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在法统与传统之间
注：一份讲稿
一 法统问题：革命-建国的正当性
对正当性-合法性的阐释：法是一套规则，它根本上刻画的是人类行动的空间。人需要权利概念，是因为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人的随意行动所侵害。
国家的正当性：社会契约；自发秩序；弱肉强食（然在事实之上尚有其他层面。现实主义观念实质上是回避问题而非回答问题）
但是，法统问题虽然重大，却未必重要——
美国独立战争的正当性（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完美、最合法的建国模式，但同时也是最为罕见的）、南北战争之中南方独立（投票-一致同意？但彼时黑人无法表达意见）与北方“讨逆”（使联邦保持统一是否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正当性；如果可能的话，唐朝、宋朝的正当性又为何？这果真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吗？
问题的复杂性严重削弱了法统问题的力量。历史细节的模糊性基本断绝了微观考察的可能性；既然这不可能，我们就难以在权利之层面讨论问题。
二战的两个例子：对德五年轰炸（平民57万死亡，88.5万受伤）；广岛-长崎原子弹。这能否动摇二战的正当性？小事例与大变局的冲突。
归根到底，一方面是复杂，一方面是必然的无知，让我们难以在国家层次、在政权交替如此之大的尺度上回应正当性问题。
可能支持辛亥革命的理由：共和制度；自由民主观念。但这纯属动机与宣传（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难道不偏激吗？洪秀全起事时的共产主义口号难道没有任何合理性吗？中共前三十年的牛皮又如何？），不能提供正当性的支持。
之所以会陷入如此困境，是因为我们现在持有的正当性观念在当时几乎没有力量。正确与错误之事交替发生，编织出一张不可能理清头绪的网。很多事情不符合今日我们的意愿，可它们偏偏就发生了。这种不合理性深植于历史中：单个事件的不合理性层累地叠加为总体上的荒谬。这使得在大尺度、在宏观层面上，历史变成了某种不可理解、至少是不可判断的东西。
因此，正当性概念更应该被用来审视现在和将来，或者说审视我们所能够控制的事件。某件事我们应不应该做，是一个极为常见也极为重要的问题；然而，将一个历史事件孤立地挖出来，问它的发生是否正当，则是一件愚蠢的举动。
二 汉语传统及其断裂
什么真正构成了我们的传统？历史不等于传统。过去的观念如果没能在这片土地上、在我们的头脑与日常行动中留下痕迹，就很难被承认为传统。完全可以设想，若没有儒法道释，我们的生活几乎不会受到影响。但是，若没有希腊哲学、没有神学、没有自由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生活必定翻天覆地，我们甚至都不能想象政治与社会领域会以何种形式存在。其原因就在于：后者构成了一个有古至今的连续系谱，最终直接深入到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核心——道德、法律、经济、意识形态，等等；而前者没有。经过反思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尽管号称拥有数千年历史，却在今天成了没有传统的人。这一处境只能归因于二十世纪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些重大事件，而辛亥革命正是其中之一。
我们都承认，一个历史事件绝不是单纯的东西。然而，我们切不可受“事物普遍联系”这样的辩证法废话影响。得出这种含糊的结论容易，具体明确事件之间的关联却是一件困难之事。让我先抛出结论：辛亥革命是绝对权力的分裂；此后近40年则是一个政治寡头间竞争兼并的历史，最后是国共两大政党力量的争夺；建国之后则是中共借助意识形态而规整整个社会领域的过程。统而言之，一以贯之的是泛政治化的进程。
让我们思考：如果传统还是一个有意义的、有可能存在的范畴，它有可能出现在何处？当然是社会领域。然而如果按照我上面的描绘，整部中国现代史的主旋律就是战争，而且是总体性的战争。即使其间夹杂着像1927-1937这样的所谓“黄金十年”，其后也被战争破坏得一干二净。战争就是对正常秩序的反动，战争不等于，当然也不蕴含着秩序。因此，在战争时期不存在社会这一层面。这并不是说不存在像学校、工商业与媒体这样典型的社会成员，而是说它们被政治力量渗透-重构了，变成了某种依附于政治事务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更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内涵丰富的、充分自我组织的公共空间。整部中国现代史，应该（至少是首先应该）被理解为政治权力逐步支配社会的历史。举个例子看，常有观点说，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如何深远的影响。但回想一下，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今日的处境，有哪一部分是由新文化运动所贡献的？没有。（白话文？新式语文？这并不构成实质的东西。激进反传统思潮？大概有，但并不是必然的。中共建国之后的社会主义教育才是重点）事实是，有什么影响比1949年的影响更大？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及其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在辛亥革命之后的近40年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中共只不过采众人之长罢了。
