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0日

“后三十年”的终结?

坊间一般将这一国家的历史分为两个三十年:以 1979 年左右为界,前三十年是典型的极权主义时期,国家以一种版本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为整全性教义,在它统辖之下,个人乃至社会被当作实现领袖意志所划定的某些上层政治目标的工具。而后三十年是所谓的“后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时期,极权意识形态衰退,官方话语转向实用主义并因此不再是整全性的;市场一定程度上的开放导致经济自由的拓展,进而孕育了政治变革的力量。因此,后三十年的基调是进步主义的:以改良的希望为中心,人们第一次仿佛自发地达成了共识。这种共识被1990年代之后左右翼知识分子的激烈论争所例示:这场论争实质上是改良希望之左右两面的论争,它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改良进步主义的统治地位。在懵懂的观察者眼中,这一国家最大的成就莫过于社会整合的目标已经先于政治变革的目标而达成,这标志着良性的政治转型所需的前提条件已基本被满足,唯一需要的就是耐心与时间。

时间能够证明什么?仅仅在两年之前,我们还在使用两个三十年的模型来理解政治境况(这一国家的境况与我们自己的境况)。在这个意义上,改良论者与反改良论者尽管存在着冲突,但他们依然共享着同一个词汇,即“后三十年”的概念。在双方的话语中,这个概念是名不副实的:严格地说,“后三十年”这个词指明了一个时期的长度,但人们却不约而同地忽略了这一点。人们觉得,2010 年与 2000 年没有什么不同,2000 年与 1990 年也没有什么不同;经验印象之中的政治似乎凝固了,这象征着一种不可动摇的稳定性,并制造出一个语言上的悖论:“后三十年”仿佛是一段极为漫长的时间,我们只不过是生活在这段时间内随机某点的一代人,而改良论与反改良论指向的则是这段时间终结之后的遥远未来。由此,未来与当下的对比就变得意味深长起来:如果当下总是稳定的,那么它就内在地蕴含着一种保守的世界观,而反对这种世界观的激进主义者就只能被逐出社会舞台。在这种气氛之中,人们的话语愈发抽象化,并一致对具体的时间避而不谈。

上述稳定性当然需要解释。但具体而言,真正需要解释的实际上并不是政治境况的现实稳定性,而是我们为什么会把稳定性视为构成自己时间观念的基本要素;或者说,需要解释的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现象,而是我们为什么能够从现象中得出那种保守的世界观。在面对改良停滞甚至倒退的诘难时,改良论者的万能回答是由表至里、由上至下、由宫廷政治到民间社会那无处不在的“复杂性”,而这基本上不是一个经验观点,而是一个形而上观点,能够被用于解释一切问题。相比之下,反改良论者找不到这种借口,因为对改良话语的反对本身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立场,它只宣布了改良路径的不可能性,而并未主张自己想要什么。事实上,在保守的世界观之下,反改良论者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走:对于真诚地相信政治稳定性的人而言,唯一具有合理性的希望就是改良——这种希望是一种超越经验的信仰,既然我们只不过是时间长河中平凡的一代人,那么持有这种信仰无疑是心智健康的表现。

这意味着反改良论内在地与保守的世界观存在冲突:后者限制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使得前者无法合理地表达一种关于政治可能性的主张。很明显,如果改良不是一个选项,那么这种主张就更有可能指向(中心化的或去中心化的)革命,而革命的要求是通过激进的实践来颠覆后三十年所塑造的那种稳定性。反过来,这要求反改良论者首先应在观念上拒斥那种保守的世界观,亦即拒斥那种将未来与当下视为类似于“彼岸”与“此岸”的形而上主张。反改良论者必须成为激进主义者,而任何自诩为激进派的人都应该具备一种高度自信,具体而言,应坚信我们这个时代具有殊异性:要么认为这个时代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要么认为它是有史以来最差的;要么认为一切难题都会解决,要么认为世界将陷入永恒的混乱。总之,激进派必须远离稳定性的概念:如果改良的进步主义归根到底是错误的,那么只有激进主义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做才能错误走向正确。

