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意象：南京与大屠杀
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不需要解释的现象，任何解释在这种彻底的自我灭绝行为面前，都是毫无力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大屠杀都可以合并为同一类事件来看待。它们的悲剧意味，可以用同一种歇斯底里的感性语言来宣泄；但是宣泄不意味着终结，我们有必要直面那些可怖的画面，去探究和思考，直至把引起大屠杀的原因，都关入理性的牢笼之中。
有三个历史事件引起了我的注意：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明末清初张献忠在四川的滥杀，与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南京大屠杀。它们都与战争有很大联系，要么是战局的直接后果，要么是战争政策的实施结果；但仔细观察，又有很大区别。
对犹太人的灭绝，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屠杀，因为它建立在纳粹的民族主义哲学上，是民族净化、消除所谓“劣等民族”之政策的具体实现。屠杀的执行者与受害者都是清楚的；屠杀有明显的针对性，有精密的组织和清晰的目的，其实施过程也是有条不紊的。可以说，它从起始到结束，都是在严格执行国家机器的政策、并处于权力的准确控制之中，其中并未出现多少混乱失控的情况，其执行者就好像是一台果断而精细的杀人机器。
张献忠据四川数年，其间杀人数十上百万，据《蜀碧》记载，最后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人口只剩“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蜀碧者，蜀之血也。这本书专记张献忠杀人之事，汇成四卷。书中所展现的屠杀，最令人惊愕震撼的，不是杀人之多，而是杀人之滥。屠杀并非针对某一个群体——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被害者，或杀或释，全凭张献忠一人的意愿。没有政策，没有计划，没有目的，没有控制，杀人机器只听命于张本人。谨举一例说明：
或许上述杀戮已经令人足够惊惧了，但南京大屠杀，又要超出“蜀碧”几分。蜀碧固然是无计划无目的的恐怖杀戮，但杀人机器毕竟归张献忠所有，任何一次运转，毕竟有其原因(虽然这原因毫无道理可言)——至少这种屠杀是可控制的，倘若张献忠并非好杀之人，则蜀碧绝不会发生。
而再看南京大屠杀，它不仅没有目的没有政策，而且连原因都没有：杀人机器不归任何人控制，它自己就是原因。前面的两种大屠杀中，杀人机器只是被动执行上级的指示，而在南京，它成了主动施为者。
最可怕的是，这个施为者并非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是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我们可以完整的认识到，当群体完全爆发出它的力量时，其后果该是多么可怖——南京大屠杀的“效率”之高，恐怕是空前绝后。如果杀戮不是在无控制的蔓延，日军也不可能在六个星期之内，夺去三十万人的生命。
这就是我要讨论的主题。如果大屠杀起于错误的哲学，我们可以通过反驳、禁止的手段来消除；如果大屠杀起于暴虐的统治者，我们可以通过限制权力的手段来控制；如果大屠杀起于难以驱使控制的杀人机器-群体本身，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必须承认，古斯塔夫·勒庞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之一。他在《乌合之众》中首次指出了“集体无意识”现象——荣格受他的启发，正式提出了这个名词——人在群体之中，很难保持自己的理智、进行独立的思考，很容易就被群情激奋的氛围控制，不由自主地做出动物式简单粗暴的行为，小者会引发争吵骚乱，大者则会引发屠杀。
我并不相信日本人会比别的民族更为残暴。只有集体无意识现象可以解释南京大屠杀——毫无疑问，士兵们迷醉于杀戮的快感，迷醉于原始欲望的满足，他们没有组织，也无需组织；没有计划，也无需计划。群体没有原因，群体本身就是原因；杀戮没有理由，杀戮本身就是理由。群体就是一个火药桶——一点火星就能让它爆炸，而它引发的大火，又会自发地传播蔓延，直至燃尽一切可燃之物，方才逐渐熄灭。
一切有外在原因的灾难都无需惧怕，我们只要解决它的源头即可；可怕的是自发出现的灾难，平日里它能够保持安静，但在特殊时刻，就会突然迸发，其程度超出所有人意料之外。南京大屠杀只不过是历史上诸群体意象中的一种——街头政治，群众运动，这些意象都覆盖着集体无意识的巨大阴影。冷战结束以来，百年前勒庞之警告的回音，终于降临在我们的心头，对于布满人类历史的革命幻象，更值得我们每个人反思。
