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4日

九十年前的未来

今天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以“德先生”与“赛先生”,或者说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为圭臬的五四运动至今远未过时,因为当代中国亟缺的依然是这两种观念。尽管我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并对自由意志主义抱有相当的亲切感,以至于对科学沙文主义和民粹倾向的非精英民主怀有敏锐的警惕;但是在现代化尚未完成的中国大陆,科学与民主的阙失要远重于它们的负面后果(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一问题上,新左派一直(故意)在起将水搅浑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五四运动虽然已过去九十年,但在观念的坐标系中它依然属于未来。

学界对五四运动的批评,大致都是指出它所包含的浪漫主义激情实际上是对理性启蒙这一总纲领的破坏,而更进一步的指责往往集中于它对传统文化不加青红皂白的否弃上。刘瑜最近写的《超越那一天》则指出,五四那天“德先生”与“赛先生”并没有过多的出现,更多的展示于后人面前的是学生们在爱国主义激情指引下的暴力破坏。由此刘瑜认为,要反思五四运动,追问其激烈反传统意旨与青年集体暴力行为的后果。

但我认为,刘瑜无意中混淆了两个概念:五四运动五四那天的运动。后者不过是运动中某一文化阶层之意愿的一次集中迸发,它不能代表前者之主流,更不能让前者为它负责。刘瑜认为五四那天的游行只不过是一场爱国学生运动,和史上层出不穷的诸次游行并无二致。我同意这一判断,但正因为此,它无论如何也不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其缺点亦不能被放大到整场五四运动的层面上。说五四那天的运动是民粹式的暴力狂欢,我们或许会认同;然而说这样的暴力狂欢是整个启蒙时代的特点,我们绝不能同意。

而指责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过分的批判与否定,我亦不否认。然而这里又有两个概念需要澄清:五四运动本身五四运动的后果。激烈的反传统诉求是五四运动中最重要的成分,其次才是呼唤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而五四运动的后果并不是传统文化的覆灭——恰恰相反,传统文化在启蒙的洗涤之后,找到了它应有的位置。近二十年来传统文化又见兴起,其代表学者纷纷指责五四运动是对传统的一次毁灭性打击。这种奇特的指责没有包含多少真理。五四运动的后果并不是五四运动本身的逻辑推论;而如果传统文化尤其是国学真的感到自己的存在感被削弱了,那只能归因于所谓国学本身的贫瘠与虚浮。从一种超越现实的元-历史视角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兴亡都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五四运动如斯激烈的批判并未灭亡传统文化,而是除旧存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落后的因素总会消失,有价值的因素想抹也抹不掉。

九十年后再看五四,其后果远远重于过程。启蒙不是文艺复兴般的“润物细无声”,而是瓢泼大雨夹杂着电闪雷鸣。在保守者看来,这样的运动总是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或许如此,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像英国一样有以改良代革命的幸运,更多的情况下,发生的是法国大革命般的暴风骤雨。柏克只能看到革命本身的恐怖,所以站到了反对者一边;而我们认识到这样的恐怖并不具有历史意义、更不会产生历史后果,所以欣然站到支持者一边。我们的自由主义学人一味强调告别革命,以错误掩蔽价值,实属矫枉过正;而以赛亚·伯林清楚的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真正后果,依然坚持启蒙立场。这就是我们不同于保守主义者的地方。

五四不死,五四万岁。九十年后现实惊人的相似,先贤美好的期冀,在今天依然属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