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8日

声西击东

据说,我们中国人才最了解中国。于是,我们善于、并热衷于在言论领域与别人论辩,试图纠正对方的偏颇看法,传播真相,并捍卫自己对祖国的正确理解。这项活动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成为官方宣传体系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同时,在各种场合中,对一个国家之历史与现状的论断,又从未像今天这样易于引发争议。当面对如此情境时,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殊异身份就显得具有特别的作用。因为我们时时刻刻居于这个国度之中、时时刻刻体认着它的现实境况,同时利益又与其息息相关,因此,我们似乎理应是当代中国最深刻的理解者、最适宜的阐释者。

没有人会怀疑:对一个事物作出判断的前提是了解它。我的疑问是,是否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居民就是最了解该国家的人。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这一命题显得尤为可疑。设想有这样一个人,他在一生中仅读过一本书;他整日、整年沉浸在这本书之中,以至于对其内容倒背如流。于是,我们似乎可以就此得出结论:他是这本书的最权威的专家、“最深刻的理解者、最适宜的阐释者”。然而,果真如此吗?如果一个人只读过一本书,他甚至都无法从直觉上说出它的好坏来,更别提进一步的判断了。任何判断——价值判断——都必须建立在比较之上。没有这种比较、没有对同类事物的了解,我们不可能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论说;事物对我们来说,仅仅是空洞地、无内涵地存在着。

近似地,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对于我们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仅仅是“空洞地、无内涵地存在着”。政制与社会对我们而言,是,并且只是一个事实。我们难以审视它们;我们不能体察到它们的特异之处;由此,我们的生活就这样建立在熟视无睹之上。更进一步,我们的思考本身就已经不自觉地将现实视为某种前提、某种先定秩序:这就是说,现实背后的力量穿透了我们,至少是严重扭曲了我们的经验。在这一意义上,对中国最不了解的人恰恰是我们自己——正是因为知道得太多,所以一无所感。

人难以长时间生活于一种整体可疑的环境中;或者说,人难以对自己所处的世界进行真正颠覆性的思考。这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极大依赖于自身的经验,我们不得不首先确信自己的感官,继而在其基础上作出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出生在某些特定的规范之中;之后,它们不断地被传达、被重复、被印证。我们一方面遵照它们生活,一方面却感觉不到它们——它们已经成为我们自身意识的一部分,没有它们,我们根本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既然如此,反思这些规范,具体而言,反思人们的行动以及他们所持有的话语与逻辑,就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

必须承认,一些与生俱来、未加辨明的概念与命令是我们人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任何理解都以预先的立场为前提;正如上文所言,不借助这些不请自来的先定要素,世界一开始就只会是不可理喻的。然而,如果它们喧宾夺主,以至于成为人们进一步思考和行动的限制者,我们的自由就会被它们所衍生出的强制规范所损害。值得阐明的是,这些损害并非是对应自主,即所谓积极自由而言的;它总是表现为对人们权利意识的封锁,以及对权利空间的实实在在的压制。也正因为此,权利作为一种可以得到纯粹形式之定义的、严格中立的观念,就能够对上述先定要素进行有效的约束。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之官方话语最重要的任务,即是对自身进行辩护。这一辩护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常规的宣传活动。宣传的最终目的是人们的接受;但对于这一行动而言,话语的广泛传播——强制性的传播——更具意义。换句话说,话语能否流动,比话语自身的可接受性更加重要。与后者不同,前者是一种与话语之内容无关的功能标准:它直接反映着统治秩序的有效性。所以,这种辩护成功与否,与人们的信念并无直接关系;只要该行动能够在形式上完满完成,就足以达到目的。至此,作为意义承载者的话语消失了;留下的只有仅仅作为工具的空洞文字,以及作为递送者的权力。由此可以概括地说,在全权体制下,统治能力就是统治的充分条件;政治运作就是政治的全部内涵。以这种特征为起点,我们能够发现:当代中国的政制在正当性维度上所面临的问题,并不能构成对其自身的重要威胁——对全权体制而言,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的、事无巨细的控制之能力,本身就是其最大资本。在这里,出现了一种去正当性(而不仅仅是不正当)的政制。它凭借自身的殊异构造,向我们呈现了如下意图:凭借有效而完善的统治技术,尽可能阻绝正当性要求的影响。

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一种特殊的政制是去正当性,或者说非话语的,它似乎就无法表现出任何意识形态。然而事实是:当全权体制得以有效运作,即全面控制社会之时,社会就消亡了,或者准确地说,权力重塑了社会,并控制了我们。我们能够发现,在生活中,权力无处不在施加影响;任何一个领域都受权力的控制;甚至没有一个日常行动与权力无关。在此意义上,政治侵蚀了生活,甚至可以说,政治变成了生活。但另一方面,这种侵蚀并未附带任何特定的观念,因此,它迎合并促进了人们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心态,并使得私人领域前所未有地多元化。因此,恰恰是这种去意识形态的政制,才使得统治秩序的自我维系成为可能;并且,当代中国那令人困惑的吊诡现象——自上至下的泛政治化,以及自下至上的去政治化——也只有在这种政治与社会互为表里的特定模型中才能得到解释。

在这种奇特的政治-社会空间中,虽然并不存在那种典型意义上的显明、有效且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但实际情况并不因此而改观:因为,我们虽然不必服膺于某种意识形态,却不得不按照权力的意愿生活。通过对社会的塑造与对自由的限制,权力使我们囿于一个经其改建过的狭小私人领域中。与典型意识形态不同,权力背后的意图可以是任意的。与前者相比,这种政制失去了理想因素与方向性,却收获了更强大、更灵活的控制力量。

值得怀疑的是,在如此境况下,我们是否还有可能对政制进行更具体的反思。权力现出了身影,细节却永远不为人知;尤其是,当自己的经验都已不可信任时,追问在那些熟视无睹的事物背后究竟还有什么,似乎已无可能。就因为此,我们绝不应该认为自己了解这个所知最多的国家。我们应该将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只有通过如此比较,或许才能够体认到当代中国的具体问题。此即所谓“声西击东”:声泰西之学以击东国之政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