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8日

“侠”、“非侠”与“反侠”:金庸的武侠世界

“侠”这一概念,最早出于韩非《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表明,在法家政治图景中,儒者与侠客均被视为秩序的破坏者。而《史记》对“游侠”的描述是:“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曲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问者耶?”虽然司马迁对游侠颇多赞扬,但还是不免提到这一类人有“不轨于正义”的一面。因此,根据以上两点可以看出,不论知识分子对侠客的态度为何,他们均或多或少的看到了这一群体对正常秩序的威胁。

理想社会的实现,便意味着乌托邦想象的终结;那么与此相比,正常社会的实现,也便意味着侠客以武“犯禁”(按照传统,侠客犯禁是为了维护正义)之合法性的终结。当道德败坏、信义不彰、恶徒盛行之时,侠客或许可以凭借自身武力,捍卫朴素的道德标准;但在法律健全、秩序稳定的社会,侠客之举不仅多余,而且危险。正常社会中不再有侠客,只有练武者。

金庸《射雕英雄传》中,有如下耐人寻味的一幕:裘千仞被逼在华山崖边,四周强敌环绕,眼看凶多吉少,便急中生智说道:“若论动武,你们恃众欺寡,我独个儿不是对手。可是说到是非善恶,嘿嘿,裘千仞孤身在此,哪一位生平没杀过人、没犯过恶行的,就请上来动手。在下引颈就死,皱一皱眉头的也不算好汉子。”

裘千仞的逻辑是,武林中人无一不占血腥,皆没有资格担当道义裁判。而这时洪七公出现,凛然说道:

“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倖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人!”

这番言论,裘千仞无言以对。实际上,这番话是经不起推敲的。不经过公正的程序,谁也没有资格充任法官;便是大奸大恶之徒,也不能被随意处决。金庸描绘这一场景,或许只是为了将洪七公化为正义符号,最终却暴露了“侠”话语的道德漏洞。如前所述,侠客天生只能存在于乱世之中;即使如此,他们以武犯禁所依赖的朴素观念,也经不起细致的考察。前述的合法性因此荡然无存。

“侠”的道德困境,折射出的是汉语传统在权利思想与程序正义观念上的基本缺失。这就导致武侠小说这一载体不仅受困于时代的局限,亦受困于观念的脆弱。因此,此类小说往往难以涉及对政治环境的深层考察,只能囿于人性层面展开言说。金庸本人同样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

也正是因为此,金庸的作品作为现代武侠小说的顶峰,对“侠”背后的人性刻画,完全超越了传统。侠客当以信义为本,按照先前的武侠体系,真正恪守道德原则的人,必将取得成功。然而自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始,金庸作品中的主角便逐步从高、大、全的大侠(陈家洛、胡斐)转为有种种性格缺陷的“非侠”(郭靖、杨过、张无忌、令狐冲),最后变成鄙俗不堪的市井“反侠”(韦小宝)。这种转折,表明金庸有意识地在破毁“侠”的传统理念,同时更是对汉语传统进行整体反思。

从现代武侠的角度看,《书剑恩仇录》更像是一本传统武侠小说,其主角陈家洛文武双全、才貌俱佳、身世显赫,又轻而易举的统领了实力强大的红花会,以乾隆的汉人身世作注,一心要达成一个民族主义目标:反清复明。但是,整本书更像是对侠客之江湖逻辑的嘲讽:大侠陈家洛、乃至整个红花会、包括军师“武诸葛”徐天宏都不明白,无情的现实政治,一不会败于血统,二不会屈于誓盟;江湖群雄的信义面对政治权谋,尽显天真幼稚。这种鲜明对比,正凸显出“侠”的局限性——虽然这并非金庸有意而为,但也为其之后的反传统武侠创作开了一个好头。

《射雕英雄传》作为金庸的第三部小说,其主角郭靖已大大不同于经典的英雄侠客形象。郭靖为人淳朴,有时亦不免愚笨,显然并非练武之才;而金庸着力在这样一名平庸之辈身上安排种种奇遇以帮助他成长,正是突破既定武侠框架的成功手笔。而郭靖在功力大成之后,马上被卷入了民族战争的漩涡之中。起先的宋金战争,他身背国仇家恨,抗金合乎逻辑,不足为奇;但在蒙元崛起之后,蒙古是成长之地,南宋是故国家乡,郭靖在两难下思考,终于突破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成见。在小说结尾,郭靖与成吉思汗交谈,认为英雄“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这一认识不仅较只知攻伐的蒙古大汗为高,同时也超越了执着于华夷之分的汉语传统;而郭靖身具奇功,却在武侠世界中成为一名和平主义者,这又是金庸创作的出彩之处。然而,《倚天屠龙记》中提到,郭靖黄蓉夫妇帮助守卫襄阳,终于在城破时力战而死。和平主义者郭靖不免还是死于战火,过于超前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碰得粉碎;和平与“侠”,天生便无法共存。虽然金庸本人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我所看到的,只是一场“非侠之侠”的悲剧。

