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13日

良心论政与制度反思

去世不久的索尔仁尼琴,曾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当年,以揭露极权主义的罪恶而闻名的他,在西方世界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人们以为,他既然反对苏联当局,就一定是自由世界的拥护者。但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索氏又转过来严厉批评美国的肤浅与西方世界的“道德沦丧”,坚决反对在俄罗斯进行西方式改革。而他所期望的,则是“大俄罗斯主义”的复兴,是作为一个霸权主义与沙文主义国家的俄罗斯,是那个在历史上枪挑四邻横行霸道的帝国。对这一态度,左翼和右翼都感到非常失望:右翼认为他看不清未来,左翼则认为他完全偏离了左派的真正精神。但是,仅有遗憾和斥责是不够的;我们或许应该拉近视野,放下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的至高概念,来审视索尔仁尼琴,还有一系列和他相似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模式。

索尔仁尼琴真的是极权制度的反对者吗?他心中的“古拉格群岛”之恶,可以上溯至极权与独裁之恶吗?恐怕值得怀疑。如果索氏确实能够意识到,将他所热爱的伟大祖国变成人间地狱的,正是极权制度的话,就不可能对所谓的“大俄罗斯”有半分向往。因为在那样的国家里,依然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沙皇在发号施令;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等,都只不过是它的影子。更重要的是,缺少了权力制衡与宪政民主的国度,只会产生更多的古拉格群岛、更多为他所深恶痛绝的罪恶。

其实,索尔仁尼琴并没有看到更深的东西;促使他写出那些著作的,并不是庞大森严的极权制度,而是使他的良心产生强烈反感的、那些无处不在的直观的恶。巨细靡遗的细节描述,本身就是对这邪恶的批判;更重要的是,支撑这些文字的,并不是什么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而是人所兼具的感官和心灵。这当然是索氏的可贵之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是他的局限所在。

这一点,正是本文题目所指——索尔仁尼琴,还很多知识分子,都不过是在以良心论政,而对罪恶背后的制度,并无多少反思。他们的确拥有敏锐的感官和细腻的笔触,但无可否认,均缺少对历史和现实的宏观体察;而这种现象,在汉语传统中则尤为刺眼。

在现代思想史中,鲁迅与胡适是永恒的话题。对于他们的褒贬,本身就可以构成两种思想派别。有趣的是,他们二人正好可以对应本文的主题——鲁迅终生批判国民性,以笔为旗、以心作论;胡适则以自由主义为圭臬,尽管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之语,但对现实政治生态的关切,始终是他的兴趣所在。鲁迅那血淋淋的笔杆当然是现代中国之幸,其文其论亦令人悚然警醒;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与陈西滢等《独立评论》知识分子的笔战中,一直处于下风,双方持论之高下,在女师大事件中尤为明显。究其原因就在于,鲁迅、乃至与其同代的留日知识分子,对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宏观理解均付之阕如;而陈西滢等留英留美派,则对体制正当性有较深认识,而对现实社会之秩序,亦具审慎的保守立场。

这一思想态势,不能以两位或数位知识分子的特征为根源,而是汉语传统与西方传统的迥然差异所致。汉语思想具有两个极端:要么高至虚无飘渺的形而上学(如老庄之论),要么低至近抵人性的道德理念(如儒家思想),而对处于此两者之间的社会秩序与政治体制,均无所言说。作为主流派别的儒家思想,关于制度的最激烈主张,也无非是辕固生在汉景朝廷上所称“汤、武革命是受命”的革命正义论;就算是这种被黄老斥为反动的思想,也无非是给历代“明君代昏君”的行动赋予合理性,而对更深的集权君主制度,则完全起到捍卫者的作用。

如上所言,儒家的政治哲学,就是对统治者人性之善不切实际的无休止要求、“让昏君下台,让明君执政”;而再加以细察,无非是“民贵君轻”那一套。但君王虽轻,国家/君权却重;民众虽贵,皇帝子民的高低关系却绝不能乱。所以,儒家所谓的政治,不过是柏拉图所称的“好人政治”与“王权政治”的合一;它的理论水平,也始终停留在公元前几百年左右。更进一步来说,儒家对子民依附国家之重要性的强调,根本就是对制度反思的扼杀;而它与法家以威权治国、以苛法律治的统治哲学联合在一起,更是将“制度”“体制”“正当性”等概念彻底地驱逐出境了。几千年间汉语思想之断层,正是由此肇始。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并不缺少硬骨头,更不缺少以良心论政者;其言其行,始终是我们的榜样。但是,知其恶、斥其恶而不知其所以恶,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缺憾必须归咎于传统,必须归咎于那样一种残缺的思想体系。不管中国与西方的原初性差异究竟何在,至少我们应该承认,当汉语传统还在呼喊“为天地立心”的空泛口号时,西方思想早就跨越了表面上的粗浅善恶,开始对根源性的制度进行反思了。毫不夸张的说,“良心论政”与“制度反思”是两种高下立判的境界,对此,我们至少落后了几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