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6日

政党与学生运动的变迁:对现代史的一种整体理解

“学生首先是一种身份,其次才是一种职业”,这表明学生运动不同于常见的社会运动。尽管与农民、工人等相似,学生群体同样共享相近的生活条件,并且我们也能够看到:相当部分的学生运动,仅以局限于“内部”层面——即以教育政策或学校条件之改善为诉求为主;但归根到底,这些常规成分所孕育出的,皆是过程更加复杂、影响更为深远的政治变革。因此可以说,学生运动由下至上打通了社会诸层次;以这一现象为切入点,我们就有机会对中国现代史作出一种整体化的解释。这种解释与建立在新旧事物斗争之辩证法基础上的经典叙事不同:应该看到,新-旧范畴仅为时间维度上的区分,并无多少价值,更不能作为理解现代史的线索。事实上,五四之后的新旧冲突,初为价值观之辩,但很快就演化为非此即彼的社会矛盾(以浙江一师事件为典型:彼时一师有一施姓学生在无政府思潮与家庭矛盾的交叉影响下,于《浙江新潮》杂志发表文章激烈批判传统伦常,引起保守人士不满;省政府以此为由,决意整顿一师、更换新派校长。学生大哗,为保卫学校之“改革精神”,遂据守其中,与前来军警相抗,险些酿成流血惨剧。最后政府在社会各界压力下退让),最后又为党派斗争所操弄,先前意义尽失;其中之曲折复杂,绝非“激进-保守”之类范式所能概括。

五四运动之后,学生运动的主旨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外转内,或者说由“只问外交,不问内政”转向了“力争外交”“澄清内政”;进而,对国内境况的关注逐渐占得上风。学生之中,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蛰伏下来,对民主、平等的要求成为主流;因此,北京政府往往成为学生群体的对立面。如果说五四运动所面对的仅是模糊而陌生的“帝国主义”形象,后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就不得不直面具体而微的社会问题。自此,学生开始自觉介入政治,开始对公共生活施加直接的影响。但遗憾的是,这一状况很快就被破坏,而其根本原因则是“政治”概念的变异;这一切,政党力量难辞其咎。

在此,我们可以断然地说,中国现代史首先应该被理解为政党力量逐步支配社会的历史。这里的关键问题是:1919-1929年间,确实存在着可以被称为“公共领域”的社会空间吗?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在北京政府之下、私人生活之上,民众、尤其是学生曾拥有丰富的机会去影响公共政策。然而,如上文所述,这同时也是一个相当短暂的时期。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积极参与其中的学生群体,是如何被政党力量所操控、被某种现实政治实践所裹挟,最后由运动转为“被运动”的;进而,那些宝贵的机会也随之逐渐丧失。在这一意义上,作为一种旨在与现代社会理想进行对比的叙述,对中国现代史的泛政治化解读并不为过。常有观点指出,与五四这一政治事件相比,新文化运动作为文化领域的变革,无疑对学生造成了更深远的影响。这种看法固然有其道理,但就学生群体在现代史中的整体地位而言,文化上的变革似乎只能让位于政治斗争;若考虑到1949年之后意识形态借威权之手对既有社会所造成的创伤,我们就更应该重视政治领域。凭借着对既有观念的解魅,学生群体虽然曾展现出令人难忘的主动性,但最终还是不免沦为现实政治运作的附庸。从某种角度看,现代史自始至终都被这种运作所支配;换句话说,所谓“真正的历史”只在战场、街头与朝堂,不在讲厅、书刊与民间。这也是坚持泛政治化理解的理据所在,因为“政治”概念之内涵的变迁,正体现出现代中国的历史逻辑:狭义的政治吞噬了广义的政治,也即,现实主义的政治吞噬了作为公共生活的政治。学生运动的变化,正显示了这一逻辑的无情力量,这可谓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悲剧性的一章。

政党组织、尤其是现代史中的政党组织,其首要任务即是争取实质权力;因此,它们先天就趋向于以严密替代松散、以单一替代多元,而这种倾向在无规则的政治环境中又变得格外突出。在此前提下,若政党试图控制社会,后者是断然无法与之抗衡的。北伐战争之前,北京政府-学生群体-国共两党三方处于微妙的状态:政府严防学生入党干政,而学生又将参与政党当作“救国”行动的唯一有效手段。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政党力量制造了一种非此即彼的观念,即救国-入党-进步与卖国-禁党-反动的两分法。事实上,一种观念越是通俗易懂、越是政治正确,就越能吸引更多的信仰者;也只有以这种简单粗暴的单一解释进路,政党才能够将原先多元、复杂、松散的社会纳入自己毂中。五四之后大力支持学生运动的舆论,起先是受一种一味强调政治参与的全面民主观念所影响,后来就难以撇除党派背景。早期国民党高层如胡汉民、戴季陶等尚对学生运动有所保留;该党改组之后,集权倾向愈发明显,其舆论机构如上海《民国日报》等就开始极力赞赏学生的活动,也正因为此,它曾引起梁启超等人的批评。而共产党作为一个天生依赖群众运动的政党,更是看重民众中的“精英成员”——学生群体。十月革命之后,以社会主义为主旨的各种组织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努力下建立起来,其主要成员正是学生。显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有明确主张、有成功前例的意识形态,比“救国”等空洞概念更能吸引参与者。

