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与政治光谱
本文意在探讨当代左派事业的边缘化，这是一个未过时的旧议题。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为什么要关心左派的问题？一个方便的解释是有很多自由主义者属于左派。但即使自由主义和左派互为仇敌，双方也需要互相了解，因为我们的敌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面能够折射出我们自己的问题的镜子。另一个理由是，只要自由主义者还需要为了自由民主而承担反抗者的义务，那么理解左派的兴起与衰落就有助于使他们在当下的政治事态中确定自身的处境，并尽可能地避免重蹈覆辙。在这一方面，特别需要考察的是传统左派到当代激进左派的演变。
激进左派变成稀有动物，有其自身的原因。无论从自由主义左翼的视角看还是从保守主义的视角看，激进左派的姿态都是非常奇特、扭曲的，就像是穿插在敌我阵营中的双重间谍。而从温和左派的视角看，激进左派又像是投降派，因为他们对革命实践的态度是暧昧的。齐泽克谈论共产主义与列宁主义的目的只能用他的名言“不要行动，只要思考”（Do not act. Just think.）来解释。温和左派认为，如果激进左派不能为反议会民主的多元主义文化政治学与反大资本的再分配经济学——包括生态主义、女性主义、社会福利、医疗保险等项目——作出贡献，那么他们的知行不一就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一个以左派自居的理论家，在资本主义的讲台上却不鼓励人们参与左派的文化-经济斗争，这在道德上是可鄙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这个逻辑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随即令人难堪的后果出现了：一方面为了符合左派的实践要求，但一方面也为了证明自己有资格继续享受教授的优渥生活，温和左派小心翼翼地调整自己的立场，并最终成为了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合法性的朋友而不是敌人。这一点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如果现在还有谁认为温和左派与左翼自由主义的区别有实质意义——这些人徒劳地要求划清托马斯·皮凯蒂与保守主义者所定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界限——谁就没有认真对待左派的概念。
行动的正确性无可置疑，但同时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行动的结果就是温和左派向我们展示的这样，那么他们与投降主义的距离就并不比激进左派的更远。1968 年之后，左派理论家经常展现出一种内涵丰富的姿态，例如，萨特在五月风暴中加入学生的行列；福柯在哲学系的屋顶向警察投掷石块；以及萨义德在黎巴嫩向以色列人投掷石块。这些姿态属于二十世纪左派实践中为数不多的令人不那么尴尬（相较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的一部分。当然，这里不是要否认这些行动的真诚性与严肃性，但真正关键的一点是，这样的行动——作为整个左派实践的缩影——具有这些知识分子的崇拜者所认为的那种重要性吗？当今天的人们依据这种案例指斥激进左派的不行动时，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是一种荒谬的逻辑：仿佛站上街头或者投掷石块是一种道德仪式，而左派知识分子只有在执行了这种仪式之后才有资格继续领资本主义的工资！因此，讨论左派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从投降主义的罪名中解脱出来，这并不是在问激进左派与温和左派谁更有资格代表左派的立场，而是在考察当代左派的根本处境。
和一些保守派人士（如托马斯·索维尔）不同，我认为只有先确定了右派的立场才能定位左派，左派源于对右派的不满，而不是相反。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左派历史，这一点就会变得很清楚。激进左派与温和左派的分裂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晚近现象，这种分裂在冷战时期特别是在斯大林主义时期是不可思议的。在当时，萨特而不是其他什么人能够成为欧洲知识界的领袖人物，是由于他对苏联的强硬辩护，而这种辩护的基础是斯大林主义与欧洲九国情报局的政治地位。现在我们还能够想象这种辩护吗？谁有资格充当被辩护的对象呢，第四国际，尼泊尔毛派，还是美国共产党？这就是为什么冷战结束对左派而言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并不是苏联属于整个左派事业，而是左派事业依附于苏联。相比之下，那种认为苏联并不能代表共产主义理想的主张完全是在一个不适宜的时间被发明出来的：只要苏联还存在，只要冷战还在继续，这个意在标榜左派独立性的观点就完全没有意义。就像萨特的经历所展示的，既然传统左派自愿将其地位托付于苏联的政治力量，那么苏联的瓦解就必定导致传统左派的瓦解。