谈及中共，我们都知道，一套观念愈是鲜明、愈是利于组织化，在智识上就愈是教条、愈是空洞。社会领域是丰富的、多元化的，因而不存在这种教条空洞的观念；但正因为此，它也是十分脆弱的。这就给了政治力量渗透的机会。一个政党可以制造出空前严密的意识形态，中共尤擅此道。对于学生，有进步话语；对于知识分子，有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于农民，有均田地；对于工人，有打倒资本家。对于社会中的任何一个群体，中共都有极具诱惑力的话语相对应，无人匹敌，其他政治力量显然不具备这一条件。这就使得中共具备了空前强大的控制力。因此，它能够在内战中最终胜出，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共可以说是现代史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成功的一支政治力量，研究它，有助于我们对“政治”这一概念形成具体明确的印象。
“中华民族”（二十世纪初，为了回应西方的冲击，知识分子建构出的一个整体性的概念）甚至“汉族”（清朝统治者为了解构反清复明话语，特地对四万万普通民众与五百万前明残余作了名称上的区分，前者后来发展为“汉族”）概念，要么是近代产物，要么是被人为建构的。它们基本上是民族主义思潮的深刻结果。由此可以看出，我们观念中的话语，要么来自西方，要么来自现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传统的断裂是一个事实。这之所以是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不想将辛亥革命狭义理解为革命-建国的过程。如果真的这样理解，前面我也给出了阐述：它必定是空洞的，无法认识、无法判断。它就仅仅是发生了。至于为何发生，内在的逻辑为何，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关注其他事件。这样的历史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遥远的，不可知的，无意义的。按照上面的说法，辛亥革命属于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政治权力支配并重构社会领域——的一部分，是它的起点；而汉语传统的断裂则是此阶段的副产品。但我却不认为传统有何重要性，毕竟，日常生活会在何种意义上需求一组历史性的观念，是值得怀疑的。我们说我们的国家与社会形态是西方传统的产物，意思只是我们需要一种模式，一个框架；但不论这个模式、框架有何种背景，或我们是否了解这种背景，对于日常生活而言都不重要。反过来，我用传统之断裂来说明政治所能具备的统合力量，以及将集体组织、军队与意识形态统合起来所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就是我们要限制政治领域的原因。因此，今天我要真正阐述的，不是传统的断裂，而是对政治事务的认识。
辛亥革命一方面是对既有中央权力的瓦解，另一方面却起到了打破权力牢笼的作用。不管我们认为清朝这个王朝如何腐朽、如何“反动”、如何落后，它至少维持着一个稳定状态，至少政治权力的施行有其逻辑、有其界限，虽然这个逻辑和界限很不合理，但毕竟比混沌状态要好得多。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尽管皇权国家一般来说有一些高压政策，但一个免受政治领域影响的公共空间是存在的。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辛亥革命在打破了集权政制的同时，也打破了上述稳定状态，充当了现代中国之跌宕命运的第一推动力。我认为，只有看到辛亥革命的这些作用，并发掘出它与整个现代史的紧密联系，才有可能将它树立为一个立体化的形象，并由它开始，达致对中国现代史的整体理解。
（为何要这样阐释？）我以为，相比于那种建立在新旧事物斗争之辩证法基础上的进步主义经典叙事，将中国现代史理解为政治领域侵蚀其他领域的过程能够有更大、更真切的说服力。新-旧范畴仅为时间维度上的界分，并无多少价值，更不能作为理解现代史的线索。经典叙事坚持将新-旧与进步-落后这两对概念联系起来，这在我看来是非常荒谬的，除非我们把工业化与科学的发展定义为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然而，这两项发展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在发生，而且我们既不是要考察科技史，也不是要考察工业史；我们所关注的是，这段历史有没有可能得到一个整体的解释，有没有可能用一个简化的模式所涵盖。前面说过，对于历史事件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关于正当性的论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历史合理化，更不能认为历史背后有所谓根本驱动力。历史不是一个包含着必然性的东西；它只是一些相互关联的现象，在现象之后，不存在隐秘的高阶意志。
