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7日

民族主义笔记一则

民族主义的兴起,伴随着拿破仑的征伐与消亡,以及德、法、意等主要欧陆国家民主革命的爆发。可以看到,拿破仑的征服破坏了欧洲原有的政治秩序;而对征服者的反抗又引发了各国民族意识的凸显。更重要的是,卢梭式的民主理念间接地加强了民族内部普遍的政治活力。由此,一种将民族而不是其他对象作为国家主体与政治权力之最终依据的观念,就成为民族主义政治的内核。

民族主义特别强调以下三点:民族的殊别性;民族利益的至高无上;民族的独立自主性。必须看到,以本民族立场为据的民族主义,与以多民族共存为据的民族主义完全不同:前者有滑向种族中心-民族主义的危险,而后者由于以承认各民族之独立自主为前提,就形成了一种多元主义的世界观。

同时,由于民族意识被置于重要的领导地位,民族主义就势必要求民族内部的一体化;若不强调这种“齐一性”,民族就难以成为一个实存的独立体。

所以,民族主义对外强调殊别性,对内强调普世性;对外抵抗普世化、坚持本民族-国家的意志与权利不可侵犯,对内抵抗殊别化,坚持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特征应当为民族内部全体成员所接受。这种“内部的普世化”易被忽略,但实际上,它是民族主义发展的逻辑结果——将自由生长、复杂多变的诸民族特质加以普遍化、标准化,如伊斯兰教之于土耳其、东正教之于俄罗斯。

最可指摘的是,尽管内部的一体化有助于引发全民感情、有助于产生所谓“民族凝聚力”,但它与民主政治并无任何联系,反而易于产生威权体制——如纳粹之德国,如纳赛尔之埃及。必须注意到,全民政治完全不等于全民民主,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国家形态,势必极大侵犯个人自由;与此相比,雅典民主更像是个特例。

尽管民族主义所带来的反殖民潮流,依然是国际政治的一大推力,但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国际间的普世主义倾向又一次出现(所以,它被左派称为帝国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重现),并且已经成为制衡民族主义的重要因素。令人忧虑的依然是各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势力,它们往往表现为一种分离主义的趋势,由此引起的民族自决要求,已经成为诸民族-国家的心头之患——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业已不复存在的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的消亡史就是一部民族的分离史。超越民族-国家形态,是否应当作为未来政治秩序的希望所在?

在此,美国依然是一个值得仿效的例子。美国政府坚守价值中立,对于其国内多民族多文化的现实,不仅从不强调某种民族传统,而且在宪法中也明文规定了各级政府须保持严格中立立场——在黑人民权运动之后,甚至更采取了种种“矫枉过正”的措施,以维护黑人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国健全的政治体制保护了以个人为单元的有效政治参与,同时并未损害爱国主义精神与国家凝聚力。这足以证明,现代国家完全可以超越民族-国家形式之窠臼,而建立在某种政治架构之上。

同样的例子,或许还有英国及瑞士。英国人对皇室的尊重,与伊朗人对哈梅内伊或日本人对天皇的尊崇并不相同;皇室更多的被视为一个符号,其意义与民族文化无关。而瑞士则更是成功地在三大民族的现实之上维系了一个现代非-民族国家的形态。近几十年来的欧洲联盟运动,更是不容置辩地揭示了如下事实:传统欧陆民族-国家已经向一个普世性的政治组织靠拢——在这个组织之内,多民族多文化得以共存,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成熟的国际环境下,民族认同必然愈发弱化,而“民族解放”则更不再具有吸引力。以个人-国家取代个人-民族-国家的政治前景,正在愈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