如果这里对苏联与传统左派之关系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为了理解当代左派的变化，我们也应该定位他们的新立足点，因为正是立足点的不同导致了激进左派与温和左派的分道扬镳。温和左派的立足点是自由民主社会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与多元文化力量，因此尽管他们对福利经济与平等承认的要求具有表面上的革命性，但这种要求依然不超出资本主义政治规范的范畴。而在另一边，齐泽克建议自由主义者应该视激进左派为兄弟，沃勒斯坦号召左派迫使自由主义者实现其承诺（forcing liberals to be liberals），这种观点表明激进左派的立足点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理念。激进左派理论家认为，如果我们追溯左-右之争的历史，就会发现双方的源头均是人类解放的原始理想；而由于为现代资本主义背书的是现代自由主义，那么对原始自由主义的重述就恰恰是反资本主义的。这种理论上的返祖现象解释了激进左派对温和左派的批判，并使我们明确了“激进”一词的涵义：只有非现实的才是激进的。
但另一方面，非现实性的同义词是非实践性，以及非参与性。在不停顿的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回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呼告中，激进左派得到的只是理念，却失去了政治力量；而温和左派正好与之相反。这表明当代左派不仅无法像传统左派那样同时掌握国家机器与知识，并且在这两方面均失去了独立性，成为一个要么依附于自由主义的理想、要么依附于自由主义的政治的团体。就像只有以苏联为基准才能理解传统左派一样，也只有以自由主义为框架才能定位当代左派。这一结论解释了前文中行动与投降主义的悖论：投降主义的罪名之所以无法摆脱，是因为左派的任何做法似乎都能够被解释为自由主义的一部分——要么是自由主义理想的一部分、要么是自由主义政治的一部分，而众所周知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实践上均是十分紧密的。这使得反对资本主义的任务等于拔着自己的头发飞离地球。
冷战结束之后，主流左派的自我理解要求将左派的概念与革命乃至夺取国家机器的概念区分开来，力图在实践失败的废墟中重建知识分子的批判事业。这种观点认为左派的任务是对现代社会进行综合批评，而不是领导人们建设地上天国。但是，在此让我们重温马克思主义最具独特性的主张：重要的不是解释，而是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根本的冲突并不是产生于左-右派之间，而是产生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这也正是为什么共产主义运动宣称资本主义是它的头号敌人，却总是将最大的精力投入到与左派内部反革命力量的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上。在这个意义上，就像列宁在论左派幼稚病的文献中所阐明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真对待左-右派的对峙，相反，他们计划彻底重构政治领域，击碎而非占领政治光谱，并承诺在革命胜利之后自我消解。相比之下，主流左派的做法更像是欣然接受了自由主义者所发出的重回政治光谱的邀请。
我们很难判断这两种立场中的哪一个更能体现左派的本性：尽管激进左派声称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念，但在实践上却是彻底静止的。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认识到是暴力成就了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而不是相反：相比之下，既然当代左派不再掌握暴力，那么它们就只能以自由主义者所规定的方式——通过议会、非政府组织、文化与传媒市场——重返政治舞台。这一点对激进左派与温和左派形成了不可抗拒的约束，双方的争论都不得不以此为基础，因而变成了投降派的互相指责，其状态类似于一只狗在追逐自己的尾巴，或两只狗相互追逐对方的尾巴。
在此处我们需要停下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概念分析。当激进左派观察到温和左派的文化-经济斗争已经无法将左派与左翼自由主义区分开来时，他们声称这种斗争不应该是左派事业的一部分，这一主张预设的观点是左派的力量应当能够支撑起一种独立于自由主义的政治。但这是一个概念错误。左派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将拒斥自由主义作为自身事业的前提，如果激进左派要寻找自己的敌人，那么他们找到的应该是右派，而不是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国家的早期实践使左派误以为自己拥有一种彻底的主体性，足以在革命的狂飙突进中横扫一切，但这种实践的极权主义后果证明，不能期待抛弃了自由民主成分的左派可以成长为一股健康的政治力量。