一 法统问题：革命-建国的正当性
对正当性-合法性的阐释：法是一套规则，它根本上刻画的是人类行动的空间。人需要权利概念，是因为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人的随意行动所侵害。
国家的正当性：社会契约；自发秩序；弱肉强食（然在事实之上尚有其他层面。现实主义观念实质上是回避问题而非回答问题）
但是，法统问题虽然重大，却未必重要——
美国独立战争的正当性（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完美、最合法的建国模式，但同时也是最为罕见的）、南北战争之中南方独立（投票-一致同意？但彼时黑人无法表达意见）与北方“讨逆”（使联邦保持统一是否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正当性；如果可能的话，唐朝、宋朝的正当性又为何？这果真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吗？
问题的复杂性严重削弱了法统问题的力量。历史细节的模糊性基本断绝了微观考察的可能性；既然这不可能，我们就难以在权利之层面讨论问题。
二战的两个例子：对德五年轰炸（平民57万死亡，88.5万受伤）；广岛-长崎原子弹。这能否动摇二战的正当性？小事例与大变局的冲突。
归根到底，一方面是复杂，一方面是必然的无知，让我们难以在国家层次、在政权交替如此之大的尺度上回应正当性问题。
可能支持辛亥革命的理由：共和制度；自由民主观念。但这纯属动机与宣传（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难道不偏激吗？洪秀全起事时的共产主义口号难道没有任何合理性吗？中共前三十年的牛皮又如何？），不能提供正当性的支持。
之所以会陷入如此困境，是因为我们现在持有的正当性观念在当时几乎没有力量。正确与错误之事交替发生，编织出一张不可能理清头绪的网。很多事情不符合今日我们的意愿，可它们偏偏就发生了。这种不合理性深植于历史中：单个事件的不合理性层累地叠加为总体上的荒谬。这使得在大尺度、在宏观层面上，历史变成了某种不可理解、至少是不可判断的东西。
因此，正当性概念更应该被用来审视现在和将来，或者说审视我们所能够控制的事件。某件事我们应不应该做，是一个极为常见也极为重要的问题；然而，将一个历史事件孤立地挖出来，问它的发生是否正当，则是一件愚蠢的举动。
二 汉语传统及其断裂
什么真正构成了我们的传统？历史不等于传统。过去的观念如果没能在这片土地上、在我们的头脑与日常行动中留下痕迹，就很难被承认为传统。完全可以设想，若没有儒法道释，我们的生活几乎不会受到影响。但是，若没有希腊哲学、没有神学、没有自由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生活必定翻天覆地，我们甚至都不能想象政治与社会领域会以何种形式存在。其原因就在于：后者构成了一个有古至今的连续系谱，最终直接深入到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核心——道德、法律、经济、意识形态，等等；而前者没有。经过反思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尽管号称拥有数千年历史，却在今天成了没有传统的人。这一处境只能归因于二十世纪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些重大事件，而辛亥革命正是其中之一。
我们都承认，一个历史事件绝不是单纯的东西。然而，我们切不可受“事物普遍联系”这样的辩证法废话影响。得出这种含糊的结论容易，具体明确事件之间的关联却是一件困难之事。让我先抛出结论：辛亥革命是绝对权力的分裂；此后近40年则是一个政治寡头间竞争兼并的历史，最后是国共两大政党力量的争夺；建国之后则是中共借助意识形态而规整整个社会领域的过程。统而言之，一以贯之的是泛政治化的进程。
让我们思考：如果传统还是一个有意义的、有可能存在的范畴，它有可能出现在何处？当然是社会领域。然而如果按照我上面的描绘，整部中国现代史的主旋律就是战争，而且是总体性的战争。即使其间夹杂着像1927-1937这样的所谓“黄金十年”，其后也被战争破坏得一干二净。战争就是对正常秩序的反动，战争不等于，当然也不蕴含着秩序。因此，在战争时期不存在社会这一层面。这并不是说不存在像学校、工商业与媒体这样典型的社会成员，而是说它们被政治力量渗透-重构了，变成了某种依附于政治事务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更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内涵丰富的、充分自我组织的公共空间。整部中国现代史，应该（至少是首先应该）被理解为政治权力逐步支配社会的历史。举个例子看，常有观点说，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如何深远的影响。但回想一下，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今日的处境，有哪一部分是由新文化运动所贡献的？没有。（白话文？新式语文？这并不构成实质的东西。激进反传统思潮？大概有，但并不是必然的。中共建国之后的社会主义教育才是重点）事实是，有什么影响比1949年的影响更大？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及其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在辛亥革命之后的近40年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中共只不过采众人之长罢了。