近两年,特别是最近几个月的政治境况的变化为后三十年的终结提供了一系列经验证据,其中最明显的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急剧变化。这一变化直接违反了我们借以划分两个三十年的主要标准——如第一段所示,这个标准通过考察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与政策来界定极权政治的不同形态,而这一方法直接预设了意识形态的当下稳定性。而比起变化来说,更重要的是变化的方向:两个三十年的概念本身就蕴含着对意识形态变化方向的一个实质性预期,即极权意识形态的逐渐宽松、软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并且其速度和节奏将与改良进步主义的政治转型筹划相适应。如我们所见,两年来,就像改良进步主义再一次预言失败一样,极权意识形态也并未按照改良论者的期望而变化;更糟糕的是,所谓“不可逆转”的主张也面临着被打破的命运,而这一点恐怕是两年之前的政治观察者——无论是改良论者还是反改良论者——所意想不到的。

我一直将后三十年的意识形态境况概括为泛政治化与去政治化“互为表里”的模型。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瓦解之后,新的官方意识形态十分脆弱以至于无力独自承担社会整合的任务,因而不得不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而攀附于经济绩效层面的显著成就,两者共同构成了后三十年的统治合法性基础,而市场经济的拓展过程同时也正是上述合法性基础逐步流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实际发生的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稀释:稀释这个隐喻,一方面是指一种淡化的过程,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影响力散播的过程——应该看到,散播与淡化这两个词,实际上只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角度描述。无论是经验观察还是调查数据,都能够证明后三十年的意识形态的确对中国人的政治心智造成了重大影响,这显著表现在他们总能够轻松地将支持政权与反对政治两者并举,同时又不感到其中有任何矛盾:就反对政治这一点来说,去政治化是真实的;但就支持政权这一点而言,政治观念又无处不在。唯一能够化解这种矛盾的思路就是将去政治化与泛政治化视为同一个过程——借用拉卡托斯的术语,在这个稀释过程之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赋予外围保护带(从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等观念,到反腐败、福利政策等日常政治议题)以弹性来换取硬核(政权的合法性)的有效性——的两个面相。这提示我们不能非此即彼地理解极权意识形态的功能与内涵。

如果意识形态的宽松、软化过程发生逆转,那么上述模型就将迅速失效:可以预想的是,替代泛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的将是一种“再政治化”或者说“重新政治化”的措施,而这又不同于前三十年的原教旨主义政策。但是,我们无法回答这种变化具体意味着什么,想要提炼意识形态运作的新模式还为时尚早——这种提炼,要么来自于事后的归纳总结,要么来自于对政治强人之意愿与行为的猜测;前者在当下是不可能的,而后者是宫廷政治学家——他们似乎都是天生的改良论者——所乐于挑战的任务。无论如何,这种意识形态变化有着自己的逻辑与目的,它将不再像后三十年时期那样沦为依附于经济绩效合法性的工具。

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即使后三十年已经终结,但主宰着后三十年意识形态的逻辑并未改变:具体而言,我们依然只需要关注经济形势——特别是经济衰退的形势,就能够解释意识形态的变化。这种主张背后的逻辑是,对于极权政权而言,意识形态的唯一作用就是抗衡或者说弥补经济衰退所导致的合法性衰退。本文致力于通过强调意识形态的独立性来反对这种观点。支持我的主张的一个直接论据是,根据有限的经验观察,经济衰退的程度并不能与意识形态收紧的程度相提并论:后者似乎带有一种明显的超前性与紧迫性(如对高校中“西方政治价值观”的警告所示),而解释这一点的更有可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接受了一个与应对经济衰退相异的目标,而不是政治决策的偶然性。

当然,仅从逻辑上看,如果合法性衰退并不完全由经济衰退所导致,那么意识形态的变化也就不能被归因于对经济衰退的应对措施。事实上,合法性议题与意识形态举措之间的联系本身也并不是必然的:“再政治化”或者“重新政治化”的概念内在地蕴含着将政治事务从经济事务中分离出来——这一点类似于前三十年时期内毛为了某种政治地位而牺牲国家的经济利益的做法——的要求,而这一要求在后三十年时期内从未出现过。一种不能被还原为经济事务的政治事务不可能仅仅指向对合法性的消极维持:如果这些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对于当下的极权政权而言,更有价值的就不再是统治的稳定性,而是一些更加积极的前景,而这正好也与坊间对政治强人之性格的猜测相适应。总之,意识形态的变化是一个引子,它预示着当下的政治前景可能即将与后三十年时期相分离,而这种分离是否会造成某些剧烈的政治后果,值得我们关注乃至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