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二论（二）：自由与传统
自由主义者们在对柏克和托克维尔致意时，总要对保守主义精神夸赞一番，更要反复强调传统的伟大作用。据说，自由必须依靠对传统的反复申明与“创造性转化”来实现。这种观点，把自由说成是一个由对文化传统的保守态度所带来的概念；或者说，自由至少依赖着传统，传统生成了自由。
如果承认文化/文明间的巨大差异，自由-传统的联盟就要遭到挑战。显然，不管如何考察、不管采取何种视角，东方和西方都有着完全不同的传统；即使缩小范围，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之间的鸿沟亦如大西洋一般宽不可测。“传统”一词是如此含糊、如此难以把握，就连柏克本人，也有以皇权之传统否定民权之传统的遗憾之举。而就算是人所齐称的同一思想流派成员，之间亦差异颇大：孔子的儒就与董仲舒的儒相去甚远，下溯至程朱，更是面目全非。对汉语传统影响巨大的儒家思想，其内部都如此纷杂，更何况禅道之学、法墨之说？
传统仿佛是一锅粥，所有人都能从中找到思想后援。自由主义者能够发现普世价值与宽容精神，文化保守主义者能够发现安守旧制与复古思潮，传统左派能够发现朴素的共产主义思想与对革命的正义辩护。但问题在于，无论汉语传统的关键词是专制还是自由、其主要身份是权力的护卫者还是威权的反抗者，都不能否认，历史性与殊别性才是传统的最大特征。
传统是历史性/殊别性的传统，然而自由却是普遍性的自由。普遍性不可能、也不需要靠殊别性与历史性为其辩护，亦不需要它们的证明，更不可能由它们生成。虽然作为人文观念的“自由”，其历史不过三四百年，但自由本身是一种被动状态，是人的本质属性，其普遍性是无庸讳言的。倘若自由依靠传统来生成，就丧失了这一特征；而自由主义的自我所有权论证，就更不可能架设在形而上学的绝对基础之上。
自由-传统的偏见，会将自由拉回人造物的祭坛，将其与国家、社会等概念放在一处。然而自由既不是失业救助金，也不是存款利息，和福利、民主等，亦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其实，把自由说成是一种“概念”，本身就会带来以历史性篡越普遍性的些许误解。
对自由的言说与申明，毕竟只有很短的历史；而传统却无时无刻不在施加影响，传统生成自由的误解，确实在所难免。正因为此，我们就更需要对自由之作为人之本质、作为超历史性/普遍性的概念作出澄明，这一澄明并非取自柏拉图的本质主义，而是直接追随康德的绝对律令观念。除却康德哲学之外，自由主义的另一大潮流是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一种将自由作为实现集体目的之工具的理论——而这，实际上就是把自由当成人造物的理论后果。而具体到现实政治层面，我们应当澄清将自由混同于价值的错解：自由既不是殊别价值，也不是普世价值——它根本就不是价值，而是容纳价值的框架。
自由与传统，有融合亦有对抗，但归根到底，它们之间不可能是证明、辩护或衍生的关系。而对汉语思想而言，无论是要自由舍传统还是要传统舍自由、抑或采取“创造性转化”的策略，不仅都是大而无当，而且在可操作性层面也毫不可取。若如前所述，从传统中专取我所乐见之言为己所用，这恰恰不是尊重传统，而是六经注我；而被如此修剪过的“传统”，再被拿来证明修剪刀本身的正确性，这显然毫无说服力。对自由主义者而言，不管我们能从传统中获得多少价值，也不能忽视其整体特征，尤其不能忽略中国文化的撒娇特质，以及知识分子、主流思想对权力的强烈依附性。恐怕必须承认，我们的传统离自由还是远了一些。重要的是，将极具可操作性的、作为一种体制的自由主义与虚无飘渺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对当前紧迫的现实不可能有任何帮助。