激进左派不妥协的信条给自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例如，最近欧洲各国均表现出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怀疑，这标志着它们的“右转”吗？没错。但同样反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激进左派因此也是这种“右转”的一部分吗？这样说是荒谬的。语言现象是意味深长的：“右转”这个词的广泛流行表明激进左派正面临着在政治光谱中失去其位置的风险，如果他们为了与温和左派划清界限而自我放逐，那么将不会在政治冒险中获得任何东西。特别是考虑到现代自由民主的左翼成分是温和左派的努力结果，那么激进左派就没有资格冒领他们的赏金，进而也没有资格代表整个政治左派与自由主义者签订契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自由主义者视为朋友的做法更像是一种一厢情愿。齐泽克在“占领华尔街”的演讲中说，“不仅要提防敌人，而且要提防那些假装是你朋友的人”（Beware not only of the enemies. But also of false friends）。这句话指出尽管那些“假装是你朋友的人”并非敌人，但一样应被提防。这难道不正是对那些向自由主义者敞开怀抱的激进左派理论家——例如齐泽克自己——的最好回应吗？
让我们现实一点！既然温和左派与左翼自由主义已经没有实质区别，那么左派的概念还拥有清晰的内涵吗？进一步，激进左派还能够代表左派理想的极限吗？因此这些人最应该关心的是自身的地位而不是野心：左-右的光谱向来都是历史性的，是对现实政治状态的描摹而不是对学院理念的抽象，当我们意识到激进左派的理念与其头衔不符时，这标志着他们已经从政治领域退回了学院之中。另一方面，激进左派将（部分）自由主义者引为同道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相对主义的宽容（同时也是对政治正确之侵犯者的不宽容）政治。但是敌人的一致能够压倒立场的不一致吗？如果激进左派能够像理解温和左派那样理解自由主义，那么他们就不难明白：既然温和左派已经被自由主义所同化，那么在根本上，期待一种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是愚蠢的。在这个意义上温和左派甚至比他们更有智慧。
这些论述致力于证明当代左派已经成为，或至少接近成为自由主义的一部分。政治光谱已经明显右移：在原先的左端，激进左派为了保卫自身的原初理念而坚持停留在原地，因而被光谱所排斥；温和左派则在其政治实践中与左翼自由主义者合为一体（在第三段中我提到了皮凯蒂。的确，有许多左派知识分子嘲笑保守主义者将皮凯蒂归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这的确是一个错误，但问题是，为什么光谱右边的保守主义者能够影响光谱左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概念的指称？难道这一现象不正说明人们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保守主义者所描绘的政治地图，以至于使政治光谱产生了明显的右移吗？）左-右之争在这个意义上已经成为自由主义内部的平等-自由之争（这就是左派比右派更容易理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原因：福山明确认为，历史终结之后一切政治问题都不过是自由民主制度下自由与平等的权重问题。这个主张的实质是，自由与平等的概念所蕴藏的可能性已经被自由民主制度所穷尽）。尽管保守主义者总是抱怨“liberalism”一词被左派所篡取，但从更远的视角看，倒不如说大部分左派都已经被自由主义吸收了。虽然自由主义者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如文化多元主义与福利经济制度的流行——但相对于传统左派的政治实践的悲惨后果，这一代价依然是值得的。
最后必须补充的是，尽管政治光谱非常重要，但作为一个内容有限的图像，它远远没有穷尽政治领域，特别是不能充分表现真实存在的政治斗争的强度。一个尖锐的问题是，若如上文所言政治光谱已被自由主义所冠名，那么在没有自由主义的地方——如中国（激进左派理论家主张在中国存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反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至少这一结论的前半句是正确的）——谈论政治光谱还有任何实际意义吗？身处光谱之外的激进左派最有资格回答这一问题。事实上，在政治光谱发生了剧变之后，左-右的概念已经不能被用来理解当代中国的抗争了：这种抗争类同于古典自由主义者反对早期专制主义的努力，该努力是左-右区分的源点，也是左-右派理想会聚的历史前提。只有这种以极权主义为对象的抗争中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人类解放理想的基本意义，并以此证成激进左派在场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在香港当下的民主斗争中托洛茨基主义者能够站在比所有参与者都要正确的位置上：尽管在这里将托派称为左派依然是适宜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对敌人的判断比那些沉浸于左-右之争的人更加准确。
