世界所经历的经济发展过程，都伴随着政府的逐步后退，与自由市场的逐步前进；中国即使不是这一过程的领导者，至少也没有落下很远。自由与发展的相互促进，现在看来几乎是自由主义的“历史规律”。因此，所谓中国模式的成功也毫不奇怪：如果我们将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合为一个数轴——左边是封闭右边是自由——那么中国所做的，无非是向右走了相当一段，其经济成就，也不过是对前述“历史规律”的又一次验证罢了；而如果《盛世》成为现实，这一“规律”才会遭到反驳——但现在我们还看不到这种可能。
中国模式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其前身——前三十年——是自由主义的反面：威权政治+计划经济。当中国向数轴右端走了一段时，就仿佛指出了一条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现代化进路：人们在其中产生的错解，也毫不奇怪。自由主义的反对者可能又一次失望了。
但我们要在这样的胜利面前欢呼，为历史不会在如是末人间终结庆贺吗？
面对中国模式这样一场行将就木、外强中干的集体狂欢，以及威权借此树立的正当性，我们应该铭记：伪天堂对于末人来说却是真天堂。人们尽管容易遗忘，但似乎也不至于颠倒黑白，或者我们宁可相信他们不会。
与先前枯燥乏味、翻来覆去只强调生产力的纲领相比，“中国模式”令人望而生畏。它既包括对儒家古典传统——和谐——的继承，又有对（半）开放市场这一先进产物的探索；既对全球化浪潮欣然接受，又指出了一条通往巨大政府—福利国家的康庄大道。它一方面对公正、民主、自由和法治等概念来者不拒，一方面又对老套的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不屑一顾。它可能是三百年来唯一一种可以与自由主义相抗衡的思想，并因此使得西方左翼黯然失色；又因其倡导的家—国和谐与亚里士多德传统暗合而得到共同体主义的赞同；甚至由于对古典传统持有保守主义态度而赢得了一部分施特劳斯者的青睐。甘阳以《通三统》这一打通孔—毛—邓又兼收西方古典的、隐隐然带有一股王霸（八）之气的作品为之伴奏；乔万尼·阿里吉更以《亚当斯密在北京》为之呐喊助威。总之，“中国模式”挟经济成就以令天下，使得自由主义的所有反对者都有意无意地成了它的盟友。也正因为此，它也不再局限于中国甚至亚洲视野，而向世界提出了普遍主义的要求。
正在此时，又产生了一个利好消息。弗朗西斯·福山，那个因坚信自由民主制是人类历史上最正确最完美因而也终将胜利的制度而闻名的学者，据说被中国的成就所撼，由此发生了思想巨变：他认为中国模式可能会比自由民主制更优秀也更普适；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乃至政治的历史，更有可能在中国模式上终结。虽然这很快被证明是一个假消息，但由此体现的中国模式对自由主义阵营的冲击，却是不可否认。无论如何，东风压倒西风，盛世正在到来；中国模式已经指出了一条更完备、更强健的现代化之路，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去拥抱它。
然而，在这万众一心的时刻，一道很不和谐的声音传了出来，它微弱而坚韧，执意让大家不高兴，让“中国不高兴”。它来自作家陈冠中最近出版的小说《盛世》，这是一部和这个伟大、光明、正确的时代唱反调的作品。
这本书要讲的故事，是2011年春天蔓延全球的金融海啸中，中国出现了一场社会大动乱。政府在前七天中坐视乱局，一时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人渴望安定和秩序的时机上，政府用二十一天严打戡乱，竟一举而竟全功，达到威望的高峰。其后通过一系列经济复苏计划，与日俄结盟，两年后的2013，欧美在滞胀中一蹶不振，中国则再现盛世，成为世界的单极。这个由大乱进入大治的秘密计划，被称为冰火盛世计划。但奇怪的是，到了2013年，2011年春天大乱和戡乱的一个月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只有几个社会的边缘人还记得，并努力去寻找那一个月曾经存在的证据。这些人是饭店女店主韦希红，爱上韦希红的台湾籍作家老陈，老陈曾经的朋友老方，老方救下的一个文艺青年张逗。他们从边远地区的残缺报刊上搜罗蛛丝马迹，并和自己的记忆比对。最后，他们绑架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何东生，逼他透露了冰火计划的秘密。（via 楚望台）
