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与灰：宗教与文化散议
问题起源于比较之中。有一个年代久远的逻辑对近百年来的中西文化比较理论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即资本主义文化秩序是在新教伦理的必不可少的帮助下建立的，或者说，西方之所以会产生资本主义体系，主要原因在于新教在欧洲的流行。这就是马克斯·韦伯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论点。
同时，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发现，中国文化严重缺乏宗教信仰因素：“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正是这一特点的写照。儒家以现实秩序与日常人伦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拒绝承认/讨论超验世界。有人可能会问，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儒道互补、禅佛为辅的结构，而道、佛都是承认超验世界的存在的，怎能说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信仰成分呢？然而，且不说道、佛所提供的伦理和人的社会生活是严重背逆的（宣扬“出世”的伦理显然会削弱社会交往、摧毁社会结构），仅从影响力和稳定性看来，它们也远逊于儒家——在这两点上，显然只有儒家能和地球另一边的基督教相提并论。
当然我们也能够注意到，处于这样一个传统中的中国人也绝不是什么无神论者。有几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形象：关公、岳飞、土地神、灶王爷和观音菩萨等，它们往往是人们平日里祭拜的对象。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容易发现，这完全不同于宗教信仰：简单地说，人们或许相信它们的存在，但绝不信仰它们。
自从中国文化缺乏宗教信仰成分的结论逐渐成为公论后，就不断有人认为，这正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笼统地说是这样，而具体则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因为中国没有基督教、更进一步说是新教传统，所以无法形成像新教伦理那样强有力的道德律令去支持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动（尤其是将这些行为赋予正面的精神或道德的涵义）。这当然不是宗教教义的最初目标，而是其副产品——但这些教义实际上也鼓励了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和理性计划。虽然说人生而自利，但在中国显然没有这样一种在宗教信仰支持下的伦理。这种观点基本上就是韦伯本人的看法。
二、因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传统，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没有绝对的价值根基的。而基督教传统以上帝为终极价值所在，而这个基础是凌驾于人间俗世的：也就是说，神性价值观高于现实价值观。不同时代的价值观或许迥异，然而总有一个最终评价标准——上帝。上帝之爱是普世的、即是经验的也是超验的（三位一体），而中国传统中完全没有这样的成分，即使是佛教也不能与其相提并论。在这个观点中，中国的落后不仅仅在于经济或者科技方面，还（主要）在于价值观方面。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一种不仅落后、而且浅薄的价值观。
理解第一个观点的关键在于，如果承认新教（加尔文教派）教义激发了当地的“资本主义精神”、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秩序这样一个前提，那么，新教究竟是促发了资本主义，抑或仅仅是没有阻拦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首先在加尔文教作为主流的英、美、法产生，这并不能说明加尔文教起的是什么作用。韦伯理论的瑕疵正在于此：他尽管看到了人类社会由非理性向理性化发展的过程，然而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背后的理性精神的力量，而仅仅把分析中止在加尔文教教义上。整体考虑基督教在欧洲所起的作用，就不难看到加尔文教仅仅是避开了天主教和路德教对理性精神的压抑、仅仅是没有阻拦资本主义世俗化的浪潮，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推动者。
整个基督教文化在希腊精神面前，显然是一股保守的力量，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主要起的是负面作用。加尔文教派不过是没有加剧这种负面作用而已——资本主义的真正起源是文艺复兴所带来的世俗化浪潮，而本质上则是希腊精神的延续。韦伯在书中所强调的西方的合理性精神，才是资本主义的真正源头。韦伯的局限性使中国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误解：误把宗教信仰当成了一位助产婆。实际上，它只不过是聪明地没有阻止资本主义的降生而已。
