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的幻象
“大众”可能是我们的语言中最含糊不清的词汇之一。它无所指，又无所不指。它首先提出了一个范型，继而以此来圈定话语的对象；然而，无论这些对象是否符合论断，似乎都无法撼动话语的有效性。实际上，此类话语正是通过不断调整其目标来维持其生命力的。这就导致了如下现象：关于“大众”、“民众”或“国民性”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但我们却从来都无法获知它们的确切所指；因此，也就无从探知它们的真假虚实。
7月23日晚动车追尾事故发生之后，各大网络平台上言论蜂起。这首先标志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初步建立。更进一步，其中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这些言论中夹杂着大量的谣言：要么是纯粹的假消息，要么是未经证实或根本无法证实的叙述。正是这类信息的迅速流行，引起了不少人对公众之“素质”或“性格”的忧虑。他们指出，谣言之传播链条上的所有人都负有责任：大众，或者说“大多数人”都是乡愿；非理性、无知、轻信乃至愚昧就是其特征。
撇开谣言四起的真正原因不谈，关于“大众”的类似论断可能是我们的知识传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归根到底，这种断言属于一种分类法，即将人划分为极少数具有一定智识能力的精英与大多数平庸之众。而前者的主要共同点就是，对“大众”怀有相当程度的负面看法，并最终表现为上述的忧思，其间或许还伴随着些许优越心态。因此我们可以不无道理地总结说，成为这种精英的方法就是意识到自己比别人更出众。这一逻辑非常有趣，但显然不能成立。
一群人之所以被认定为群体，定然是因为他们具有某种共同特征；而“大众”并不符合这一标准。在上述分类法的意义上，这是一个生造的概念。然而，恰恰因为其似是而非，“大众”式话语才显得格外有力：一方面，它隐现着一种似乎指向着所有人的道德要求，因而难以拒绝；另一方面，这一要求又没有表明其言说对象，因此难以反驳。由此，我们便应当追问：此种论说所依赖的政治与道德观念为何，以及，它们会造成何种后果？
汉娜·阿伦特在著名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自此之后，这一概念就被频繁用于指责“大众”或普通人的理性与道德品质。阿伦特认为，纳粹大屠杀能够发生，正是部分地因为体制中的普通人太过平庸，他们不能对自己的行为乃至制度的意图有更深刻的判断与反思。他们纵容了罪恶；在此意义上，他们是帮凶，因此对大屠杀负有责任。这一论述与前文提及的对谣言的批评至为相似：在罪恶的传播链条上，没有人是无辜者。
这种略带惋惜的斥责难道不显得非常深刻吗？然而，这种感觉正是来源于它的道德高调与广泛指向。作为坚定的至善论者，阿伦特提出了一整套说辞，以划分出那些她以为最具道德价值的行动。与在公共领域“展现自身”这类行动相比，蜷缩于体制内的庸众无疑相形见绌。更进一步，如果人们的品质是如此不堪，拥有正确道德立场与深刻反思能力的知识精英，难道不应该承担教化之责吗？这样，政治领域的核心事务，就应当将这一方面作为主旨，并为民众之智识能力的提高作出贡献。
对“大众”的担忧、恐惧甚至敌视，并不是什么新话题，与现代性更无关联。历史上的诸种政制，多数都持有此类观念。但值得注意的是，此种实践无一例外均未成功，部分还酿成了严重的政治灾难。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人性”这一同样含糊不清的概念。其意义的模糊就在于，人的自我观念是层累地形成的；因此，除了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性-自决能力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公共的或者说共有的人性观念。这就表明，所谓“大众”性格或“国民性”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具体的品性。进而，人性之形变应当被理解为一个无时无刻不依赖于自我认同的自然过程，因此，它难以被某种外部力量所强制。这就是前述政治实践失败的根源。
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政制的建立与维续，若非依靠强力，便不可能违逆人的自我观念。阿伦特的论述尽管表现出值得称赞的道德勇气，但应该承认，她所批判的“大众”式平庸，恰恰是杂多的正常人性的体现。在此，可以直言不讳地说，作为“帮凶”的体制内普通人并不需要为他们无法与之对抗的利维坦负责。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事实：纳粹政制恰恰就建立在一种“大众”式理念之上。它被视为政治操纵与洗脑的集大成者。它强调民族主义观念，进而又演变为对统治者的忠诚、崇拜与狂信。这一实践的失败，本身就表明其理念的无效；因而，阿伦特意图用一种“正确的”思想对抗错误的思想，同样不得要领。只有自由制度才能够同时做到这两点：一方面避免政治灾难，一方面保障个人自主的偏好（无论那有多么“平庸”）。
时至今日，围绕着动车事故的谣言依然层出不穷。这种话语的根源并不在于“大众”拥有怎样低下的品质或智识能力；事实恰恰相反——在全能主义体制之下，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与政治无关。在此意义上，政治或者说宣传上的考量必定压倒对事实的追究；在信息匮乏之时，没有什么比谣言更可靠。我们必须强调：谣言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谎言——它承载着太多的东西。在它之中，浮现着当代中国的现实状况：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以及一个嗷嗷待哺的公共领域。
