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地平线
现代性正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个强势的意识形态，并且尚未显露出任何倾颓的迹象。在大批批判者看来，现代性的两大特征——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正在被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实力政治所推行，并且，其间夹杂着许多副产品——比如文化，比如商业，甚至还包括科学。他们指出，这些无一例外是霸权的结果；无论现代性的扩张是不是一个阴谋，它至少含有一个并不乐观的后果——即在现代性所承诺的多元化背后，实际隐藏着一元化的未来；以开放和自由为意旨的现代化浪潮，将很有可能走向其反面。
上述忧虑产生于一种对世界的整体性观看方式之中。这种方式当然起源于柏拉图；而其直接倡导者，则是马克思。穷其一生，马克思都将资本主义看成是一个整体来批判；在他眼中，资本主义是一个征服了整个世界的机器，而工人、资本家等，则是此机器的零件。在考察了几个欧洲国家之后，马克思就断言：这一机器必将解体，新的时代必将到来。尽管就理论本身来说，其实际视野甚为狭小，但如此宏大的批判方式，确实令人神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就曾大方的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把资本主义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如上所言，对现代性的批判继承了马克思，或许还有尼采的哲学。全球化被看作是某个整全性意识形态的扩张过程；而当这一“观念霸权”占领世界时，只会带来悲惨的负面结果。更进一步有观点指出，这一结果必将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弹性化、去中心化，所以已经不可能依赖某个普遍主义的理念与之对抗，取而代之的，只能是地区化、特殊化的“身份政治”——讽刺的是，这居然与另一阵营中的福山那刺耳的“历史终结论”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它们都预言了意识形态时代的完结。
真理或许并不重要。真正的问题是，当后现代主义-欧陆传统与自由主义-英美传统（如果可以这么概括的话）在今天形成了如此深暗的沟壑时，它们之间还有可能进行对话吗？如果答案肯定的话，双方又能从对方那里学到什么？
英美传统中的保守主义因素值得重视。它所对抗的，正是上承柏拉图乃至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观看方式——关键在于，这一方式势必引出一种全面革命观念。而保守主义恰恰对全面社会变化嗤之以鼻，并且坚信，以尊重传统为前提的改良才是变革的唯一正当方式。这一因素当然是自由主义中自发秩序论证的起源，但似乎也注定了分别以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为大前提的两大传统的互相排斥——这在判例法与大陆法的区别中尤为明显。
这一特征是危险的。自由主义者已经接纳了欧陆传统中康德的绝对律令观念，并将它与英美传统中休谟对自发秩序的结果至上辩护相提并论；不仅如此，我还完全相信前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而当20世纪下半叶，理论家们对乌托邦/理性设计观念进行史无前例的批判时，他们可能忘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自我所有权主张，同样是理性设计的产物。以上事实证明，两大传统并非不可接触；或许之前逻辑经验主义破坏了这一机会，但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持续关注的当下，对话至少是可以尝试的。
在我主要关注的英美传统内部，理论家似乎已经做出了某些努力。理查德·罗蒂将一种被“创造性误解”的实用主义作为桥梁，试图同时对两边发言；而亨廷顿、弗里德曼等人，则尝试将政治民主程度与经济发展程度解释为互相依赖的标准，以此为现代性寻找辩护。阿玛蒂亚-森特别指出，“要强调民主的功能性作用”，因为“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析民主，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而且不受地区的局限”。——这已经是对现代性的普遍主义辩护的新形式，如果后现代主义者愿意沟通，他们将会发现：这一建立在实证方法上的逻辑的确是强有力的；即使对自由主义的正当性阐述不屑一顾，他们也不应该蔑视事实论证。
真正的敌人是态度——最明显的现象是，双方都把对方的话语斥为“无意义的”或“不重要的”——当不经阅读就肆意批评欧陆哲学，已经成为英美哲学家的时髦举动时，我们对这种流行性的无知和偏见，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无论如何，即使互相蔑视的观念难以改变、即使双方均否认对方提出过“真正的问题”，也应该承认，至少现代性的确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无论话语之间的裂痕有多深，它们所涉及的世界却总是同一个。
上述忧虑产生于一种对世界的整体性观看方式之中。这种方式当然起源于柏拉图；而其直接倡导者，则是马克思。穷其一生，马克思都将资本主义看成是一个整体来批判；在他眼中，资本主义是一个征服了整个世界的机器，而工人、资本家等，则是此机器的零件。在考察了几个欧洲国家之后，马克思就断言：这一机器必将解体，新的时代必将到来。尽管就理论本身来说，其实际视野甚为狭小，但如此宏大的批判方式，确实令人神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就曾大方的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把资本主义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如上所言，对现代性的批判继承了马克思，或许还有尼采的哲学。全球化被看作是某个整全性意识形态的扩张过程；而当这一“观念霸权”占领世界时，只会带来悲惨的负面结果。更进一步有观点指出，这一结果必将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弹性化、去中心化，所以已经不可能依赖某个普遍主义的理念与之对抗，取而代之的，只能是地区化、特殊化的“身份政治”——讽刺的是，这居然与另一阵营中的福山那刺耳的“历史终结论”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它们都预言了意识形态时代的完结。
真理或许并不重要。真正的问题是，当后现代主义-欧陆传统与自由主义-英美传统（如果可以这么概括的话）在今天形成了如此深暗的沟壑时，它们之间还有可能进行对话吗？如果答案肯定的话，双方又能从对方那里学到什么？
英美传统中的保守主义因素值得重视。它所对抗的，正是上承柏拉图乃至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观看方式——关键在于，这一方式势必引出一种全面革命观念。而保守主义恰恰对全面社会变化嗤之以鼻，并且坚信，以尊重传统为前提的改良才是变革的唯一正当方式。这一因素当然是自由主义中自发秩序论证的起源，但似乎也注定了分别以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为大前提的两大传统的互相排斥——这在判例法与大陆法的区别中尤为明显。
这一特征是危险的。自由主义者已经接纳了欧陆传统中康德的绝对律令观念，并将它与英美传统中休谟对自发秩序的结果至上辩护相提并论；不仅如此，我还完全相信前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而当20世纪下半叶，理论家们对乌托邦/理性设计观念进行史无前例的批判时，他们可能忘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自我所有权主张，同样是理性设计的产物。以上事实证明，两大传统并非不可接触；或许之前逻辑经验主义破坏了这一机会，但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持续关注的当下，对话至少是可以尝试的。
在我主要关注的英美传统内部，理论家似乎已经做出了某些努力。理查德·罗蒂将一种被“创造性误解”的实用主义作为桥梁，试图同时对两边发言；而亨廷顿、弗里德曼等人，则尝试将政治民主程度与经济发展程度解释为互相依赖的标准，以此为现代性寻找辩护。阿玛蒂亚-森特别指出，“要强调民主的功能性作用”，因为“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析民主，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而且不受地区的局限”。——这已经是对现代性的普遍主义辩护的新形式，如果后现代主义者愿意沟通，他们将会发现：这一建立在实证方法上的逻辑的确是强有力的；即使对自由主义的正当性阐述不屑一顾，他们也不应该蔑视事实论证。
真正的敌人是态度——最明显的现象是，双方都把对方的话语斥为“无意义的”或“不重要的”——当不经阅读就肆意批评欧陆哲学，已经成为英美哲学家的时髦举动时，我们对这种流行性的无知和偏见，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无论如何，即使互相蔑视的观念难以改变、即使双方均否认对方提出过“真正的问题”，也应该承认，至少现代性的确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无论话语之间的裂痕有多深，它们所涉及的世界却总是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