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19日

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潮流:评述与反思

在卡尔·波普尔之后兴起的历史主义潮流,起初只是为了反对或者改进他的科学哲学理论而出现。这一潮流的显著特点在于对科学史的重视。当时的哲学家不约而同的认为,摧毁或者捍卫经验科学的合理性标签,关键就在于对科学史的理解与阐释。



促成这一转向的是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他对波普尔的批判源由是,尽管波普尔建立了一个(基本)完善的方法论体系,但是经验科学并不是按照这个理论发展的;那么,波普尔对科学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他的理论只不过是空想罢了。

库恩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发展理论。他认为科学史由“常规科学”和“反常科学”组成;“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都在修补、改进(而不是波普尔强调的批判)“范式”,而当范式出现难以挽救的危机,就进入了“反常科学”时期;随后,科学家群体发生了一次突然的格式塔转换,使得大多数人都“皈依”到某个新的范式之下,新的常规科学时期就此开始。

这一科学革命理论对传统的“科学-理性”联盟提出了挑战。库恩尤其强调了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对理论的非批判态度与反常科学时期理论更替的非理性特征,这两点是批判理性主义者,尤其是波普尔极不满意的。在一场关于库恩常规科学理论的研讨会中,波普尔认为,“常规科学”虽然存在(他承认以前并未注意到),但却是不重要的、令人遗憾的,因为对理论持有非批判的态度,是非理性的、不符合科学精神的。在波普尔看来,“常规科学”并不常规,“反常科学”亦不反常。



波普尔的学生拉卡托斯却爽快的承认了常规科学的存在,并且指出非批判态度(把理论的矛盾仅看成反常而不是反驳)恰恰是合理策略,因为从历史上看,如果仅仅因为理论存在矛盾就拒斥之,那就不会有任何理论能够生存下来。正是看到了波普尔证伪主义与科学史的不协调,他才提出了新的方法论,其关键在于将对理论的接受/拒斥建立在理论的“进化”或者“退化”的问题转换上。而所谓“进化”“退化”,则关键在于理论在添加 (用以解决矛盾的)辅助假说之后能否预测“新颖的事实”。也就是说,拉卡托斯将理论的更替与其历史表现挂上了钩。

尽管在著作中竭力反对约定主义,但拉卡托斯的方法论不过又是一种约定罢了。迪昂的理论选择标准是“简单性”;而拉卡托斯的标准则是“预测新颖的事实”,尽管后者比前者看起来更易令人接受。当然拉卡托斯可以辩解说,他的约定是好的约定,因为它可以很好的解释科学史、可以有效捍卫合理性标签。但这也没能成功。“预测新颖的事实”这一标准,实际上是空洞的,它并不能有效区分可以接受(进化)的理论和必须拒斥(退化)的理论。如果这一标准就代表了“合理性”,那么科学就不会是合理的。有以下两条理由:

1)“新颖的事实”无从确定。假定A理论预测X时-空会发生M而B理论没有预测,那么A就预测了新颖的事实吗?难道B不是也预测了X时-空不会发生M,而这对于A来说不是一样的“新颖”吗?

2)即使这一标准是清楚的,它也面临历史表现与历史评价不对称的问题。如果一个理论在变化中因为没能预测新颖的事实而发生退化,我们是否就可以立即拒斥它?拉卡托斯回答说,退化的理论也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实验而反败为胜、重归“进化”行列,所以不能因为暂时的退化而对某个理论匆忙作出评判。那么,既然“进化”“退化”不能作为硬性条件,我们究竟能够以什么标准来接受/拒斥某个理论呢?由于方法论的松散性,拉卡托斯难以回答这个问题。

基于上述批评,贯彻拉卡托斯方法论的结果只可能是:人们无从对合理性/不合理性概念、科学/非科学领域作出任何区分。对于捍卫合理性标签的行动纲领,它没有起到任何有益作用。



在历史主义潮流中,波普尔的另一个学生,保罗·费耶阿本德,是作为理性主义的反叛者与科学哲学传统的批判者而出现的,并为这一潮流的终结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费氏的主要工作是审查各种各样的方法论,继而指出科学史与这些理论相去甚远。他的策略是,首先假定这些方法论代表了“合理性”;进而指出科学实际上不符合这些合理性标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科学实际上并未合理发展——这构成了对理性主义观念的致命反驳。

当然,批评这些方法论并不是费耶阿本德的主要目的。他的核心论题是,不可能为科学史找出一个合适的合理性标准,无论这些标准是逻辑规则(早期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还是约定规则(拉卡托斯的方法论)。他进而指出,即使不把科学与理性联系起来,试图在科学史中寻找某种发展规律也是徒劳的。这似乎是对库恩的专门批评,因为后者在否定了对科学的合理性辩护后,又提出一套穆勒式的心理主义理论。

拉卡托斯在《科学史及其合理重建》中指出:认为科学史中的每个例子都(应该)符合方法论的说法是不现实的,但是不符合的毕竟是一小部分。然而费耶阿本德依然不赞同这种让步,在他看来,拉卡托斯还是试图将科学解释为在一个由方法论画出的界限内发展的事业(尽管该方法论允许对边界的些许侵犯)。按费氏的理解,科学应当弥漫在整个知识领域中,进而与巫术、占星术、神话乃至形而上学和平共处甚至互相融合、密不可分;科学不可能具有固定的合理内核,更不应该被看作唯一有效的知识。归根到底,科学与其他知识是平起平坐的。

由此费耶阿本德还引出了其他结论。他批判科学沙文主义,认为科学绝不应该占用如此之多的纳税人金钱和国家资源,而应该给其他知识以同等机会(例如,给不被“科学的医学”认可的其他医疗体系以发展空间)。