与其说传统的历史性生成了自由，倒不如说自由的普遍性重构了传统。幸运的是，这三四百年来，自由正在被写入历史。也许我们的后人有一天会这样说——人类的自由就是传统，人类的传统就是自由。
如果承认文化/文明间的巨大差异，自由-传统的联盟就要遭到挑战。显然，不管如何考察、不管采取何种视角，东方和西方都有着完全不同的传统；即使缩小范围，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之间的鸿沟亦如大西洋一般宽不可测。“传统”一词是如此含糊、如此难以把握，就连柏克本人，也有以皇权之传统否定民权之传统的遗憾之举。而就算是人所齐称的同一思想流派成员，之间亦差异颇大：孔子的儒就与董仲舒的儒相去甚远，下溯至程朱，更是面目全非。对汉语传统影响巨大的儒家思想，其内部都如此纷杂，更何况禅道之学、法墨之说？
传统仿佛是一锅粥，所有人都能从中找到思想后援。自由主义者能够发现普世价值与宽容精神，文化保守主义者能够发现安守旧制与复古思潮，传统左派能够发现朴素的共产主义思想与对革命的正义辩护。但问题在于，无论汉语传统的关键词是专制还是自由、其主要身份是权力的护卫者还是威权的反抗者，都不能否认，历史性与殊别性才是传统的最大特征。
传统是历史性/殊别性的传统，然而自由却是普遍性的自由。普遍性不可能、也不需要靠殊别性与历史性为其辩护，亦不需要它们的证明，更不可能由它们生成。虽然作为人文观念的“自由”，其历史不过三四百年，但自由本身是一种被动状态，是人的本质属性，其普遍性是无庸讳言的。倘若自由依靠传统来生成，就丧失了这一特征；而自由主义的自我所有权论证，就更不可能架设在形而上学的绝对基础之上。
自由-传统的偏见，会将自由拉回人造物的祭坛，将其与国家、社会等概念放在一处。然而自由既不是失业救助金，也不是存款利息，和福利、民主等，亦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其实，把自由说成是一种“概念”，本身就会带来以历史性篡越普遍性的些许误解。
对自由的言说与申明，毕竟只有很短的历史；而传统却无时无刻不在施加影响，传统生成自由的误解，确实在所难免。正因为此，我们就更需要对自由之作为人之本质、作为超历史性/普遍性的概念作出澄明，这一澄明并非取自柏拉图的本质主义，而是直接追随康德的绝对律令观念。除却康德哲学之外，自由主义的另一大潮流是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一种将自由作为实现集体目的之工具的理论——而这，实际上就是把自由当成人造物的理论后果。而具体到现实政治层面，我们应当澄清将自由混同于价值的错解：自由既不是殊别价值，也不是普世价值——它根本就不是价值，而是容纳价值的框架。
自由与传统，有融合亦有对抗，但归根到底，它们之间不可能是证明、辩护或衍生的关系。而对汉语思想而言，无论是要自由舍传统还是要传统舍自由、抑或采取“创造性转化”的策略，不仅都是大而无当，而且在可操作性层面也毫不可取。若如前所述，从传统中专取我所乐见之言为己所用，这恰恰不是尊重传统，而是六经注我；而被如此修剪过的“传统”，再被拿来证明修剪刀本身的正确性，这显然毫无说服力。对自由主义者而言，不管我们能从传统中获得多少价值，也不能忽视其整体特征，尤其不能忽略中国文化的撒娇特质，以及知识分子、主流思想对权力的强烈依附性。恐怕必须承认，我们的传统离自由还是远了一些。重要的是，将极具可操作性的、作为一种体制的自由主义与虚无飘渺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对当前紧迫的现实不可能有任何帮助。
与其说传统的历史性生成了自由，倒不如说自由的普遍性重构了传统。幸运的是，这三四百年来，自由正在被写入历史。也许我们的后人有一天会这样说——人类的自由就是传统，人类的传统就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