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7日

乔姆斯基:出位之行

1999年,北约致力于制止南斯拉夫政府军对少数族群的屠杀,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对此,全球知识分子一夜之间似乎都变成了程序正义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对北约此举大张挞伐,仿佛西方国家已然成为霸权政治的推动方。此时,哈贝马斯出人意料地在德国《时代周报》上发表了以《兽性与人性——处于法律与道德临界点上的战争》为题的文章,为北约辩护。他指出,科索沃战争从目的到手段都应该被理解成一种“保护行为”;北约的行动是“世界公民”捍卫普遍人权的正义之举。之后,中国学者曹卫东访问哈贝马斯,写出了名为《哈贝马斯:出位之思》的文章,其中指出:哈氏的辩护难免会引发许多误解,进而可能被理解为为德国的外交政策宣传造势,甚至亦不免沦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像哈贝马斯这样的著名公共人物,不应该贸然介入现实的政治活动。由此,哈氏的举动显然是一种“出位之思”。

哲人以其话语闻名;思想是他唯一的武器。哈贝马斯敢于在关键时期逆主流舆论而动,却被斥为所谓“政治不正确”。这种指责是否公允,尚可讨论。无论如何,这桩公案毕竟还停留在话语圈之内,出位与否,或许并不重要;然而,当这一界限被突破时,后果便大不相同。

一般说来,哲人的现实生命多如康德一般甚为平凡,但一旦有些许亮点被发掘出来,便会引发人们无穷无尽的议论兴趣。从阿尔都塞误杀妻子,到福柯因艾滋病而死;从培根贪污受贿,到施密特为纳粹辩护,这些事件均已成为永恒的热点话题。不过,它们之所以引人注目,无非还是因为超越了常人行为的界限;而下面的事例,则显得与众不同。

诺姆·乔姆斯基,当今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其学术兴趣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点:语言哲学,以及左翼批判政治。他长期以对现代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秩序的锋锐批判而闻名。就像每一位常规的学院知识分子那样,他同样以其学术生产为经济来源。这当然是再平常不过的一点;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因为乔姆斯基作为批判现实社会的左翼知识分子,却像社会中的正常人一样行动并获得了突出的成功,才显得格外出位。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作者彼得·施瓦茨(Peter Schweizer)敏锐的注意到,在许多为我们所熟知、甚至为我们所信任的意见领袖身上,均存在这种言行间的深刻矛盾;而乔氏又是其中的典型。下面的内容,便来自其作品《说一套,做一套:关于自由派之虚伪的档案》(Do as I Say (Not as I Do): Profiles in Liberal Hypocrisy)之中一篇揭露乔氏“真面目”的檄文。

社会贫富差距一直是乔姆斯基所关注的重要主题。他认为,富人采用了各种用于避税的信托方案,这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美国税法非但没有在这方面发挥好的作用,反而沦为了一种压榨穷人的机制。然而,乔氏自己就在使用这种避税方式:为了保护其两百多万美元的财产,乔姆斯基在波士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帮助下,设计了一种以其女儿黛安·乔姆斯基(Diane Chomsky)命名的不可撤销信托计划。看起来,他正使用他所激烈批判的方式,保卫自己的财产。

乔姆斯基声称反感贫富差距,因此支持财产再分配政策——只要这种政策不波及到自己。他一定在暗自祈祷:我的政治主张可千万不要现在就生效啊!

当施瓦茨就此事询问乔氏本人时,他报之以布尔乔亚式的温情回答:“我不会为把财产留给孩子们而道歉的。”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其他这么做的人就要受到谴责。难道他们就不能给自己的孩子保留财产吗?——当然,之后他又给出了一个颇好的理由:他自己之所以可以避税,是因为他和他的家人在“试图帮助受苦受难的人民”。

事实上,乔姆斯基如此富有,正是因为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虽然口口声声反对利润,却俨然已经建成了一个商业品牌。他的各种作品,同样作为传媒市场上的商品而存在,这和许多演员并无二致。他以这种方式赚钱——比如,他每在大学发表一次演讲,就能获得一万两千美元。通常,这种演讲每年都会有数十次。

如果你不能当面聆听他的教诲,也没关系。你可以在互联网上付费下载他的演说音频。一段关于财产权的录音资料售价79美分;而一张CD的价格则是12.99美元。

当然,书籍才是乔姆斯基的主要营收手段。他的著作通常都是国际市场的畅销品;“乔姆斯基”这个品牌就意味着大卖。按照书商的话说,“我们只需要把乔姆斯基的名字印到书上,就可以等着销售一空了!”