理查德·罗蒂，温和左派的著名代言人，写了一本论述左派事业的著作《筑就我们的国家》（Achieving Our Country）。我们只需要看看这个书名：香港人会怎样看待这个书名呢？这句话恰恰是民主的敌人——北京——反对他们的理由！当然，我们都明白罗蒂并不是反民主的国家主义者，但是，需要再次考虑语言现象的意涵：这一现象至少说明，温和左派惯用的话语在面对政治光谱之外的问题，特别是为自由民主而斗争的紧急事态时缺乏在场性，其典型范例是 1990-2000 年代的汉语新左派搞出了一场在自由民主阙如的环境中批判自由民主的学术闹剧。这或许意味着，只有当左-右派敢于丢弃自己的身份与姿态时，我们才能真正明白当下政治问题的严重性，并义无反顾地介入其中。
激进左派变成稀有动物，有其自身的原因。无论从自由主义左翼的视角看还是从保守主义的视角看，激进左派的姿态都是非常奇特、扭曲的，就像是穿插在敌我阵营中的双重间谍。而从温和左派的视角看，激进左派又像是投降派，因为他们对革命实践的态度是暧昧的。齐泽克谈论共产主义与列宁主义的目的只能用他的名言“不要行动，只要思考”（Do not act. Just think.）来解释。温和左派认为，如果激进左派不能为反议会民主的多元主义文化政治学与反大资本的再分配经济学——包括生态主义、女性主义、社会福利、医疗保险等项目——作出贡献，那么他们的知行不一就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一个以左派自居的理论家，在资本主义的讲台上却不鼓励人们参与左派的文化-经济斗争，这在道德上是可鄙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这个逻辑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随即令人难堪的后果出现了：一方面为了符合左派的实践要求，但一方面也为了证明自己有资格继续享受教授的优渥生活，温和左派小心翼翼地调整自己的立场，并最终成为了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合法性的朋友而不是敌人。这一点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如果现在还有谁认为温和左派与左翼自由主义的区别有实质意义——这些人徒劳地要求划清托马斯·皮凯蒂与保守主义者所定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界限——谁就没有认真对待左派的概念。
行动的正确性无可置疑，但同时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行动的结果就是温和左派向我们展示的这样，那么他们与投降主义的距离就并不比激进左派的更远。1968 年之后，左派理论家经常展现出一种内涵丰富的姿态，例如，萨特在五月风暴中加入学生的行列；福柯在哲学系的屋顶向警察投掷石块；以及萨义德在黎巴嫩向以色列人投掷石块。这些姿态属于二十世纪左派实践中为数不多的令人不那么尴尬（相较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的一部分。当然，这里不是要否认这些行动的真诚性与严肃性，但真正关键的一点是，这样的行动——作为整个左派实践的缩影——具有这些知识分子的崇拜者所认为的那种重要性吗？当今天的人们依据这种案例指斥激进左派的不行动时，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是一种荒谬的逻辑：仿佛站上街头或者投掷石块是一种道德仪式，而左派知识分子只有在执行了这种仪式之后才有资格继续领资本主义的工资！因此，讨论左派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从投降主义的罪名中解脱出来，这并不是在问激进左派与温和左派谁更有资格代表左派的立场，而是在考察当代左派的根本处境。
和一些保守派人士（如托马斯·索维尔）不同，我认为只有先确定了右派的立场才能定位左派，左派源于对右派的不满，而不是相反。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左派历史，这一点就会变得很清楚。激进左派与温和左派的分裂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晚近现象，这种分裂在冷战时期特别是在斯大林主义时期是不可思议的。在当时，萨特而不是其他什么人能够成为欧洲知识界的领袖人物，是由于他对苏联的强硬辩护，而这种辩护的基础是斯大林主义与欧洲九国情报局的政治地位。现在我们还能够想象这种辩护吗？谁有资格充当被辩护的对象呢，第四国际，尼泊尔毛派，还是美国共产党？这就是为什么冷战结束对左派而言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并不是苏联属于整个左派事业，而是左派事业依附于苏联。相比之下，那种认为苏联并不能代表共产主义理想的主张完全是在一个不适宜的时间被发明出来的：只要苏联还存在，只要冷战还在继续，这个意在标榜左派独立性的观点就完全没有意义。就像萨特的经历所展示的，既然传统左派自愿将其地位托付于苏联的政治力量，那么苏联的瓦解就必定导致传统左派的瓦解。
如果这里对苏联与传统左派之关系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为了理解当代左派的变化，我们也应该定位他们的新立足点，因为正是立足点的不同导致了激进左派与温和左派的分道扬镳。温和左派的立足点是自由民主社会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与多元文化力量，因此尽管他们对福利经济与平等承认的要求具有表面上的革命性，但这种要求依然不超出资本主义政治规范的范畴。而在另一边，齐泽克建议自由主义者应该视激进左派为兄弟，沃勒斯坦号召左派迫使自由主义者实现其承诺（forcing liberals to be liberals），这种观点表明激进左派的立足点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理念。激进左派理论家认为，如果我们追溯左-右之争的历史，就会发现双方的源头均是人类解放的原始理想；而由于为现代资本主义背书的是现代自由主义，那么对原始自由主义的重述就恰恰是反资本主义的。这种理论上的返祖现象解释了激进左派对温和左派的批判，并使我们明确了“激进”一词的涵义：只有非现实的才是激进的。
