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西擊東

1.“历史终结论”由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他论证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所共有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欲望，而自由主义作为唯一一个人们可以平等地“相互承认”的制度，完全满足了这一欲望，从而使人类历史终结了。 2.卡尔.曼海姆认为乌托邦的意义不在于人们要构建那样一个社会，而在于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人们对乌托邦的憧憬推动了历史车轮的转动。所以，诚然乌托邦是达不到的，但也不能否弃。 3.然而卡尔.波普尔支持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只能通过不断消除错误的方式来完善制度，而绝不能设计一个乌托邦来对照，不管这个乌托邦是不是可行的。简单的说，可以有短期目标，但绝不能有长期目标。 4.从今天来看，波普尔式的渐进社会工程已经成为政治运作的标准之一。波普尔警告说不要问“哪个政治制度最好？”这样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导致乌托邦。然而福山正是回答了这一问题：自由主义最好，因为它完全满足了人类被承认的欲望。 5.福山的论证无疑不够严谨。但我关注的是“历史的终结”这一概念，它可以与“意识形态的终结”联系起来：我将要表明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的终结，现今这种政治形态也会发生变化，而这种后果就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

一 9月19日丁学良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表了《“中国模式”为何不好推广？》，作为其《丁学良回望30年》专栏的一篇新文章。在此文中，他采用了欲抑先扬的笔法：先是论述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无可非议，认为无数客观事实表明，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即使不提那些枯燥的统计数字，你只要每年有去中国进行一两次考察的机会，都能看到中国30年来所取得的实在成就——看看那些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工厂商场、城市广场、大坝电站，等等。这些难道不是真的吗？” 接着他便提到，作为以上事实的原因，改革开放却很难向世界推广。就像南美模式的休克疗法一样，中国模式的改革开放有其特殊性，那便是改革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他论述道，所谓社会成本“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我暂不提人权怎样，单讲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就够了。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我现在还不提更高的政治改革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要是再提上就更麻烦了。” 最后，他讽刺道“你能向别的国家明白地说，‘你要达到这种成果，一定要取消所有弱势群体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吗？中国的无权农民工、黑窑奴工、煤矿事故、拖欠工资这些，是相关产业‘高效益’的重要原因，你能这么强行地干，但你能向世界名正言顺地推荐吗？你能向那些来访的发展中国家人士开导说，‘要在短期内有中国城市里那么漂亮的马路、绿地、豪华建筑，要开展有效的造新城运动，你们一定要敢于强制征地，对农民耕地被剥夺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要无情镇压’吗？”

波普尔在1992年为他的自传写的后记中指出，左右之争是“历史决定论的遗产”，又是“核威胁的后果”。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波普尔并不是泛指激进与保守之争，而是指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之时欧洲的情况。 马克思对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作出了悲观的评价。他认为资本主义剥削的车轮最终会停转，资本家这一群体要么会自我消亡，要么灭亡于工人阶级的反抗。基于以上判断，又根据费尔巴哈改造过后的黑格尔历史主义，他认定：历史必然会走向一个新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然而，也要发动一场革命，去推动历史进程;于是产生了国际共运。可是马克思错误的判断了资本主义的命运，得出了资本主义将要灭亡的错误结论。如果抛开共产主义运动去观察之后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日臻发达，马克思的预言并未实现。 共产主义运动严重破坏了本来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秩序，彻底将世界分成两部分、出现了两极的对抗。我以为，这正是波普尔那番话的本意：如果不是马克思的错误，世界也许不会有后来的灾难，包括两极分化与核对立。回顾历史，这一切都要归罪于历史决定论，归罪于一种把历史看成是一条可以预测流向的河流的理论。

在日常语言，或者说我们国家的日常语言中，“政治”一词要么是讽刺性的，要么是让人敬而远之的。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加诸于语言上的枷锁。如果撇开这层，政治哲学其实是、也应该是关乎个人的学科。 有观点指出，从政治史上看，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关注个体的反思，而政治关注外在事务，用时髦的话说，哲学是主体的，政治是主体间的，因此我们或多或少应该警惕主体间论题对一门主体性很强的学科的侵犯。 但是，且不说哲学的传统有多大的指导价值、及主体间和主体的鸿沟到底有多大：大宪章运动本身不仅是一项政治运动，而且还是一项参与者只有贵族和王室的运动。就算这样，它也给个人/主体领域带来了一场革命，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几百年后的启蒙运动。 我们之所以说启蒙运动影响深远，绝不是因为民粹主义推翻了皇权（然后又搞了新的皇权），更不是因为罗伯斯庇尔之流，而是因为它极大拓展了个人自由的领域。自由主义制度，首先是一项关乎“每个个人”的制度，其次才是一种政治制度。 “从古典政治哲学的特定视角切入今天的政治哲学研究,只能获得个人价值追问与个人生活趣味的安顿,这种追问无法解释大型复杂社会的公共问题。因此,坚持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即坚持17 、18 世纪启蒙主义的基本价值信念,便成为我们研究政治哲学问题的价值基石。” “大型复杂社会的公共问题”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和“每个个人”相联系起来：法律（即规则）与社会（即关系/联系）。规则与关系对于单个元素毫无作用，但我们既然无法独自生存，就不可能脱身于政治之外。而于我自身而言，科学哲学算是一项兴趣，而政治哲学更像是一种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