虽然他的著作深受欢迎,但写作对他而言非常轻松,因为其晚近作品基本上都是由演说稿和采访记录改编而成的。你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左翼批判理论的“多层次营销”(multi-level marketing)。乔姆斯基说:“你在各种杂志上所读到的我的文章,基本上都改编自访谈和会议记录。我是一个‘寄生物’。我的意思是,我的思想是建立在其他人的行动之上的。我很乐意这么做。”

在9.11事件后,乔姆斯基的市场影响获得了提升,因为他声称该事件实际上是一场牟取暴利的长期战争的起点。很快,他发现自己更加抢手了,就将自己的演讲费由九千美元增加到一万两千美元。一家出版社就9.11事件对他进行了采访,并很快将访谈稿出版发行。他那富有争议的观点被翻译成十九种语言,畅销世界各国——不难想象,仅此一项乔姆斯基就获利甚丰。

数年来,乔姆斯基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了持久的攻击。他认为,这种观念对大众毫无好处。而知识产权更是如此——乔氏指出,即使制药企业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去研制一种新药,也应该把它免费提供给患者。

当然,他的观点同样不适用于自己。乔姆斯基音频作品的代理商Alternative Tentacles警告说,免费下载是不被允许的。而其文字作品一样受到限制——在乔姆斯基官方网站上,有如下声明:“此网站的资料之版权属于诺姆·乔姆斯基和/或诺姆·乔姆斯基及其合作者。未经书面许可,本网站的资料不得转载、翻印。”当然,如果你确实感兴趣,也可以得到部分授权。

激进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思想当作武器;乔姆斯基却在其中看到了发财机会。

2002年10月,费城举办了一场名为“乔姆斯基:媒体与民主”的主题演讲。只要花费十五美元,你就可以亲耳聆听他对资本主义之恶的批判;再花上三十五美元,你甚至可以参加会谈,而他将直接与你交流。在演讲中,乔姆斯基指出:“民主制度需要自由、独立且勇于寻求真相的媒体。”在演讲结束后,一名当地左翼报纸的记者试图采访他,却被告知,她这样一名“自由、独立且用于寻求真相”的记者需要再花上三十五美元才行。

美国的商业经济,是乔姆斯基所深恶痛绝的批判对象。在他看来,美国商业一无是处。他描绘了一副黑暗的图画:美国正在“不负责任的、致命的统治机构”的影响下堕落。他将公司称为“私人的暴政”,并认为它们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似”。按照他的观点,资本主义秩序就是一场“丑恶的灾难”。

但是,在自己的退休金事务上,事情就变得格外有趣了。乔姆斯基发现,他所严厉斥责的美国公司提供了一些非常棒的投资方案。当面对由他所在的学校——麻省理工学院——所提供的退休金计划时,乔姆斯基并未将自己的资产投入市场基金或政府基金,而是加入了股市,并选择了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TIAA-CREF)的股票。实际上,该基金会的投资对象正是乔姆斯基所大肆指责的美国商业公司,各行各业均有涉及。

当施瓦茨就此事向乔姆斯基提问时,他回应说:“我还能怎么做?”并反问道:“难道我应该搬到(贫穷落后的)蒙大拿,然后在那里找个破旧小屋住下?”这种回答非常聪明。乔氏认为,我们的生活不可能完全避开资本主义秩序,不可能与商业经济脱离联系。但他其实有更好的选择——有许多基金是用于社会福利或公益目的的。它们只是不能提供最大化的经济回报而已。

(原文见:Noam Chomsky, Closet Capitalist

必须承认,施瓦茨的指责令人难堪。当对哲人的批评脱离了繁复难懂的理论说辞,并且以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事实为凭据时,就产生了一股难以回避的力量。乔姆斯基的行为显示,他具有经济人的主要特征:理性,并且自利。在这方面,他甚至比大多数人——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学术同行——都优秀。这一现象与他的思想大相径庭,的确是彻头彻尾的“说一套,做一套”。

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必须承认,哲人的思想总是对现实境况的超越;这就意味着,言行合一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可以将所有的情况都混为一谈。不难想象,对乔姆斯基的辩护可能是:“每个人都这样,不是吗?难道那些无政府自由主义者不也在向政府缴税吗?难道每名共产主义者都已经举行武装暴动了吗?”确实,我们的行动总受到现实境况的掣肘,但我们的思想却是自由的。如果总是拿行为的界限来衡量思想,思想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就。在这里,对现实的态度或许是有效的判断标准。自由主义者之言行不一的背后是:他立足于现代社会的根本境况之上;他赞同支撑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他希望通过话语来改善这个世界。因此,他愿意继续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且接受现时的诸多政策。然而,像乔姆斯基这样的学者,他一方面批判着现代社会的各种基础观念,一方面却积极地迎合商业市场,积极地追求自由经济所提供的各种机遇。在他的生命之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的行动正肯认着他的话语所完全不肯认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乔姆斯基的学术生涯,以下评语是合适的:“几十年来,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谴责自己的祖国,往往在积满对句法理论一窍不通的崇拜者的大厅前慷慨陈词。他的公开露面多数都在美国,这个唯一以荣誉和机会奖励诋毁它的人的国家,并让诋毁成为给诋毁者带来好处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