7月23日晚动车追尾事故发生之后，各大网络平台上言论蜂起。这首先标志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初步建立。更进一步，其中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这些言论中夹杂着大量的谣言：要么是纯粹的假消息，要么是未经证实或根本无法证实的叙述。正是这类信息的迅速流行，引起了不少人对公众之“素质”或“性格”的忧虑。他们指出，谣言之传播链条上的所有人都负有责任：大众，或者说“大多数人”都是乡愿；非理性、无知、轻信乃至愚昧就是其特征。
撇开谣言四起的真正原因不谈，关于“大众”的类似论断可能是我们的知识传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归根到底，这种断言属于一种分类法，即将人划分为极少数具有一定智识能力的精英与大多数平庸之众。而前者的主要共同点就是，对“大众”怀有相当程度的负面看法，并最终表现为上述的忧思，其间或许还伴随着些许优越心态。因此我们可以不无道理地总结说，成为这种精英的方法就是意识到自己比别人更出众。这一逻辑非常有趣，但显然不能成立。
一群人之所以被认定为群体，定然是因为他们具有某种共同特征；而“大众”并不符合这一标准。在上述分类法的意义上，这是一个生造的概念。然而，恰恰因为其似是而非，“大众”式话语才显得格外有力：一方面，它隐现着一种似乎指向着所有人的道德要求，因而难以拒绝；另一方面，这一要求又没有表明其言说对象，因此难以反驳。由此，我们便应当追问：此种论说所依赖的政治与道德观念为何，以及，它们会造成何种后果？
汉娜·阿伦特在著名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自此之后，这一概念就被频繁用于指责“大众”或普通人的理性与道德品质。阿伦特认为，纳粹大屠杀能够发生，正是部分地因为体制中的普通人太过平庸，他们不能对自己的行为乃至制度的意图有更深刻的判断与反思。他们纵容了罪恶；在此意义上，他们是帮凶，因此对大屠杀负有责任。这一论述与前文提及的对谣言的批评至为相似：在罪恶的传播链条上，没有人是无辜者。
这种略带惋惜的斥责难道不显得非常深刻吗？然而，这种感觉正是来源于它的道德高调与广泛指向。作为坚定的至善论者，阿伦特提出了一整套说辞，以划分出那些她以为最具道德价值的行动。与在公共领域“展现自身”这类行动相比，蜷缩于体制内的庸众无疑相形见绌。更进一步，如果人们的品质是如此不堪，拥有正确道德立场与深刻反思能力的知识精英，难道不应该承担教化之责吗？这样，政治领域的核心事务，就应当将这一方面作为主旨，并为民众之智识能力的提高作出贡献。
对“大众”的担忧、恐惧甚至敌视，并不是什么新话题，与现代性更无关联。历史上的诸种政制，多数都持有此类观念。但值得注意的是，此种实践无一例外均未成功，部分还酿成了严重的政治灾难。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人性”这一同样含糊不清的概念。其意义的模糊就在于，人的自我观念是层累地形成的；因此，除了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性-自决能力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公共的或者说共有的人性观念。这就表明，所谓“大众”性格或“国民性”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具体的品性。进而，人性之形变应当被理解为一个无时无刻不依赖于自我认同的自然过程，因此，它难以被某种外部力量所强制。这就是前述政治实践失败的根源。
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政制的建立与维续，若非依靠强力，便不可能违逆人的自我观念。阿伦特的论述尽管表现出值得称赞的道德勇气，但应该承认，她所批判的“大众”式平庸，恰恰是杂多的正常人性的体现。在此，可以直言不讳地说，作为“帮凶”的体制内普通人并不需要为他们无法与之对抗的利维坦负责。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事实：纳粹政制恰恰就建立在一种“大众”式理念之上。它被视为政治操纵与洗脑的集大成者。它强调民族主义观念，进而又演变为对统治者的忠诚、崇拜与狂信。这一实践的失败，本身就表明其理念的无效；因而，阿伦特意图用一种“正确的”思想对抗错误的思想，同样不得要领。只有自由制度才能够同时做到这两点：一方面避免政治灾难，一方面保障个人自主的偏好（无论那有多么“平庸”）。
时至今日，围绕着动车事故的谣言依然层出不穷。这种话语的根源并不在于“大众”拥有怎样低下的品质或智识能力；事实恰恰相反——在全能主义体制之下，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与政治无关。在此意义上，政治或者说宣传上的考量必定压倒对事实的追究；在信息匮乏之时，没有什么比谣言更可靠。我们必须强调：谣言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谎言——它承载着太多的东西。在它之中，浮现着当代中国的现实状况：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以及一个嗷嗷待哺的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