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论

波普尔在《论文化冲突》中说:"我相信,尽管有我们可以十分正当地挑剔的一切缺点,西方文明却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我们所曾知道的所有文明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义和最好的文明。"这句话是他对自己的西方中心立场最强势的表达。在那篇文章里,他不仅自豪地赞扬西方文化,而且大力批评文化民族主义是"异端邪说"。

我在一篇旧文里写道:"归根到底,决定文化格局的是文化背后的权力,文化的竞争其实是权力的竞争,所以文化史就是一部进化史……我的文化观点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哪种文化更好,这并不是一个口头或笔头上的思辨问题,而是一个折射到现实之幕上的实际问题。"显然,这是一种以实力作为基础的论断。

比较这两种西方中心论,可以发现支持各自论断的理由并不相同。波普尔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在于自由与理性;而我认为西方文化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强势而取得优势的。这两种观点可以分别被称为"价值观点"与"实力观点"。

现在看来,它们都说出了部分真理。实际上,正是自由与理性让西方更加强大,而西方的强大也促进了自由与理性的传播。

这种说法据说是大逆不道的。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一种流行观点认为,西方价值观向全世界的传播是一种文化殖民。这种理论宣称,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尤其是民主制度与自由市场是西方特有的体制,并不适合东方或其他地区。其中最典型的是李光耀所反复强调的"亚洲价值论",他以这种观点对抗西方的所谓"特有价值"。而在学术界中,后现代主义理论宣称,社会科学并不是客观公正、价值中立的,主流的研究者无一例外有"西方中心论"的视角。

文化殖民论者混淆了两个范畴。他们将文化的特质与普世价值混为一谈,将自由与专制、民主与极权的区别混同于西餐与中餐、歌剧与京剧的区别,实际上在为专制统治辩护。当论者在为践行所谓亚洲价值的新加坡叫好的时候,可曾知道新加坡的民主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又可曾了解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李光耀对反对党的血腥镇压?李氏以亚洲价值为名,行专制统治之实,这恰恰源于对所谓"西方价值"堂而皇之的拒绝。

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起先由实证主义所提出。它是当年实证主义者将经验科学的方法推广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努力结果之一。然而这一努力已经遭到哈耶克的强烈批评,现在已经没有市场了--社会科学终归要有价值立场作为基础,因为其目的就是得到一个有价值偏向的结论,无偏向的结论只属于经验科学领域。社会科学家对自由理性等价值作出肯定判断,而对专制独裁等价值作出否定判断,这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的宝贵成果。后现代主义者反对这一成果,恰恰说明他们陷入了某种相对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同样危险。他们看似保护中餐和京剧,实则保护专制与独裁;他们在为文化被"殖民"的东方登高一呼的时候,却没有认识到那里的人们还没有享受到基本的权利。其言煌煌,却罔顾事实,尽行本末倒置之举。论者貌似公正,其实背后透着"不配"之意,要么就是为专制摇旗呐喊。

坚持传播普世价值,绝不是文化霸权、文化殖民,而是坚持一种基本的价值立场,对对立的价值观作出明确的判断。这才是东方尤其是中国所亟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