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9日

乌托邦:漫长的告别

(兼纪念钱德勒逝世五十周年)

二十世纪的基调就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或者说历史决定论与反历史决定论。可能会有人质疑,我把自由主义也说成是意识形态之一,是不是犯了范畴错误:因为普遍的说法是,自由主义恰恰是一种反意识形态的观念——哈耶克反复强调,正因为理性不可能把握社会运作的全部要素,计划经济才是不可行的。哈耶克对于理性计划的否定论证同时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石之一。

然而哈耶克本人并不会拒绝本身就是理性设计产物的自由社会。古典自由主义所要求的自我所有权、完全开放的市场及反福利国家政策,无一不是靠以一贯之的逻辑论证为基础;它所期望的自由社会亦从未在现实中出现过。即使抛开对自我所有权的争论,建立在抽象论证上的"守夜人"国家也是理性设计的代表性产物。

这样便引出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区别。主流的保守主义认为,权威、宪法、机构、传统以及良好风俗,是社会/国家的基础;确保公民与国家的传统联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保守主义对最弱国家的敌视、对古典自由主义关于"税收是偷窃"论证的反对,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对于自我所有权的主张,保守主义者并不重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抽象观念,而现实政治绝不应当被抽象化。以赛亚·伯林在《乌托邦观念在西方的衰老》中指出,乌托邦观念除了能够证明人类的想象力具有无限的拓展能力,没有其他任何作用。他认为,这个时代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类献祭形式,"活生生的人被摆上了抽象物(比如国家、教会、政党、阶级、进步、历史的力量)的祭坛"。如果这一观点可以被理解为反对抽象化政治观念的话,伯林就是一名保守主义者;然而,在他身上却有内在的矛盾,即"两种自由"的理论与保守主义态度间的立场差异。并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会强调积极自由,亦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会使用抽象化观念。伯林以消极自由反对积极自由,进而反对一切抽象化理论,却没能注意到消极自由观所依赖的自我所有权论证本身就是一个抽象观念,更没有看到保障公民的(某些)积极自由本身就是保守主义的内核之一。

这样的矛盾在二十世纪最主要的三位自由主义理论家:哈耶克、伯林与波普尔那里都有所体现。他们都根植于自由主义立场,却坚决拒斥一切乌托邦(理性设计、抽象化),又坚称自己并非保守主义者。他们的态度误导了许多追随者——实际上,乌托邦的对立面是保守主义,而非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甚至也可以说是乌托邦的一种。

他们的理论皆以反驳马克思主义为起点。马克思不仅仅是描绘了一个新的世界景观,而且赋予了这一景观以历史必然性。后者才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致命的谬误":正如波普尔所指出的,正是在历史必然性支持下的全面社会工程,才给二十世纪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正是在历史必然性的诱惑之下,马克思主义才发展成为一场规模浩大的政治运动。而理论家们并未作出这样的区分:决定论-必然性/全面社会工程的乌托邦;和仅作为思想游戏/理性设计的乌托邦。真正应该拒斥的是前一种乌托邦,即波普尔所指出的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观念:将历史看作河流、将人类社会看作航向固定的船舶。

波普尔警告我们说:不要提出"什么是好的政治?"这种问题,因为回答它就必须先构建出一种完美的制度,而这就导致乌托邦。然而政治哲学史正是理论家们争相回答这一问题的历史;追溯至柏拉图《理想国》,乌托邦观念也始终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政治哲学的任务就是设计出一个更好的制度;自由主义理论家由反对必然性-决定论的乌托邦进而反对一切乌托邦、最后反对理性设计,既是因噎废食,也是自相矛盾。

卡尔·曼海姆指出,乌托邦并不意味着一个可达到的目标,而是代表了人们对于更好制度的期望。一个没有乌托邦的政治只能是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一个没有乌托邦的政治哲学毫无意义,只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