有三个历史事件引起了我的注意：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明末清初张献忠在四川的滥杀，与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南京大屠杀。它们都与战争有很大联系，要么是战局的直接后果，要么是战争政策的实施结果；但仔细观察，又有很大区别。
对犹太人的灭绝，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屠杀，因为它建立在纳粹的民族主义哲学上，是民族净化、消除所谓“劣等民族”之政策的具体实现。屠杀的执行者与受害者都是清楚的；屠杀有明显的针对性，有精密的组织和清晰的目的，其实施过程也是有条不紊的。可以说，它从起始到结束，都是在严格执行国家机器的政策、并处于权力的准确控制之中，其中并未出现多少混乱失控的情况，其执行者就好像是一台果断而精细的杀人机器。
张献忠据四川数年，其间杀人数十上百万，据《蜀碧》记载，最后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人口只剩“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蜀碧者，蜀之血也。这本书专记张献忠杀人之事，汇成四卷。书中所展现的屠杀，最令人惊愕震撼的，不是杀人之多，而是杀人之滥。屠杀并非针对某一个群体——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被害者，或杀或释，全凭张献忠一人的意愿。没有政策，没有计划，没有目的，没有控制，杀人机器只听命于张本人。谨举一例说明：
贼斫妇女小足，叠累成峰。与爱妾酣饮其下，忽仰视云：“更得一足合尖方好。”妾举足戏曰：“此何如？”献云使得，立命斩之。这种屠杀之滥之烈，恐怕古今无出其右。它与上面的民族灭绝屠杀不同，其背后完全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论”，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就是唯一原因；也正因为此，张献忠个人的暴虐程度，与屠杀的惨烈后果，就有了直接关系。
或许上述杀戮已经令人足够惊惧了，但南京大屠杀，又要超出“蜀碧”几分。蜀碧固然是无计划无目的的恐怖杀戮，但杀人机器毕竟归张献忠所有，任何一次运转，毕竟有其原因(虽然这原因毫无道理可言)——至少这种屠杀是可控制的，倘若张献忠并非好杀之人，则蜀碧绝不会发生。
而再看南京大屠杀，它不仅没有目的没有政策，而且连原因都没有：杀人机器不归任何人控制，它自己就是原因。前面的两种大屠杀中，杀人机器只是被动执行上级的指示，而在南京，它成了主动施为者。
最可怕的是，这个施为者并非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是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我们可以完整的认识到，当群体完全爆发出它的力量时，其后果该是多么可怖——南京大屠杀的“效率”之高，恐怕是空前绝后。如果杀戮不是在无控制的蔓延，日军也不可能在六个星期之内，夺去三十万人的生命。
这就是我要讨论的主题。如果大屠杀起于错误的哲学，我们可以通过反驳、禁止的手段来消除；如果大屠杀起于暴虐的统治者，我们可以通过限制权力的手段来控制；如果大屠杀起于难以驱使控制的杀人机器-群体本身，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必须承认，古斯塔夫·勒庞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之一。他在《乌合之众》中首次指出了“集体无意识”现象——荣格受他的启发，正式提出了这个名词——人在群体之中，很难保持自己的理智、进行独立的思考，很容易就被群情激奋的氛围控制，不由自主地做出动物式简单粗暴的行为，小者会引发争吵骚乱，大者则会引发屠杀。
我并不相信日本人会比别的民族更为残暴。只有集体无意识现象可以解释南京大屠杀——毫无疑问，士兵们迷醉于杀戮的快感，迷醉于原始欲望的满足，他们没有组织，也无需组织；没有计划，也无需计划。群体没有原因，群体本身就是原因；杀戮没有理由，杀戮本身就是理由。群体就是一个火药桶——一点火星就能让它爆炸，而它引发的大火，又会自发地传播蔓延，直至燃尽一切可燃之物，方才逐渐熄灭。
一切有外在原因的灾难都无需惧怕，我们只要解决它的源头即可；可怕的是自发出现的灾难，平日里它能够保持安静，但在特殊时刻，就会突然迸发，其程度超出所有人意料之外。南京大屠杀只不过是历史上诸群体意象中的一种——街头政治，群众运动，这些意象都覆盖着集体无意识的巨大阴影。冷战结束以来，百年前勒庞之警告的回音，终于降临在我们的心头，对于布满人类历史的革命幻象，更值得我们每个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