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理性多元社会
在阅读两位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巨擎——罗尔斯和诺齐克——时，我感受到了莫大的思想魅力。这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著作引发了我强烈的共鸣。其中，诺齐克对自由意志主义的辩护与罗尔斯所要求的非完备性的、政治框架化的自由主义，我认为是极富价值的。这篇粗糙的文章即主要受益于罗尔斯。
现代社会是理性多元社会，其最主要的特征即诸完备性学说（整全性意识形态）共存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之文化领域）之中，并且这一多元局面是几乎不可能改变的。这是因为，一种完备性学说之所以被称为“完备性”的，就是因为它付诸于、并申明了某些超验价值（如宗教），这就导致其在经验上是不可证实/证伪的。所以，它们之间虽然互相冲突，但在现实中，也缺少足够的依据，使我们支持或拒斥某个完备性学说。从另一角度来说，我们至少应承认以下事实：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种完备性学说均不可能得到全体公民的认同。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种多元共存的局面应该得到肯定呢？这是因为，在历史上经过反复的诸宗教间的战争、诸意识形态间的冲突以及各类观念迫害之后，各方均认识到：将一种完备性学说变为现实，要么不可能，要么会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换句话说，当人们的观念由“排斥异己”转变为“宽容异己”时，多元共存的社会就浮出水面了。之前的共识往往是，消除异己观念有利于社会稳定；但现在我们认识到，保持观念的多元共存现状，比追求观念的一元化要好得多。这样的转变当然是人类理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对理性多元社会的拒斥，就是对人类理性的拒斥。这样一种拒斥是站不住脚的。
诸完备性学说在理性多元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共存，而自由主义应充当一个框架的角色。作为一种关于政治权力的制度，它一方面不能干涉公共领域中的多元共存局面，另一方面必须成为理性多元社会、成为公共领域和自由市场的根基与维持者。换句话说，公共领域应当向自由市场学习，而自由主义应当成为守夜者本身。
所以，自由主义不是、也不应当成为一种完备性学说（这就对其传统形成了重要的反驳）。它只是关于国家或社会运作的规范，并不表现出对某种道德价值的偏好。即，传统的自由主义若要成为一种严格的政治哲学，就必须放弃任何超验的申说；这种申说将不可避免地形成对其他完备性学说的拒斥，而这种拒斥，恰恰是非规范的、不正当的。它反驳了自身。
作为理性多元社会之框架的自由主义，不存在任何“野心”，因为它无权拥有野心。一旦政治权力拥有理想，不仅其公共领域将不复存在，哈耶克所指的“理性的自负”亦会出现，甚至波普尔所称的“全面社会工程”，也并非不再可能。所以，作为框架的自由主义只能是纯粹否定式的。
在理性多元社会中，诸完备性学说不可能、也不应当要求将其申说扩展至公共领域之外，更不被允许将其付诸行动。也就是说，当公共领域成为类-自由市场时，它的边界（或者说底线）是十分明晰的。这一边界即多元共存本身。一方面，诸完备性学说在多元框架中自由地辩难与竞争；另一方面，这种竞争只能限于框架之内，而不能危及框架本身，更不能越过公共领域之疆界，与政治权力勾肩搭背。政治权力始终应当被视为一把双刃剑，它有可能成为维持平衡的力量，更有可能成为秩序（特别是既成秩序）的破坏者。尤其是当自发秩序已经被证明为优于人为秩序之时，政治权力更应当被勒令撤出大部分领域，即使它曾经掌控着许多资源，即使大政府曾经是我们的悠久传统。
于是，理性多元社会的现状与自由主义框架，就势必导向了对某种“基本善”的要求，即对良好秩序、对理性多元现状本身的认同和肯定（但必须注意，此基本善并非是完备性的，而是一种基于理性多元现状的、经验的、现实的偏好。它是理性多元社会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如果这种偏好不被认可，理性多元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公共领域中的完备性学说，虽然总是倾向于追求价值的一元化，但在个人层面，对于公民来说，当一个社会充分架构在公共理性之上，当政治权力经由自由主义之理念而得到完善的安排和分配，尤其是，当民主制度得到全面而真实的运用时，他们就会意识到，维护秩序良好的社会合作、维护理性多元的现实、乃至维护公共领域和自由市场，在理性和基本善的意义上，即等于对个人自由的捍卫；这样，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一起构成了自由主义的理性多元社会的良好环境。同时，这样一种社会并不存在任何共同目标，尤其是政治权力无权拥有任何偏好和理想。更加准确的描述是：理性多元社会唯一正当的目标只能是维持使它无权拥有目标的社会秩序，即维持理性多元秩序状态本身。
我们应当看到：理性多元社会的形成过程，在历史上恰恰就是诸完备性学说在自由主义制度中达成互相宽容状态的过程。虽然这一历史制度距作为框架的自由主义仍有较大距离，但在这种意义上说，理性多元社会的构想，仍将几个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与自由民主制度引为同道（尤其是，如果可以抛却英美/欧陆的重大区分，将西方几个世纪以来的思想主流概括为自由民主思想的话），并认为自己是认同、肯定并倾向于维护当前基本完善的社会秩序的最佳选择，并且将成为公共领域和自由市场的有力支持者。