而第二个观点远比前者深刻，而且来势汹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仿佛被整体拔出，因为它没有终极价值。然而终极价值不能以世俗的方式提出、宣扬，否则就妨碍了思想自由——所以必须依靠信仰，依靠对超验的存在、神性的价值以及上帝普世之爱的信仰，才能建立这样一个绝对坚固的基础，这个基础不会被任何世俗化的观念所影响或否定。没有信仰之位置的中国传统，无疑是一颗无根之树。
然而这棵树上还有三支树枝，死而不僵，必须将其砍断——刘小枫在其早期著作《拯救与逍遥》中所做的就是这项工作。
第一支树枝是儒家。如前所述，儒家强调的是实用功能与现实功用，认为一个人所努力的范围无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鬼神上帝，只能存而不论。而这样一个只考虑现实成就的哲学，真的具有终极价值么？刘小枫举了屈原作为例子。屈原为何发出“天问”呢？又为何要自杀呢？答案是，因为儒家文化最终落实在现实的生命存在上，当屈原为当权者所放逐，他的所作所为在儒家价值观面前，就完全一文不值了，他在人间已经没有任何事业可供努力了。他对天而问，问的就是自己的行为真的没有价值吗？自己活下去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屈原限于他所在的无信仰的文化传统，找不到问题的答案，只能自杀。这就昭示了基督教神性价值观的可贵。
第二支树枝是道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在被时代所否定时，也并没有像屈原、王国维那样自杀，而是选择了道家的路——隐逸逍遥，陶渊明即是一例。这时的知识分子显然将心灵的自由作为人生的最终意义所在；然而，逍遥的同时，也宣告了其生命的无意义。在神性价值观看来，漠视世间的黑暗而只考虑一己安宁，是彻头彻尾的逃避行为，是站在黑暗一边与黑暗为伍，这显然是一种丑恶。道家虽然讲究养生之道、讲究颐养天年，然而这不过只能保全自己的生命而已，却不能为人间创造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显然，这种不考虑传承的文化传统，也是不可取的。
第三支树枝是佛教、禅宗。刘小枫考察了《红楼梦》，对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贾宝玉既不考虑现实科举功名、感情生活又遭遇失败，就选择了泯灭自己的感情，无欲无求、一心只要清净，最终得道成佛。刘小枫指出，贾宝玉成佛的过程，就是他不考虑世间疾苦、消灭同情心、只为自己逃脱苦难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变成一块冰冷石头的过程。中国传统中所谓的得道成佛，就是让一个正常的、存有七情六欲、有志向有同情心的人变成一块冷酷无情的石头。
从这样的分析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的强调现实生命，到最后的逃避生活、对现实无动于衷，这样一种文化无疑是对知识分子的扼杀。然而知识分子基本的立场一直存在，他们依然能对现实作出判断。而中国的传统发展到鲁迅身上，就完全变成了一种虚无主义——鲁迅看透了世间的一切价值，看到了传统文化并不能带来真正的价值根基，他不断反抗、也知
道要改变现状，然而终究不能脱离中国传统的禁锢。到了这一步，就完全变成了文化虚无主义，而这正是刘小枫的基督价值观所坚决拒斥的。
刘小枫的这一套逻辑已经遭到了学界反复的批判，例如有人认为他只选了个别知识分子来分析，远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撒娇者……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儒者，历代的儒者都不以他为然。”更重要的是，将中国文化整体否定，引来一个“外国的和尚”，恐怕这位和尚也未必更会念经。而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上，刘小枫才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文化虚无主义者。
然而，这样那样的批评总不能对刘小枫一个最基本的论点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在刘小枫看来，基督教传统是自洽的，而中国传统是不自洽的，中国因为缺乏宗教信仰的传统而不能填补现实价值破碎之后的虚无。所以，想要反驳这一逻辑，就不能采取简单的“挑刺”手段，而要去考察所谓“自洽”的基督教传统。
如前所述，接受作为绝对价值根基的基督教神性价值观，就显然要以信仰、而非世俗手段作为接受方式。然而人并不可能凭空产生对超验存在的信仰，信仰总要以经验的、形而下的方式去产生。荒谬之处就在于此：仅仅依靠个人的经验观察，怎么能够产生这样的信仰呢？显然，只有依靠想像，或者外界的欺骗。前者是不可能的——想像不可能产生什么神性价值观；唯一的可能即是后者。那么作为所谓绝对根基的如此价值观，岂不是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之上吗？结论应该是：基督教传统不是自洽的，而中国传统才是自洽的——作为“自然契约”的价值观，当然只能在经验社会中自然产生。神性价值观的基础是共同的信仰，而后者本身就已经预设了某种价值观念——这才是无法填补的虚无。
