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3日

作为目的或者手段的政治

儒家学说是一种统治哲学。它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是关于政府该如何统治的理论;二是关于人民该如何接受统治的理论。这种学说与法家相互配合,在宋明理学和《资治通鉴》上达到顶峰,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将统治本身作为目的的政治哲学。

这种哲学仅仅将政治视为"统治的艺术",将完善权力系统和操纵技术作为唯一目标。而在西方,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这种理论。在其《政治学》中,他所讨论的是如何才能将人民的群体秩序调整到最佳状态,以使国家权力获得最高的效率。这种"艺术"、这种"组织的学问"在马基雅维里那里达到一个高峰,权力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政治亦无需顾忌道德、考虑善恶。这与中国所谓儒外法内的政治系统遥相呼应,成为东西方理论家少有的"共识"之一。

这种政治哲学的后果是恶劣的。当政治成为追逐权柄与利益的游戏时,公共权力就成为统治者的私有财产,有能力逐鹿者一拥而上,赤裸裸地进行最原始的争夺,在宫闱与朝野间上演了一出出血腥的剧目。

而与这种政治相反的是"作为手段的政治"。这种政治观认为,统治只是手段,权力只是工具;而政治的真正目的亦并非维持政权,而是普及并完善某种超越实用和功利性质的价值观念。那么,统治与权力就不能再肆意而为,而必须服从于目的。

这种目的只能是实现人的自由,除此之外,非恶即愚。纵观历史,以各种道德观念、尤其是以利他主义道德为名实施的暴政数不胜数。只有按康德所言,将人作为目的,将实现人之自由作为目标的政治,才会是平等双方自愿签订的社会契约,才会破除此岸的诸多樊篱,达到彼岸的超然正义。也正因为此,自由主义将实现人的自由立为至高目标,而将政治民主与市场开放作为实现自由的手段。这之间的差异尤为重要。

哈维尔描述这种政治时说:"政治不再作为权力和操纵的技术学问,不再作为高于人类自身的控制论归律或互相利用的艺术,而是作为找寻和达到有意义的生活,并保卫这种生活,为这种生活服务的众多途径之一。我赞成政治应用为可实践的道德,作为对真理的服务,作为对我们人类同胞真正的,人性的,并以人性为标准的关怀。"哈维尔作为一位亲历了极权主义的罪恶统治与最终倒台过程的知识分子,对两种政治的区别感受尤深。极权主义政治就象一只水缸,尽管缸中之鱼亦能生存,但终究不能归于河海。鱼尚且向往自由,更何况活生生的人?而这在中国,无疑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