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8日

私人阅读与思想启蒙

私人阅读,尽管冠以私人之名,但它明显受到时代旨趣的强烈影响。笼统地说,话语决定阅读,阅读又反过来决定话语;私人阅读总与历史景观休戚相关,而重大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群体的阅读内容也会发生复杂的转变。

有不少中国学者都认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与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他们的学术生涯相当重要,甚至有人将它们作为社会科学的入门推荐书籍。然而在西方,学者们均不认为它们是最有价值的著作——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与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和《猜想与反驳》无论如何要更加重要一些。

东西方学界在这一点上所表现出的差异最终要放到私人阅读这一领域来论述。1980年代之前,中国的意识形态禁锢主要表现为切断一切学术信息通道(仅有的国外学术著作都被归为内参)与全面丑化、庸俗化西方学术思想。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学术当然无从谈起,顽强如顾准者已是绝无仅有(所以一些青年学者对顾的批评是不公平的。既无亲身体会,何敢大言不惭?)这一客观环境对人造成了既成的洗脑效果,同时对自由思想产生了强烈的抑制。所以,当1980年代大量学术著作引进时,学术界反响之强烈,犹如干渴之人甫遇绿洲一般;而这批著作对当时学人的影响,自不是今日可比。

《通往奴役之路》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虽然不能说是最深刻的著作,但具有明显的“破障”作用。它们对当时唯一的、排他的并且被反复强调为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彻底的批评,这无疑对刚刚兴起的反思革命/斗争意识形态思潮具有推动作用。不能否认的是,无论这一代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怎样的学术进路,这两部著作在那个启蒙勃兴的年代都对他们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影响。

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两次思想启蒙,但必须承认,从客观上说八十年代的启蒙只不过是对之前思想禁锢的自发反抗,是知识分子群体危机感总爆发的结果。而正因为此,它好似野草再生,来势迅猛,但杂乱无章。

上述特点当然无伤大雅。但之后,随着此次启蒙进入中国知识分子视野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这次运动本身提出了系统的质疑。它问道:“谁有权启蒙?又有谁要你启蒙?”这里的关键在于,任何观念都不过是偏见,而启他人之蒙,则显示了理论的霸权,至少是不道德的。

这一看法准确地解释了法国大革命之时革命观念对保守观念的暴力压迫。以先进或者正确的名义实施观念霸权主义或意识形态专权,在历史上确实屡见不鲜。

然而如果说启蒙也包含了霸权倾向,则大谬不然。恰恰相反,一般来说历史上的启蒙思潮都产生于禁锢时期之后,是对思想专制的反动。与后现代主义反现代性反启蒙的看法不同,思想启蒙并不是授人以真理,而是授人以多元、授人以选择。启蒙不是谬误的反面,而是专制的反面;不是启错误之蒙,而是启一元之蒙;不是以偏见代替偏见,而是以开放代替禁锢。正因为此,启蒙之中的私人阅读才以种类多样为主要特征,否则,启蒙就毫无意义。

学术繁兴,恰恰证明我们还没有获得真理。特作此文以响应世界阅读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