中国传统文化显然弊大于利；然而与刘小枫截然不同的是，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拒斥超验存在，其实是其最大优点，也是最该保留下来的地方。如果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确有差距乃至高下之分，那么必须承认东方文化是相对落后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东方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蔑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人本主义观点恰恰产生于文艺复兴之后——不仅如此，今天我们能称作“普世价值”的观念，基本上都产生于世俗化浪潮之中。韦伯用怯魅（disenchantment）形容这一过程。显然，合理性精神恢复的过程，就是怯除神魅的过程；由于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实际上均为希腊理性精神结出的果实，那么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的紧密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了。
理性精神为烛，宗教信仰为灰。烛燃纸成灰，其光芒才会愈发明亮。
后记：
西方文明是“两希文明”，即希腊—希伯莱文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许多学者似乎都持有这样的观点，看起来也颇有道理。写作此文之时我感觉到人云亦云的后果十分严重：把资本主义归因于加尔文教派，这恐怕至今仍然是很多人的看法，而这也是“两希文明”这个提法的主要原因。现在这个提法恐怕不太准确，至少也该有新的内涵了。
刘小枫在1980年代提出“中断中国文化传统”的口号，他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基督教神学。这一方案与他当时的著作，今天看来仍然令人十分震撼；可惜空有词藻，不过画饼耳。之后刘君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在施米特、施特劳斯乃至尼采等人的著作中耕耘，又提出“神义论自由主义”的看法，之后埋身儒家经典，声称在儒学中就能找到革命精神。这几年埋头解经，成绩斐然。尽管总是没有一条固定的学术进路，其思想也难以划分左右（还是偏左些），然而论基础之扎实，汉语学界恐难有出其右者，值得学习。
此文本来要当成一篇提纲，不为解决问题，只为厘清问题逻辑。可是洋洋洒洒，该说的都说了。几个月间一事无成，谨以此文聊表安慰。
2.6夜—2.8凌晨
同时，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发现，中国文化严重缺乏宗教信仰因素：“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正是这一特点的写照。儒家以现实秩序与日常人伦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拒绝承认/讨论超验世界。有人可能会问，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儒道互补、禅佛为辅的结构，而道、佛都是承认超验世界的存在的，怎能说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信仰成分呢？然而，且不说道、佛所提供的伦理和人的社会生活是严重背逆的（宣扬“出世”的伦理显然会削弱社会交往、摧毁社会结构），仅从影响力和稳定性看来，它们也远逊于儒家——在这两点上，显然只有儒家能和地球另一边的基督教相提并论。
当然我们也能够注意到，处于这样一个传统中的中国人也绝不是什么无神论者。有几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形象：关公、岳飞、土地神、灶王爷和观音菩萨等，它们往往是人们平日里祭拜的对象。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容易发现，这完全不同于宗教信仰：简单地说，人们或许相信它们的存在，但绝不信仰它们。
自从中国文化缺乏宗教信仰成分的结论逐渐成为公论后，就不断有人认为，这正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笼统地说是这样，而具体则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因为中国没有基督教、更进一步说是新教传统，所以无法形成像新教伦理那样强有力的道德律令去支持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动（尤其是将这些行为赋予正面的精神或道德的涵义）。这当然不是宗教教义的最初目标，而是其副产品——但这些教义实际上也鼓励了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和理性计划。虽然说人生而自利，但在中国显然没有这样一种在宗教信仰支持下的伦理。这种观点基本上就是韦伯本人的看法。