但另一方面，非现实性的同义词是非实践性，以及非参与性。在不停顿的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回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呼告中，激进左派得到的只是理念，却失去了政治力量；而温和左派正好与之相反。这表明当代左派不仅无法像传统左派那样同时掌握国家机器与知识，并且在这两方面均失去了独立性，成为一个要么依附于自由主义的理想、要么依附于自由主义的政治的团体。就像只有以苏联为基准才能理解传统左派一样，也只有以自由主义为框架才能定位当代左派。这一结论解释了前文中行动与投降主义的悖论：投降主义的罪名之所以无法摆脱，是因为左派的任何做法似乎都能够被解释为自由主义的一部分——要么是自由主义理想的一部分、要么是自由主义政治的一部分，而众所周知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实践上均是十分紧密的。这使得反对资本主义的任务等于拔着自己的头发飞离地球。
冷战结束之后，主流左派的自我理解要求将左派的概念与革命乃至夺取国家机器的概念区分开来，力图在实践失败的废墟中重建知识分子的批判事业。这种观点认为左派的任务是对现代社会进行综合批评，而不是领导人们建设地上天国。但是，在此让我们重温马克思主义最具独特性的主张：重要的不是解释，而是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根本的冲突并不是产生于左-右派之间，而是产生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这也正是为什么共产主义运动宣称资本主义是它的头号敌人，却总是将最大的精力投入到与左派内部反革命力量的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上。在这个意义上，就像列宁在论左派幼稚病的文献中所阐明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真对待左-右派的对峙，相反，他们计划彻底重构政治领域，击碎而非占领政治光谱，并承诺在革命胜利之后自我消解。相比之下，主流左派的做法更像是欣然接受了自由主义者所发出的重回政治光谱的邀请。
我们很难判断这两种立场中的哪一个更能体现左派的本性：尽管激进左派声称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念，但在实践上却是彻底静止的。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认识到是暴力成就了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而不是相反：相比之下，既然当代左派不再掌握暴力，那么它们就只能以自由主义者所规定的方式——通过议会、非政府组织、文化与传媒市场——重返政治舞台。这一点对激进左派与温和左派形成了不可抗拒的约束，双方的争论都不得不以此为基础，因而变成了投降派的互相指责，其状态类似于一只狗在追逐自己的尾巴，或两只狗相互追逐对方的尾巴。
在此处我们需要停下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概念分析。当激进左派观察到温和左派的文化-经济斗争已经无法将左派与左翼自由主义区分开来时，他们声称这种斗争不应该是左派事业的一部分，这一主张预设的观点是左派的力量应当能够支撑起一种独立于自由主义的政治。但这是一个概念错误。左派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将拒斥自由主义作为自身事业的前提，如果激进左派要寻找自己的敌人，那么他们找到的应该是右派，而不是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国家的早期实践使左派误以为自己拥有一种彻底的主体性，足以在革命的狂飙突进中横扫一切，但这种实践的极权主义后果证明，不能期待抛弃了自由民主成分的左派可以成长为一股健康的政治力量。
激进左派不妥协的信条给自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例如，最近欧洲各国均表现出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怀疑，这标志着它们的“右转”吗？没错。但同样反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激进左派因此也是这种“右转”的一部分吗？这样说是荒谬的。语言现象是意味深长的：“右转”这个词的广泛流行表明激进左派正面临着在政治光谱中失去其位置的风险，如果他们为了与温和左派划清界限而自我放逐，那么将不会在政治冒险中获得任何东西。特别是考虑到现代自由民主的左翼成分是温和左派的努力结果，那么激进左派就没有资格冒领他们的赏金，进而也没有资格代表整个政治左派与自由主义者签订契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自由主义者视为朋友的做法更像是一种一厢情愿。齐泽克在“占领华尔街”的演讲中说，“不仅要提防敌人，而且要提防那些假装是你朋友的人”（Beware not only of the enemies. But also of false friends）。这句话指出尽管那些“假装是你朋友的人”并非敌人，但一样应被提防。这难道不正是对那些向自由主义者敞开怀抱的激进左派理论家——例如齐泽克自己——的最好回应吗？
