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儒家与撒娇文化

今天是端午节,屈原是这一天的主角。一个知识分子何以得到如此尊荣,或者说,为什么独独是屈原?除却难以追溯的因素,我想原因就是,屈原是历史上第一个爱国者,也是最典型的爱国者——与文天祥等不同,屈原是主动赴死,而非为情势所逼。

当然,一个重要的讨论点是,屈原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然而现在,如果能够抛却历史真相、抛却爱国这一大众道德层面的因素,我希望可以搁置迷团,探讨其自杀行为本身——至少这一事件早已在无数记述中被证认了。

屈原被国家、被他所效忠的主君抛弃了,他陷入了迷茫和困惑中。起先他还不能理解,但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已经没有了——国家弃我,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遂投江而死。这一行为可否真正代表儒者,有两种不同意见。

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将屈原作为真正的儒者、儒者的代表看待。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依次递进的标准指出,儒者的最高目标是治国、辅佐君王,若未达成,则不能称为真正的儒者。屈原达到了这一标准,但旋即被剥夺了权力,进而下狱。这无疑是对儒者的最大打击:在即将圆满之时失去一切,这无异于釜底抽薪。儒者赖以生存的支柱没有了;他的人生理想彻底粉碎了;他完全一无所有了。屈原就处于这种境况之下,他虽作《天问》,也得不到任何回答、看不到任何出路,只有自杀一途。

这样看来,屈原自始至终都是一名伟大而典型的儒者,而在失去一切之际决绝地自沉于汨罗,更有一种飞蛾扑火式的悲剧意味。

但有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断然否认屈原作为真正儒者的身份。我读到的一篇佚名文章中说,屈原绝非真儒,“历代的儒者都不以他为然”。因为,真儒应当“尽人事、知天命”,不该怨天尤人;可惜,屈原能尽人事,未知天命。他问天问地,就是在无休止的抱怨——在事不能成之际,仍不能放下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直至绝望自杀。作者认为,这绝非儒者之范:真正儒者,当进可治国辅君,退可修身求仁。对屈原其人,作者有一个绝妙的称呼: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名“撒娇者”。

进退“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者究竟是真儒,还是道化、佛化的儒,这并不重要:毕竟,有屈原式的遭遇而尚能来去自如者,在中国历史上还未出现过。这一标准是如此高绝,当然也无损于儒家珍视理想人格的特性。

儒家这种人格的形而上学观念并不是今天要讨论的重点。最令我感兴趣的,是那个“撒娇者”的概念——这一称呼既贴切又广泛,准确地点出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撒娇”特质——将它与古希腊政治文化作一比较,是富有教益的。

撒娇,是指用娇弱、娇小、娇媚等手段,向对方示弱、示好的一种行为。它突出的是人的依附性,而非独立性;是心理与人格上的依赖,而非自主、自为、自由。儒家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撒娇文化:它强调国家与家庭对于人的重要性,强调建立在高于一切的孝道之上的家庭和睦,强调人必须依赖于国家才能生存。“孝”本身就是一种撒娇,靠的是对上辈人的依附与服从;而“忠”亦是一种撒娇,靠的是对国家和君王的依附与服从。古希腊政治思想认为,人应当是公民;而孔子认为,人首先是子民。而儒家与基督教的差异则更为明显:无论基督教是否过分强调了上帝之重,人的个人生活总是得到承认的,独立的人格始终为基督教所看重;儒家虽亦讲究修身、讲究自我完善,但其目标始终指向君主之侧。从同时期的东西方政治形态来看,古希腊是契约政治,政府从公民契约中产生,并服从于公民、受公民意志所控制;而中国则是君权政治,子民服从君主,君主上承天命,在人间无须向任何人低头。儒家固然有“民贵君轻”之言,但其内在意思只是劝君施行仁政、善待国民。

儒家理论对于普通民众,是一套教人成为子民的学说;对于知识分子,是一套教人成为臣子的学说;对于君主,是一套关于如何稳固政权的学说。民应向官撒娇,臣应向君撒娇,依次拾级而上,一套以撒娇为基本特征的制度,就这样存在了两千余年。

东西方最主要的政治理念针锋相对。统治权力是来源于契约,还是来源于上天?是民为主,还是君为主?是政府服从民意,还是子民依附官僚?在此基础之上的演变:分权与集权、权力制衡与君主独大,就都不难理解了。

回到屈原身上,我们能够发现,他确是典型的撒娇者。一生追求辅佐君主,而当功德圆满之际却被诬罪下狱,当他发现自己已经无可依附时,起先困惑失措,既而无所适从,最后绝望自沉。这表明他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不与淤泥同流合污的觉悟,同时也说明,即使他不算是完美的儒者,也肯定是平常儒者的典型代表——他们不为禅道所动,一生欲跻身于宫堂之上,只为依附于君主,以传播其政治理念;而当为朝廷所弃时,便概然求死——当文天祥面对宋恭帝业已降于元廷的事实时,先是迷茫、继而绝望,和千年前屈原的表现竟如斯相似,我们不能不为之慨叹。

倡导撒娇的儒家,和倡导苛政的法家,都起到了维护、稳定统治的作用,它们为中国两千年来停滞不前的“超稳定”王朝统治结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屈子,还有那些相同命运的知识分子们,若是地下有知,会不会哑然失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