二、因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传统，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没有绝对的价值根基的。而基督教传统以上帝为终极价值所在，而这个基础是凌驾于人间俗世的：也就是说，神性价值观高于现实价值观。不同时代的价值观或许迥异，然而总有一个最终评价标准——上帝。上帝之爱是普世的、即是经验的也是超验的（三位一体），而中国传统中完全没有这样的成分，即使是佛教也不能与其相提并论。在这个观点中，中国的落后不仅仅在于经济或者科技方面，还（主要）在于价值观方面。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一种不仅落后、而且浅薄的价值观。
理解第一个观点的关键在于，如果承认新教（加尔文教派）教义激发了当地的“资本主义精神”、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秩序这样一个前提，那么，新教究竟是促发了资本主义，抑或仅仅是没有阻拦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首先在加尔文教作为主流的英、美、法产生，这并不能说明加尔文教起的是什么作用。韦伯理论的瑕疵正在于此：他尽管看到了人类社会由非理性向理性化发展的过程，然而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背后的理性精神的力量，而仅仅把分析中止在加尔文教教义上。整体考虑基督教在欧洲所起的作用，就不难看到加尔文教仅仅是避开了天主教和路德教对理性精神的压抑、仅仅是没有阻拦资本主义世俗化的浪潮，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推动者。
整个基督教文化在希腊精神面前，显然是一股保守的力量，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主要起的是负面作用。加尔文教派不过是没有加剧这种负面作用而已——资本主义的真正起源是文艺复兴所带来的世俗化浪潮，而本质上则是希腊精神的延续。韦伯在书中所强调的西方的合理性精神，才是资本主义的真正源头。韦伯的局限性使中国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误解：误把宗教信仰当成了一位助产婆。实际上，它只不过是聪明地没有阻止资本主义的降生而已。
而第二个观点远比前者深刻，而且来势汹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仿佛被整体拔出，因为它没有终极价值。然而终极价值不能以世俗的方式提出、宣扬，否则就妨碍了思想自由——所以必须依靠信仰，依靠对超验的存在、神性的价值以及上帝普世之爱的信仰，才能建立这样一个绝对坚固的基础，这个基础不会被任何世俗化的观念所影响或否定。没有信仰之位置的中国传统，无疑是一颗无根之树。
然而这棵树上还有三支树枝，死而不僵，必须将其砍断——刘小枫在其早期著作《拯救与逍遥》中所做的就是这项工作。
第一支树枝是儒家。如前所述，儒家强调的是实用功能与现实功用，认为一个人所努力的范围无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鬼神上帝，只能存而不论。而这样一个只考虑现实成就的哲学，真的具有终极价值么？刘小枫举了屈原作为例子。屈原为何发出“天问”呢？又为何要自杀呢？答案是，因为儒家文化最终落实在现实的生命存在上，当屈原为当权者所放逐，他的所作所为在儒家价值观面前，就完全一文不值了，他在人间已经没有任何事业可供努力了。他对天而问，问的就是自己的行为真的没有价值吗？自己活下去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屈原限于他所在的无信仰的文化传统，找不到问题的答案，只能自杀。这就昭示了基督教神性价值观的可贵。
第二支树枝是道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在被时代所否定时，也并没有像屈原、王国维那样自杀，而是选择了道家的路——隐逸逍遥，陶渊明即是一例。这时的知识分子显然将心灵的自由作为人生的最终意义所在；然而，逍遥的同时，也宣告了其生命的无意义。在神性价值观看来，漠视世间的黑暗而只考虑一己安宁，是彻头彻尾的逃避行为，是站在黑暗一边与黑暗为伍，这显然是一种丑恶。道家虽然讲究养生之道、讲究颐养天年，然而这不过只能保全自己的生命而已，却不能为人间创造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显然，这种不考虑传承的文化传统，也是不可取的。
第三支树枝是佛教、禅宗。刘小枫考察了《红楼梦》，对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贾宝玉既不考虑现实科举功名、感情生活又遭遇失败，就选择了泯灭自己的感情，无欲无求、一心只要清净，最终得道成佛。刘小枫指出，贾宝玉成佛的过程，就是他不考虑世间疾苦、消灭同情心、只为自己逃脱苦难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变成一块冰冷石头的过程。中国传统中所谓的得道成佛，就是让一个正常的、存有七情六欲、有志向有同情心的人变成一块冷酷无情的石头。