《射雕英雄传》之后,金庸对传统的反思愈发深入。《天龙八部》的主角萧峰,则是坎坷命运与复杂人性的最佳承载者。萧峰在杏子林丐帮大会之前,一直是标准的大侠,武功超群、气概非凡,统领着武林第一大帮,又以为国家抗敌为己任,其形象完美无缺。但是,自身世之谜揭开后,小说气氛为之一变,萧峰命运急转直下,不仅地位一落千丈,自身亦难以在中原立足,就连与阿朱的爱情也是一波三折,毁于一连串的阴谋与误解之中。萧峰此人虽无可挑剔,却因不幸命运而落得悲惨境地,金庸如此安排,正是为了表现一个完美的、传统的侠客同样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小说结尾,悲剧达到了高潮:阿紫对萧峰一往情深不能自拔,最终死于自己的扭曲性格;萧峰虽从萧家与慕容家的恩怨中解脱,却依然因国族身份的错乱而陷入了生存困境。纵使萧峰有如此武功、如此名望,亦无法在雁门关前找出一个万全之策。金庸之所以在少林寺就设定出一位Deus ex machina(“解围之神”)——即扫地僧——凭借起死回生的神奇手段打破萧远山与慕容博之间世俗的仇恨,正是为了凸显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人性的伤害——这种伤害,作者亦无法将其消弭。《天龙八部》一书,一方面着力描绘悲剧中“侠”弱小无助的一面,另一方面则点出汉语传统的内在缺失;这种缺失必须为整个社会、整个时代所承担,没有人能够游离其外。

金庸笔下的“非侠”,除郭靖外,其余三者,按照写作时间顺序,逐渐脱离了“侠”的光环,显露出“非侠”的形象。《神雕侠侣》书中,杨过一开始放荡不羁,行为乖张,初期大行亲痛仇快之事;后长大成人,却依然不顾礼俗,对小龙女至死不渝。杨过虽有败金轮法王、毙蒙古大汗、救襄阳危城之举,亦被称为“神雕大侠”,但其性格与行为,多少已脱离了“侠”的标准。而《倚天屠龙记》中,主角张无忌性格软弱,不好争斗、不喜权谋,在结尾被朱元璋用计激得自行隐退,全无大侠风范。而在情感方面,他亦在周芷若、赵敏、殷离与小昭四人间游移,无法决断。至于信奉法家思想的朱元璋在登基之后又严禁明教,则是前文所述秩序社会不再有“侠”的证明。最后一位“非侠”令狐冲,按照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的说法,他天性不受羁勒,始终追求着个性解放与自由,是一位“隐士”。令狐冲身上的矛盾在于,他进入武侠世界追求武学的唯一目的便是脱离江湖。然而,“侠”之所以为侠,必要条件之一便是要入世、有所希冀、有所为有所不为,六根清净、只求无为之人,则完全不符合“侠”的形象。《笑傲江湖》作为金庸的倒数第二部作品,成功刻画了一位标准的“非侠”。

“非侠”之后,便是“反侠”。如果“非侠”着力于脱离江湖的话,“反侠”就是为了颠覆、解构江湖,乃至解构“侠”本身。金庸封笔之作《鹿鼎记》,其主角韦小宝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市井流氓。这种设定,本身就是对武侠传统中英雄形象的讽刺。既然是市井流氓,便可以使用各种卑鄙伎俩;韦小宝便凭借着这些手段,在江湖与官场、汉人与满人、敌人与朋友乃至欲望与爱情间左右逢源,无往不利。金庸正是利用这种设定,打破了“侠”体系乃至一般通俗小说中的二元对立格局。主角既然不受这些对立概念的牵制,这些概念本身也就脱离了坚实的地基、丧失了独特的价值,只能成为推动故事行进的空虚架构;同时,邪恶与正义、卑下与高尚等一般武侠小说所必不可少的道德层次,也统统被破毁。《鹿鼎记》的这一特征,正说明金庸在有意识的尝试突破国族、家庭甚至道德的界限。那么,作者存在这种意识,就不仅仅是为了刻画一位“反侠”,更是为了颠覆汉语传统。

《鹿鼎记》的背景是中华王朝的尾声——清朝。相比于上一部作品《笑傲江湖》中言说政治的泛泛尝试,这部小说中作者对传统政治生态的描述则更加直接生动。韦小宝虽为市井小民,但一旦进入宫中便如鱼得水,操纵人事、控制政局如探囊取物一般;而且其成绩斐然,不仅令康熙皇帝倚重,更使史上诸多名臣政客相形见绌。这种描写正符合作者心目中对传统政治的理解。“如果说严酷的政治斗争有时也会演出喜剧的话,那笑到最后也笑得最好的主角一定是个流氓。”金庸认为,流氓成功学是官场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学问。流氓的成功,反过来凸显了“侠”信义原则的失败,以及政治与江湖的显著差异。

固然,韦小宝在小说中,曾多次展现了他的侠义精神。然而,这种“精神”更应该被视为他个人生存的工具。正是部分地凭借着江湖义气,他才能周旋于诸种势力之间,立于不败之地;而在这种义气的背后,韦小宝的真正追求,却依然体现了市井小民的欲望——美色与财富。在他那里,个人生存永远是第一位,而“侠”的信义,总是被当作纯粹的手段。这一方面是对“侠”的嘲讽,另一方面则是对政治生态乃至整个社会的批判。

纵观整个金庸武侠体系,最明显的就是“侠”之乌托邦的逐渐破碎。“侠”之信义,作为一种朴素的道德原则,无可厚非;然而,“侠”本质上又是武力的掌握者。“侠”之为侠,便不能不将武力与信义结合起来;但这样又面临着前述的道德困境——事实上,武侠传统对此种困境的漠视,正是其衰落的根源——金庸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便以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开创了现代武侠。也正因为此,现代武侠的趋势便只能是“侠”的逐渐式微,即“反侠”。这之中隐藏着的,首先是对英雄之梦破灭的叹息,更重要的则是现实感的逐渐强化。

金庸小说对人性细致入微的考察,超越了通俗小说仅为了审美目的而对人的描绘。从创作初期高、大、全的大侠,到后期真实的“非侠”,再到《鹿鼎记》中的市井“反侠”,金庸所力图表达的,是汉语传统对人性的种种限制与扭曲。而这些限制与扭曲所带来的“国民的悲剧”与“文化悲剧”,则正是中国社会的整体悲剧。而这,或许就是金庸这位“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陈平原语)所要表达的深层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