一位浙江六师学生曾有此代表性的话语:“我个人底观察,学校的阻碍进步,学生便有闹风潮的必要。这种风潮越闹,学校愈会进步,大家齐来,有可闹处、使我们不满意处,我们正不妨闹个天翻地覆,从黑暗处闹出光明,不怕斥革,何怕政界干涉,在校里做一个闹风潮的分子,就是于社会上留一粒革命种子,将来学校的进步,社会的改造,不靠着我们,还靠哪一个呢!”由此我们也能够窥见政党得以成功掌控学生的些许原因。后五四时期的学生持有一种以“闹”为核心的扬“动”抑“静”的活力论-进步世界观,而他们同时也对自身行动的正确性抱有充分信心,因此,学生自治也是学生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在此背后则是朴素的无政府主义/激进民主思潮:首先是反权威的平等主义,继而是政治合法性的粗暴重建。然而,这种简易的政治理念显然无法与体系化的、训练有素的政党意识形态相比:后者吞噬前者之后,学生群体为党派所支配便不足为奇了。

1925年初,上海日资企业发生童工被害事件,逐渐引发波及全国的罢工潮。学生群体亦积极参与其中,却遭公共租界巡捕抓捕;其间亦有政府武力镇压出现。各界民众最后在上海公共租界组织大型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守卫老闸捕房的英国巡捕即行开枪,酿成十三人死亡的惨剧,是为“五卅惨案”。此事例作为五四后“力争外交”诉求之高潮,不仅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又一次释放,更表明了自主学生运动的瓦解。在抗争中,各地的学生会——学生自治的象征——均丧失了领导权,而政党力量却介入其中,将工人、市民与学生熔为一体,展现出强大的组织能力。应该看到,对于五卅事件而言,我们切不可将其纳入弱势民众反抗国内威权政府/国外帝国主义的传统解释范式:这种常规理解完全忽视了党派组织的领导作用。实际上,社会运动若要迅速发展壮大,民众尤其是学生群体的自主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政党式力量的实质参与。可惜,在现代中国这一特殊环境中,政党一旦借此上位,就再无可为牵制之物;政治事务就此沦为党派间纯粹现实性的博弈。

因此,学生群体总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况:一方面,一味区分学术与政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蔡元培式的主张,既不现实,亦不合理;另一方面,在公共生活的政治为争权夺利的超常党派斗争所取代的大前提下,学生对政治的参与,似乎也难逃被工具化的命运。我们可以从胡适身上窥见这种悲剧处境:学成归国后,胡博士曾发“二十年不谈政治”之愿,但旋即就参与联名《争自由的宣言》,正式树立其公共知识分子地位,自此再未回返书斋。然而,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从名流至白身,从学者到学生,他们所持有的或深刻或朴素的社会理想,无一不需面对现实境况的考验;国家的曲折命运,无时无刻不在动摇着人们的观念。而自国共两党相继踏上政治舞台以来,一种现实性的、施密特式的绝对敌-我斗争愈发显明,它逼迫着人们作出立即的决断:在此基础上,是非再不重要,观念亦无意义,一切都在党派冲突中化为空无的幻影了。

五卅事件之后,迅速走向“政治成熟”的国共两党愈加意识到学生群体的重要性,遂抛开顾忌,直截了当地发动了“运动学生”的行动。彼时两党所发布的政策章程中,均可见“组织学生”“领导学生运动”等要求;学生在宣传鼓动下,亦纷纷加入党籍,其中国民党之比例更高。事实上,这些行动皆属于政党自我膨胀之过程:如前所述,政党在无规则的非正常社会中,必定趋向于将整个社会纳入自己掌握,从国民党之“党化教育”,到共产党之“社会主义青年团”,均标志着政党力量对学生群体的全面渗透。北伐战争之后,国共各持政权、分道扬镳,此时,前述政府-学生-政党三方变为政党-学生两方;如果说当时学生面对北京政府尚有些许独立地位的话,此时学生群体就彻底沦为全权体制的附庸。再加上两党均循苏式党-团体制,以次一级的团组织全面统辖青年学生,自此,现实主义的政治行动将公共空间压榨至尽,五四以来学生运动的精神彻底泯灭。

现代史肇始于现代性与传统观念的碰撞,这预示着一个诸种观念相互碰撞的时代,它本身就朝向着个人自由。但,正如彻底的多元主张势必解构自身一样,完全松散的社会亦不足以保障这种自由。事实上,“革命”“救国”等政治正确的观念始终横亘于一切思考之上,而政党力量凭借自身行动上的优势,牢牢把握住对上述观念的阐述权,并借此发展出一套严密的意识形态。显然,这种意识形态愈是鲜明、愈是利于组织化,在智识上就愈是教条、愈是空洞。随着政党的膨胀,它如寄生虫一般附着于社会诸领域,污染自由空气,排斥多元观念。这一过程贯穿了整个现代史,而学生运动的变迁正是其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