从这样的分析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的强调现实生命，到最后的逃避生活、对现实无动于衷，这样一种文化无疑是对知识分子的扼杀。然而知识分子基本的立场一直存在，他们依然能对现实作出判断。而中国的传统发展到鲁迅身上，就完全变成了一种虚无主义——鲁迅看透了世间的一切价值，看到了传统文化并不能带来真正的价值根基，他不断反抗、也知
道要改变现状，然而终究不能脱离中国传统的禁锢。到了这一步，就完全变成了文化虚无主义，而这正是刘小枫的基督价值观所坚决拒斥的。
刘小枫的这一套逻辑已经遭到了学界反复的批判，例如有人认为他只选了个别知识分子来分析，远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撒娇者……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儒者，历代的儒者都不以他为然。”更重要的是，将中国文化整体否定，引来一个“外国的和尚”，恐怕这位和尚也未必更会念经。而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上，刘小枫才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文化虚无主义者。
然而，这样那样的批评总不能对刘小枫一个最基本的论点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在刘小枫看来，基督教传统是自洽的，而中国传统是不自洽的，中国因为缺乏宗教信仰的传统而不能填补现实价值破碎之后的虚无。所以，想要反驳这一逻辑，就不能采取简单的“挑刺”手段，而要去考察所谓“自洽”的基督教传统。
如前所述，接受作为绝对价值根基的基督教神性价值观，就显然要以信仰、而非世俗手段作为接受方式。然而人并不可能凭空产生对超验存在的信仰，信仰总要以经验的、形而下的方式去产生。荒谬之处就在于此：仅仅依靠个人的经验观察，怎么能够产生这样的信仰呢？显然，只有依靠想像，或者外界的欺骗。前者是不可能的——想像不可能产生什么神性价值观；唯一的可能即是后者。那么作为所谓绝对根基的如此价值观，岂不是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之上吗？结论应该是：基督教传统不是自洽的，而中国传统才是自洽的——作为“自然契约”的价值观，当然只能在经验社会中自然产生。神性价值观的基础是共同的信仰，而后者本身就已经预设了某种价值观念——这才是无法填补的虚无。
中国传统文化显然弊大于利；然而与刘小枫截然不同的是，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拒斥超验存在，其实是其最大优点，也是最该保留下来的地方。如果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确有差距乃至高下之分，那么必须承认东方文化是相对落后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东方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蔑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人本主义观点恰恰产生于文艺复兴之后——不仅如此，今天我们能称作“普世价值”的观念，基本上都产生于世俗化浪潮之中。韦伯用怯魅（disenchantment）形容这一过程。显然，合理性精神恢复的过程，就是怯除神魅的过程；由于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实际上均为希腊理性精神结出的果实，那么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的紧密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了。
理性精神为烛，宗教信仰为灰。烛燃纸成灰，其光芒才会愈发明亮。
后记：
西方文明是“两希文明”，即希腊—希伯莱文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许多学者似乎都持有这样的观点，看起来也颇有道理。写作此文之时我感觉到人云亦云的后果十分严重：把资本主义归因于加尔文教派，这恐怕至今仍然是很多人的看法，而这也是“两希文明”这个提法的主要原因。现在这个提法恐怕不太准确，至少也该有新的内涵了。
刘小枫在1980年代提出“中断中国文化传统”的口号，他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基督教神学。这一方案与他当时的著作，今天看来仍然令人十分震撼；可惜空有词藻，不过画饼耳。之后刘君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在施米特、施特劳斯乃至尼采等人的著作中耕耘，又提出“神义论自由主义”的看法，之后埋身儒家经典，声称在儒学中就能找到革命精神。这几年埋头解经，成绩斐然。尽管总是没有一条固定的学术进路，其思想也难以划分左右（还是偏左些），然而论基础之扎实，汉语学界恐难有出其右者，值得学习。
此文本来要当成一篇提纲，不为解决问题，只为厘清问题逻辑。可是洋洋洒洒，该说的都说了。几个月间一事无成，谨以此文聊表安慰。
2.6夜—2.8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