谈及中共，我们都知道，一套观念愈是鲜明、愈是利于组织化，在智识上就愈是教条、愈是空洞。社会领域是丰富的、多元化的，因而不存在这种教条空洞的观念；但正因为此，它也是十分脆弱的。这就给了政治力量渗透的机会。一个政党可以制造出空前严密的意识形态，中共尤擅此道。对于学生，有进步话语；对于知识分子，有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于农民，有均田地；对于工人，有打倒资本家。对于社会中的任何一个群体，中共都有极具诱惑力的话语相对应，无人匹敌，其他政治力量显然不具备这一条件。这就使得中共具备了空前强大的控制力。因此，它能够在内战中最终胜出，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共可以说是现代史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成功的一支政治力量，研究它，有助于我们对“政治”这一概念形成具体明确的印象。
“中华民族”（二十世纪初，为了回应西方的冲击，知识分子建构出的一个整体性的概念）甚至“汉族”（清朝统治者为了解构反清复明话语，特地对四万万普通民众与五百万前明残余作了名称上的区分，前者后来发展为“汉族”）概念，要么是近代产物，要么是被人为建构的。它们基本上是民族主义思潮的深刻结果。由此可以看出，我们观念中的话语，要么来自西方，要么来自现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传统的断裂是一个事实。这之所以是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不想将辛亥革命狭义理解为革命-建国的过程。如果真的这样理解，前面我也给出了阐述：它必定是空洞的，无法认识、无法判断。它就仅仅是发生了。至于为何发生，内在的逻辑为何，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关注其他事件。这样的历史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遥远的，不可知的，无意义的。按照上面的说法，辛亥革命属于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政治权力支配并重构社会领域——的一部分，是它的起点；而汉语传统的断裂则是此阶段的副产品。但我却不认为传统有何重要性，毕竟，日常生活会在何种意义上需求一组历史性的观念，是值得怀疑的。我们说我们的国家与社会形态是西方传统的产物，意思只是我们需要一种模式，一个框架；但不论这个模式、框架有何种背景，或我们是否了解这种背景，对于日常生活而言都不重要。反过来，我用传统之断裂来说明政治所能具备的统合力量，以及将集体组织、军队与意识形态统合起来所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就是我们要限制政治领域的原因。因此，今天我要真正阐述的，不是传统的断裂，而是对政治事务的认识。
辛亥革命一方面是对既有中央权力的瓦解，另一方面却起到了打破权力牢笼的作用。不管我们认为清朝这个王朝如何腐朽、如何“反动”、如何落后，它至少维持着一个稳定状态，至少政治权力的施行有其逻辑、有其界限，虽然这个逻辑和界限很不合理，但毕竟比混沌状态要好得多。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尽管皇权国家一般来说有一些高压政策，但一个免受政治领域影响的公共空间是存在的。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辛亥革命在打破了集权政制的同时，也打破了上述稳定状态，充当了现代中国之跌宕命运的第一推动力。我认为，只有看到辛亥革命的这些作用，并发掘出它与整个现代史的紧密联系，才有可能将它树立为一个立体化的形象，并由它开始，达致对中国现代史的整体理解。
（为何要这样阐释？）我以为，相比于那种建立在新旧事物斗争之辩证法基础上的进步主义经典叙事，将中国现代史理解为政治领域侵蚀其他领域的过程能够有更大、更真切的说服力。新-旧范畴仅为时间维度上的界分，并无多少价值，更不能作为理解现代史的线索。经典叙事坚持将新-旧与进步-落后这两对概念联系起来，这在我看来是非常荒谬的，除非我们把工业化与科学的发展定义为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然而，这两项发展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在发生，而且我们既不是要考察科技史，也不是要考察工业史；我们所关注的是，这段历史有没有可能得到一个整体的解释，有没有可能用一个简化的模式所涵盖。前面说过，对于历史事件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关于正当性的论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历史合理化，更不能认为历史背后有所谓根本驱动力。历史不是一个包含着必然性的东西；它只是一些相互关联的现象，在现象之后，不存在隐秘的高阶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