陈冠中凭借自己的政治哲学背景，在书中穿插了各种隐喻：比如青年韦国所参加的一个培训班，班上Y老师所讲过的“在公开场合，哲学家只能说大众爱听的话，迎合大众”；“不过，哲学家会留下一句半句暗语，内外有别，让自己人能理解哲学家真正的用意”，这是施特劳斯的经典观点。又比如“政治就是分敌我”，或许这是为了讽刺施米特。而小说在整体上诠释了霍布斯的论断：在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人们宁可选择后者。这可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所致，更可能是可以理解的理性选择。
《盛世》是一个巨大的反讽。看起来，它戳破了中国模式的肥皂泡——当人们通过集体失忆而保持对当下盛世的乐观时，在我眼前浮现的是尼采-科耶夫-福山所传承的“末人”或“快乐之人”的概念。但是，末人没有在自由民主制大获全胜后出现，却在大一统的威权时代成为现实，这恐怕是上述学者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在末人时代，意识形态终结了；政治终结了；学术终结了。曾经有一丝活力的知识界，变成了反复重申“新盛世主义”的戏台；支撑戏台的盛世主义十项国策献言，看起来竟是那样的似曾相识——是啊，这不就是当下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吗？中国模式的前景，真的会像书里所说的，成了一场幻梦、一场末世盛景吗？
中国模式的确令人望而生畏，但细细一观，却也并不复杂。撇开那些形形色色的附加物，中国模式的核心只有两条：威权政治与半市场经济。这种奇异组合确实能够更好的抵御经济危机，但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前者对社会公正的危害，必将逐步消解后者所带来的一切好处；而事实上，这一过程已然不可逆转，它断绝了中国向盛世开进的可能。楚望台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书中所言的利维坦对社会的控制可以无孔不入、国家计划执行起来如臂使指、腐败可以被自我遏制、威权政府可以与经济自由长期共生——这在逻辑上是无可能的，除非“天佑我党”。
如果能够正视当代历史，我们会很容易发现，政治民主程度与经济发展程度已经可以被视为是互相依赖的标准了。也正因为此，李普塞（Seymour Lipset）的“社会条件论”，阿马蒂亚·森对民主的功能性辩护，都在支持我们的信心：中国不仅不会走向末人社会，威权政治与半市场经济的组合也不可能长久。换句话说，即使人们选择了利维坦，利维坦本身也会崩溃。而比起书中当局毛泽东式的“乱中取胜”“大乱到大治”，眼下发生的事实是：威权对市场全面而细致的掠夺，已愈加无法以经济发展成就本身来弥补。当市场，具体地说，每个个人将越来越多的精力用来担负起一个前所未有臃肿的巨大政府时，人们不可能有任何理由支持这样的利维坦。也就是说，即使当前很难说政府与市场谁更依赖谁，人们也会更加向往民主政治（通过和平的参与）和对市场的解负——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那都至少意味着一个更接近守夜人的政府，和一个更加公正的市场。
虽然我们不必为末人时代担心，但中国模式在目前取得的成就也需要一个解释。我们可以以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中国一直是世界的重要成员，其历史当然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世界所经历的经济发展过程，都伴随着政府的逐步后退，与自由市场的逐步前进；中国即使不是这一过程的领导者，至少也没有落下很远。自由与发展的相互促进，现在看来几乎是自由主义的“历史规律”。因此，所谓中国模式的成功也毫不奇怪：如果我们将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合为一个数轴——左边是封闭右边是自由——那么中国所做的，无非是向右走了相当一段，其经济成就，也不过是对前述“历史规律”的又一次验证罢了；而如果《盛世》成为现实，这一“规律”才会遭到反驳——但现在我们还看不到这种可能。
中国模式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其前身——前三十年——是自由主义的反面：威权政治+计划经济。当中国向数轴右端走了一段时，就仿佛指出了一条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现代化进路：人们在其中产生的错解，也毫不奇怪。自由主义的反对者可能又一次失望了。
但我们要在这样的胜利面前欢呼，为历史不会在如是末人间终结庆贺吗？
面对中国模式这样一场行将就木、外强中干的集体狂欢，以及威权借此树立的正当性，我们应该铭记：伪天堂对于末人来说却是真天堂。人们尽管容易遗忘，但似乎也不至于颠倒黑白，或者我们宁可相信他们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