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7日

30年:改革开放、“中国模式”与秦晖



9月19日丁学良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表了《“中国模式”为何不好推广?》,作为其《丁学良回望30年》专栏的一篇新文章。在此文中,他采用了欲抑先扬的笔法:先是论述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无可非议,认为无数客观事实表明,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即使不提那些枯燥的统计数字,你只要每年有去中国进行一两次考察的机会,都能看到中国30年来所取得的实在成就——看看那些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工厂商场、城市广场、大坝电站,等等。这些难道不是真的吗?”

接着他便提到,作为以上事实的原因,改革开放却很难向世界推广。就像南美模式的休克疗法一样,中国模式的改革开放有其特殊性,那便是改革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他论述道,所谓社会成本“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我暂不提人权怎样,单讲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就够了。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我现在还不提更高的政治改革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要是再提上就更麻烦了。”

最后,他讽刺道“你能向别的国家明白地说,‘你要达到这种成果,一定要取消所有弱势群体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吗?中国的无权农民工、黑窑奴工、煤矿事故、拖欠工资这些,是相关产业‘高效益’的重要原因,你能这么强行地干,但你能向世界名正言顺地推荐吗?你能向那些来访的发展中国家人士开导说,‘要在短期内有中国城市里那么漂亮的马路、绿地、豪华建筑,要开展有效的造新城运动,你们一定要敢于强制征地,对农民耕地被剥夺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要无情镇压’吗?”



尽管有如上缺点,丁学良还是不忘强调改革开放的成功。他说:“回顾和反思中国30年来走过的路,我们既不能否认它的巨大成果,也不能抵赖产生这些成果的巨大代价。”丁学良确实聪明。他知道不能明确否定改革开放,便抑扬结合、前后呼应,分别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强调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尽管我们都能看出他实际上要表达什么。

我自然而然地想起秦晖。他就是因为明确指出了改革开放的失败,更主要的是明确说出了改革到目前为止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而遭到当局封杀的。早在几年前,秦晖就得出了以下结论:

1、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主要是这三十年的努力,而不是左派所言在于所谓前三十年的积累;

2、到现在改革开放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不民主;

3、而这样牺牲社会公正的改革,势必要在未来遇到阻力。

想必丁学良不会看不到这些,然而他没有说出口的勇气。我当然不是要谴责他——人皆如此——然而对比当年的秦晖和今天的丁学良,便愈发觉得,和现在这篇毫无论据和结论的文章相比,秦晖那几篇只能在网上流传的文章,具有光辉的意义。



秦晖的研究起源于这个问题:同为从计划经济转型的国家,为什么波兰印度等国没能取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学界亟需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寻找一个解释。一般来说左派的解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右派的解释是基本自由的市场胜利。对于中国的未来,人们也有两种意见:乐观者认为“中国模式”必将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悲观者认为单纯的经济改革总会触到天花板,届时可能会带来反面效果。秦晖认为,民主的改革尚且可能触犯社会公正,何况中国这样缺乏民主的改革:随意践踏廉价劳动力的人权,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总能获得保障;所以一旦获得民主,丧失利益的群体势必要“算总账”。届时,社会反而会失去稳定。

而东欧乃至印度为什么未能取得这样的改革成就?恰恰因为它们比中国民主——改革在必须保证公正的条件下进行,所以我们看到,东欧和印度的政策出炉,无不伴随着反复的争吵、代表各方利益的势力的博弈和最终的妥协,而在中国,不会有这样的“不安定因素”,我们甚至连妥协的权利都没有。不经过博弈的政策更有可能违反公正,而“稳定压倒一切”的国策,更断了人们事后讨回公道的道路。这就是社会主义、或者说集体主义的优越性所在:大跃进、集体农庄和人民公社,都是这种“优越性”的体现。

30年一晃而过。1978年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改革之路,因为当时左翼的道路已然被堵死了;而在实用主义政治的主导下,我们能够选择市场经济,确实已经是巨大的进步。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来,当年的选择所留下的隐患已经浮现——现在着实不是推广所谓“中国模式”的时候,或许我们需要一场新的改革。秦晖、还有许多清醒者的盛世危言,却总遭封杀——联想到上世纪初之郑观应,不禁令人唏嘘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