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0日

政治正确与自我消解

最近维舟发明了“威权型自由主义者”一词,指代那些以威权主义态度支持或宣扬自由主义理论的人。他写道,威权型自由主义者“自认已经找到真理(他们并非第一批产生这样错觉的人),因此他们很难忍受对这一理论的偏离,更不用说反对了。对他们的说法,你可以自由地赞成,但不能自由地反对”。在这一前提下,维舟指责正是这些人将自由主义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理论,使得没有人敢于公然反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终极地位。他们反复强调自己立场的绝对正确与绝对正义(并给论敌扣上相反的帽子),不仅是对正常学术研究的巨大损害,而且本身就违反了自由主义关于宽容和多元论的理论。

李泽厚曾对中国学术界作出过一针见血的描述:“新左派不诚实、自由派不宽容、基督徒不谦卑”(大意如此)。纵览那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大论战,令人疑惑的是双方是否发生了真正的交锋,因为他们除了反复论说己方的理论“就是好”之外,并无其他新颖见解。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恐怕绝难达成共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舞台情结”所致,而自由派所表现出的不宽容则犹为刺眼。

然而,自由主义是否到了政治正确的地步、乃至形成了某种思想霸权?恐怕并非如此。冷战时期尤其是1970年前后左派运动此起彼伏,学术界被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鸦片所控制;苏东解体后马克思主义陷入低潮,然而之后南美自由市场的失败、俄罗斯经济的低迷、中国改革开放那令人困惑的成功与福山那透着使人不快的自信的历史终结论,使得社会主义、社群主义乃至自由左派重新受到重视。除却真正的自由主义,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将自由作为终极价值观;即使是政治体制相当落后的中国,在官方和民间占主要地位的也是民族主义话语,而非自由主义(或类似的观念)。这些现象表明,自由主义并未处于像20世纪初中国的革命话语那样的政治正确的地位;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强烈批判意识,更不容许任何一种(主流)观念发展成为唯我独尊的思想霸权。

对自由主义似是而非的理解容易造成某种混乱。在现实中,越是接近自由主义立场,尤其是贯彻其宽容、多元论理念的国家,其学术界就越开放、“异端”思想也更受重视;而在威权国家,这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正因为此,为这一自由社会提供框架的自由主义本身亦是不可否定的。直观地说,自由不能被用于破坏自由本身;我们没有一般的积极自由,却有保卫消极自由的积极自由。作为框架的自由主义并不象维舟所言提供了某种价值观,更没有启他人之蒙的企图——即使是威权型自由主义者亦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维舟混淆了两个层面的概念。

对自由主义的“威权式误解”可能会给其本身带来自我消解的危险。作为基本观念、尤其为以赛亚·伯林所重视的多元论常常被用于自由主义自身,犹如最容易被怀疑论诘难的其实是怀疑论自己的信条。这是一个自我指称的悖论,可以用罗素的类型论解答——框架与价值观是两个层面的概念。当然多元论/消极自由并不必然单单包含于自由主义之中;然而可选方案虽多,却均不能以自由为终极框架,更不能承认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分野,最终将难以自我维系,从而倒向唯我独尊的一元论。真正的威权主义只会产生在它们之中。如果对自由主义的威权型误读最终导向多元论的架空与消解,那么关于保护一切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承诺就只能流于空谈。而如果我坚持自由主义框架并回应对它的挑战就会被当成威权型自由主义者,那么我将不胜荣幸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