让我们现实一点！既然温和左派与左翼自由主义已经没有实质区别，那么左派的概念还拥有清晰的内涵吗？进一步，激进左派还能够代表左派理想的极限吗？因此这些人最应该关心的是自身的地位而不是野心：左-右的光谱向来都是历史性的，是对现实政治状态的描摹而不是对学院理念的抽象，当我们意识到激进左派的理念与其头衔不符时，这标志着他们已经从政治领域退回了学院之中。另一方面，激进左派将（部分）自由主义者引为同道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相对主义的宽容（同时也是对政治正确之侵犯者的不宽容）政治。但是敌人的一致能够压倒立场的不一致吗？如果激进左派能够像理解温和左派那样理解自由主义，那么他们就不难明白：既然温和左派已经被自由主义所同化，那么在根本上，期待一种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是愚蠢的。在这个意义上温和左派甚至比他们更有智慧。
这些论述致力于证明当代左派已经成为，或至少接近成为自由主义的一部分。政治光谱已经明显右移：在原先的左端，激进左派为了保卫自身的原初理念而坚持停留在原地，因而被光谱所排斥；温和左派则在其政治实践中与左翼自由主义者合为一体（在第三段中我提到了皮凯蒂。的确，有许多左派知识分子嘲笑保守主义者将皮凯蒂归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这的确是一个错误，但问题是，为什么光谱右边的保守主义者能够影响光谱左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概念的指称？难道这一现象不正说明人们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保守主义者所描绘的政治地图，以至于使政治光谱产生了明显的右移吗？）左-右之争在这个意义上已经成为自由主义内部的平等-自由之争（这就是左派比右派更容易理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原因：福山明确认为，历史终结之后一切政治问题都不过是自由民主制度下自由与平等的权重问题。这个主张的实质是，自由与平等的概念所蕴藏的可能性已经被自由民主制度所穷尽）。尽管保守主义者总是抱怨“liberalism”一词被左派所篡取，但从更远的视角看，倒不如说大部分左派都已经被自由主义吸收了。虽然自由主义者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如文化多元主义与福利经济制度的流行——但相对于传统左派的政治实践的悲惨后果，这一代价依然是值得的。
最后必须补充的是，尽管政治光谱非常重要，但作为一个内容有限的图像，它远远没有穷尽政治领域，特别是不能充分表现真实存在的政治斗争的强度。一个尖锐的问题是，若如上文所言政治光谱已被自由主义所冠名，那么在没有自由主义的地方——如中国（激进左派理论家主张在中国存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反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至少这一结论的前半句是正确的）——谈论政治光谱还有任何实际意义吗？身处光谱之外的激进左派最有资格回答这一问题。事实上，在政治光谱发生了剧变之后，左-右的概念已经不能被用来理解当代中国的抗争了：这种抗争类同于古典自由主义者反对早期专制主义的努力，该努力是左-右区分的源点，也是左-右派理想会聚的历史前提。只有这种以极权主义为对象的抗争中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人类解放理想的基本意义，并以此证成激进左派在场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在香港当下的民主斗争中托洛茨基主义者能够站在比所有参与者都要正确的位置上：尽管在这里将托派称为左派依然是适宜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对敌人的判断比那些沉浸于左-右之争的人更加准确。
理查德·罗蒂，温和左派的著名代言人，写了一本论述左派事业的著作《筑就我们的国家》（Achieving Our Country）。我们只需要看看这个书名：香港人会怎样看待这个书名呢？这句话恰恰是民主的敌人——北京——反对他们的理由！当然，我们都明白罗蒂并不是反民主的国家主义者，但是，需要再次考虑语言现象的意涵：这一现象至少说明，温和左派惯用的话语在面对政治光谱之外的问题，特别是为自由民主而斗争的紧急事态时缺乏在场性，其典型范例是 1990-2000 年代的汉语新左派搞出了一场在自由民主阙如的环境中批判自由民主的学术闹剧。这或许意味着，只有当左-右派敢于丢弃自己的身份与姿态时，我们才能真正明白当下政治问题的严重性，并义无反顾地介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