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31日

群体意象:南京与大屠杀

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不需要解释的现象,任何解释在这种彻底的自我灭绝行为面前,都是毫无力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大屠杀都可以合并为同一类事件来看待。它们的悲剧意味,可以用同一种歇斯底里的感性语言来宣泄;但是宣泄不意味着终结,我们有必要直面那些可怖的画面,去探究和思考,直至把引起大屠杀的原因,都关入理性的牢笼之中。

有三个历史事件引起了我的注意: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明末清初张献忠在四川的滥杀,与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南京大屠杀。它们都与战争有很大联系,要么是战局的直接后果,要么是战争政策的实施结果;但仔细观察,又有很大区别。


对犹太人的灭绝,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屠杀,因为它建立在纳粹的民族主义哲学上,是民族净化、消除所谓“劣等民族”之政策的具体实现。屠杀的执行者与受害者都是清楚的;屠杀有明显的针对性,有精密的组织和清晰的目的,其实施过程也是有条不紊的。可以说,它从起始到结束,都是在严格执行国家机器的政策、并处于权力的准确控制之中,其中并未出现多少混乱失控的情况,其执行者就好像是一台果断而精细的杀人机器。

张献忠据四川数年,其间杀人数十上百万,据《蜀碧》记载,最后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人口只剩“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蜀碧者,蜀之血也。这本书专记张献忠杀人之事,汇成四卷。书中所展现的屠杀,最令人惊愕震撼的,不是杀人之多,而是杀人之滥。屠杀并非针对某一个群体——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被害者,或杀或释,全凭张献忠一人的意愿。没有政策,没有计划,没有目的,没有控制,杀人机器只听命于张本人。谨举一例说明:
贼斫妇女小足,叠累成峰。与爱妾酣饮其下,忽仰视云:“更得一足合尖方好。”妾举足戏曰:“此何如?”献云使得,立命斩之。
这种屠杀之滥之烈,恐怕古今无出其右。它与上面的民族灭绝屠杀不同,其背后完全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论”,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就是唯一原因;也正因为此,张献忠个人的暴虐程度,与屠杀的惨烈后果,就有了直接关系。

或许上述杀戮已经令人足够惊惧了,但南京大屠杀,又要超出“蜀碧”几分。蜀碧固然是无计划无目的的恐怖杀戮,但杀人机器毕竟归张献忠所有,任何一次运转,毕竟有其原因(虽然这原因毫无道理可言)——至少这种屠杀是可控制的,倘若张献忠并非好杀之人,则蜀碧绝不会发生。

而再看南京大屠杀,它不仅没有目的没有政策,而且连原因都没有:杀人机器不归任何人控制,它自己就是原因。前面的两种大屠杀中,杀人机器只是被动执行上级的指示,而在南京,它成了主动施为者。

最可怕的是,这个施为者并非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是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我们可以完整的认识到,当群体完全爆发出它的力量时,其后果该是多么可怖——南京大屠杀的“效率”之高,恐怕是空前绝后。如果杀戮不是在无控制的蔓延,日军也不可能在六个星期之内,夺去三十万人的生命。

这就是我要讨论的主题。如果大屠杀起于错误的哲学,我们可以通过反驳、禁止的手段来消除;如果大屠杀起于暴虐的统治者,我们可以通过限制权力的手段来控制;如果大屠杀起于难以驱使控制的杀人机器-群体本身,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必须承认,古斯塔夫·勒庞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之一。他在《乌合之众》中首次指出了“集体无意识”现象——荣格受他的启发,正式提出了这个名词——人在群体之中,很难保持自己的理智、进行独立的思考,很容易就被群情激奋的氛围控制,不由自主地做出动物式简单粗暴的行为,小者会引发争吵骚乱,大者则会引发屠杀。

我并不相信日本人会比别的民族更为残暴。只有集体无意识现象可以解释南京大屠杀——毫无疑问,士兵们迷醉于杀戮的快感,迷醉于原始欲望的满足,他们没有组织,也无需组织;没有计划,也无需计划。群体没有原因,群体本身就是原因;杀戮没有理由,杀戮本身就是理由。群体就是一个火药桶——一点火星就能让它爆炸,而它引发的大火,又会自发地传播蔓延,直至燃尽一切可燃之物,方才逐渐熄灭。

一切有外在原因的灾难都无需惧怕,我们只要解决它的源头即可;可怕的是自发出现的灾难,平日里它能够保持安静,但在特殊时刻,就会突然迸发,其程度超出所有人意料之外。南京大屠杀只不过是历史上诸群体意象中的一种——街头政治,群众运动,这些意象都覆盖着集体无意识的巨大阴影。冷战结束以来,百年前勒庞之警告的回音,终于降临在我们的心头,对于布满人类历史的革命幻象,更值得我们每个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