现代社会是理性多元社会，其最主要的特征即诸完备性学说（整全性意识形态）共存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之文化领域）之中，并且这一多元局面是几乎不可能改变的。这是因为，一种完备性学说之所以被称为“完备性”的，就是因为它付诸于、并申明了某些超验价值（如宗教），这就导致其在经验上是不可证实/证伪的。所以，它们之间虽然互相冲突，但在现实中，也缺少足够的依据，使我们支持或拒斥某个完备性学说。从另一角度来说，我们至少应承认以下事实：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种完备性学说均不可能得到全体公民的认同。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种多元共存的局面应该得到肯定呢？这是因为，在历史上经过反复的诸宗教间的战争、诸意识形态间的冲突以及各类观念迫害之后，各方均认识到：将一种完备性学说变为现实，要么不可能，要么会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换句话说，当人们的观念由“排斥异己”转变为“宽容异己”时，多元共存的社会就浮出水面了。之前的共识往往是，消除异己观念有利于社会稳定；但现在我们认识到，保持观念的多元共存现状，比追求观念的一元化要好得多。这样的转变当然是人类理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对理性多元社会的拒斥，就是对人类理性的拒斥。这样一种拒斥是站不住脚的。
诸完备性学说在理性多元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共存，而自由主义应充当一个框架的角色。作为一种关于政治权力的制度，它一方面不能干涉公共领域中的多元共存局面，另一方面必须成为理性多元社会、成为公共领域和自由市场的根基与维持者。换句话说，公共领域应当向自由市场学习，而自由主义应当成为守夜者本身。
所以，自由主义不是、也不应当成为一种完备性学说（这就对其传统形成了重要的反驳）。它只是关于国家或社会运作的规范，并不表现出对某种道德价值的偏好。即，传统的自由主义若要成为一种严格的政治哲学，就必须放弃任何超验的申说；这种申说将不可避免地形成对其他完备性学说的拒斥，而这种拒斥，恰恰是非规范的、不正当的。它反驳了自身。
作为理性多元社会之框架的自由主义，不存在任何“野心”，因为它无权拥有野心。一旦政治权力拥有理想，不仅其公共领域将不复存在，哈耶克所指的“理性的自负”亦会出现，甚至波普尔所称的“全面社会工程”，也并非不再可能。所以，作为框架的自由主义只能是纯粹否定式的。
在理性多元社会中，诸完备性学说不可能、也不应当要求将其申说扩展至公共领域之外，更不被允许将其付诸行动。也就是说，当公共领域成为类-自由市场时，它的边界（或者说底线）是十分明晰的。这一边界即多元共存本身。一方面，诸完备性学说在多元框架中自由地辩难与竞争；另一方面，这种竞争只能限于框架之内，而不能危及框架本身，更不能越过公共领域之疆界，与政治权力勾肩搭背。政治权力始终应当被视为一把双刃剑，它有可能成为维持平衡的力量，更有可能成为秩序（特别是既成秩序）的破坏者。尤其是当自发秩序已经被证明为优于人为秩序之时，政治权力更应当被勒令撤出大部分领域，即使它曾经掌控着许多资源，即使大政府曾经是我们的悠久传统。
于是，理性多元社会的现状与自由主义框架，就势必导向了对某种“基本善”的要求，即对良好秩序、对理性多元现状本身的认同和肯定（但必须注意，此基本善并非是完备性的，而是一种基于理性多元现状的、经验的、现实的偏好。它是理性多元社会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如果这种偏好不被认可，理性多元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公共领域中的完备性学说，虽然总是倾向于追求价值的一元化，但在个人层面，对于公民来说，当一个社会充分架构在公共理性之上，当政治权力经由自由主义之理念而得到完善的安排和分配，尤其是，当民主制度得到全面而真实的运用时，他们就会意识到，维护秩序良好的社会合作、维护理性多元的现实、乃至维护公共领域和自由市场，在理性和基本善的意义上，即等于对个人自由的捍卫；这样，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一起构成了自由主义的理性多元社会的良好环境。同时，这样一种社会并不存在任何共同目标，尤其是政治权力无权拥有任何偏好和理想。更加准确的描述是：理性多元社会唯一正当的目标只能是维持使它无权拥有目标的社会秩序，即维持理性多元秩序状态本身。
我们应当看到：理性多元社会的形成过程，在历史上恰恰就是诸完备性学说在自由主义制度中达成互相宽容状态的过程。虽然这一历史制度距作为框架的自由主义仍有较大距离，但在这种意义上说，理性多元社会的构想，仍将几个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与自由民主制度引为同道（尤其是，如果可以抛却英美/欧陆的重大区分，将西方几个世纪以来的思想主流概括为自由民主思想的话），并认为自己是认同、肯定并倾向于维护当前基本完善的社会秩序的最佳选择，并且将成为公共领域和自由市场的有力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