费耶阿本德的结论惊世骇俗,但不能不认真对待。他的基本错误在于,看到划不出一条清楚的界限,就以为没有界限;进一步说,看到现实中没有明显区别,就以为没有明确的逻辑区别。事实上,认为科学和巫术预言一样的说法之所以令人难以接受,就是因为我们确实体认到了它们的差异。

费耶阿本德所反复强调的两个论点值得注意,一是在两个相竞争的理论间绝不可能确定出更合理的一个;二是不可能制订出既符合科学史又固定不变的合理性标准。它们都是正确的。但由此并不能够得出科学与巫术预言不可区分的结论。因为,虽然近世以来科学家们所采用(或暗中接纳)的合理性标准的确总在变化,但无可否认是朝着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明确的方向改进的。譬如,我们今日的经验科学已经能够将“UFO学”乃至所谓“灵学”排除在外,即是因为它们的经验基础与科学不同(按沃特金斯的说法是它们建立在0级陈述的基础上而科学建立在1级陈述的基础上)。

费耶阿本德的哲学是将历史主义潮流中的某些倾向推向极端的产物。其荒谬性放大了历史主义自身的错误,进而也宣告了它的终结。



对历史主义进行反思殊为必要。通过比照另一种针锋相对的哲学倾向,我们就能够发现这一潮流是如何崩溃的。

所谓“另一种针锋相对的哲学倾向”是指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尔、也许还有沃特金斯的科学哲学。或许可以将它略称为“逻辑主义”。它的主要观念是,理论的接受/拒斥是由于理论本身被一种逻辑支持或反驳了:理论更替要通过逻辑标准(概率逻辑或否定后件式)而不是约定标准(进化/退化或格式塔转换/范式革命)来检验(或解释)。科学的合理性亦是由经验观察和逻辑共同保证、而不是由约定的“预测新颖的事实”之类确定的。

经验在逻辑经验主义那里,是划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工具,是赋予理论或然性的基础;在波普尔那里,是拒斥/证认理论的工具,是分界问题的必然答案。然而历史主义对经验表示了蔑视,把经验观察的地位降低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理论渗透观察”是对的;但是历史主义诸家将其推向极端,甚至费耶阿本德还特地强调:构建一种“没有经验的经验主义是可能的”。在他那里,理论成了自在自为的玩具,科学家能够完全抛开反常,自顾自地发展理论(并且科学史不乏这样的例子)。关键在于,费氏绝不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可接受的;恰恰相反,它表现了科学家抛弃死板的规则,自由地进行思考和研究的宝贵品质。

坦白地说,这种“经验主义”恰恰是对经验主义的最大伤害。否定经验对理论的约束作用,所带来的后果不仅是取消了经验科学与形而上学-宗教-巫术间的界限,更严重的是取消了知识与胡言乱语乃至正确与错误的界限。这种后果意味着,近世以来的哲学成就,以及科学在理性主义观念统辖下所产生的成果都只能被一笔勾销。

然而这种对分界问题的否定回答并没有形成对逻辑主义潮流,尤其是对批判理性主义的威胁。即使费耶阿本德是对的,那也不过是说理论“可以”脱离经验而发展;但波普尔建立在逻辑句法上的可证伪性标准也不过是说经验“可以”证伪理论。这两个“可以”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无论是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还是库恩对波普尔的批评都没有能够撼动其经验主义内核,亦即尽管他们总是强调科学家在现实中对理论的非批判态度导致证伪未能发生,但永远无法否认理论可以在逻辑上被单称观察陈述证伪。这一经验主义内核处于逻辑句法的保护下,是任何对科学史的千奇百怪的解释都无法否认的,而这也确定了波普尔对分界问题之回答的有效性。

而在科学史中,即使波普尔所谓的“判决性实验”是不存在的(毋论使理论的“概率”增加的实验),也不代表我们可以走到另一个极端以至于否定经验的作用。无可否认,经验至少能够约束理论、禁止其作出某种预测。更何况,随着科学的逐渐严格化(经验知识的“积累”特征),费耶阿本德所发现的理论随意发展的情况,早已不再出现了。如果科学家愿意,他当然可以抛开经验而随意发展自己的理论。但这样一种情况是否足够普遍,是否具有重大意义、甚至成为支撑历史主义观念的重要论据,仍然十分可疑。

历史主义潮流总体而言代表着一种错误的学术进路。过于重视科学史,只会得出如下非理性观点:科学发展具有流变性,而不具有稳定性;科学共同体在不同的时期遵守着不同的合理性标准,因而只能对分界问题给出否定回答;不同的经验科学理论代表着不同的世界图像,所以不同的理论完全无法比较(不可通约性的由来)。这使得科学哲学成了“科学-非理性主义”邪恶联盟的帮凶。而逻辑主义所倡导的静态的方法论研究则促使我们看到,不同的理论在静止的状态下是完全可以比较的;接受/拒斥某个理论有充分的合理性标准(而且这一标准绝非约定的结果);只有分析理论内部的逻辑结构而不是理论更替的过程,才能恢复科学-理性的传统联系。

简单地说,科学史与理论更替的复杂性只会使理性主义者力不从心,甚至被迫承认科学发展的难以把握。这一退让使得非理性主义与相对主义趁虚而入,从而构建起一种荒谬却难以反驳的哲学。在这一层面上,拉卡托斯显得既可敬、又可悲:可敬的是,他坚守理性主义阵地,坚持合理重建整部科学史;可悲的是,他没能意识到,在历史主义的大前提下,他的努力终归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