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西擊東

一 自政治哲学在当代转变为一种规范性理论，即专注于探究政治制度的规范性基础以来，对任何政治哲学家的讨论都必须面对两个问题： 一、此人主张何种道德学说？ 二、此道德学说是否能推出，或有助于证成此人所主张的政治制度学说？ 这两个问题要求政治哲学家应构筑两个论证：首先证成其道德学说，继而论述如何能够从该道德学说中得到一个政治制度学说。以赛亚·伯林难以满足这一标准。虽然他既提出了一种道德学说（价值多元论）又提出了一种政治制度学说（自由主义），但一般认为，他对这两者的论述含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经不起细密的概念分析与逻辑分析。其中重点，在于上述第二个问题：虽然价值多元论本身在哲学上仍有可议之处，但无论如何，伯林没能成功地用价值多元论来支持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也不可能反推出价值多元论。

本文致力于讨论约翰·海萨尼与简·纳维森对罗尔斯的非功利主义正义论证的反驳，以及海萨尼本人所构设的功利主义理论。我将试图说明，功利主义者没能成功反对罗尔斯的论证，而海氏自己的理论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本文将尝试对功利主义提出一种总括的批评，这一批评最终引向这一结论：功利主义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义务论的一部分。 一 罗尔斯认为，在无知之幕下，人们会采取一种“最大化最小”（maximin）策略，即当人们不知道无知之幕消失后自己成为社会中境况最差者的概率时，他们会选择一种能够尽可能改善境况最差者的分配正义原则。这种策略与一般意义上的“最大化”（最大化期望效用）策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罗尔斯对这种对比感到满意，认为最大化最小策略能够很好地满足他拒斥功利主义的目标。

以赛亚·伯林认为，各种政治价值的概念性冲突逼迫着我们在政治事务中作出艰难的取舍判断，而无论如何，这种取舍都会导致我们对某些价值的舍弃，这是一个悲剧。 在此首先值得强调的是，伯林所说的价值冲突是概念上的，而非实践上的。实践上的价值冲突的出现原因是实践手段的缺乏或不完善，而这反过来也就意味着，在原则上，如果我们的实践手段足够好，这种冲突将不会出现。以下是实践性价值冲突的一个例子：

一 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纲领首先意味着一系列否定性的论断：只使用涉及“社会个体”（意指社会世界中的阶级、团体组织、社会事件与运动等等）的谓词，而不使用涉及人类个体的谓词，无法构造出对任何社会现象的最终解释；不能用涉及社会个体的谓词去解释人类个体的行动与意图。同时，它还包含着一个关于社会科学理想的主张：原则上，任何包含着涉及社会个体的谓词的语句都能被转换为完全由涉及人类个体的谓词所构成的语句。 上述主张易于被解读为表达了一个还原论的要求。对于“还原”这个概念，存在着两种不同理解。借助心灵哲学的语言，可将这两种理解表述为：

一 G.A.柯亨在《无产阶级不自由的结构》一文中构设了一个假想状况： 有十个人身处一间被锁住的房间内。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想要出去，就都可以花费不同程度的努力，在某处找到一把钥匙去打开门。但是，这扇门只能被打开一次：只要有一个人离开了房间，门就无法被再次打开。这就意味着，这十个人中顶多只能有一个人能够离开房间。 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个现实情况：这十个人出于各种原因（懒惰，不自信，或认为房间内部的环境优于外面的环境等等），主观上并不想要去获取钥匙、离开房间；这就是说，房间内并不会出现人们相互竞争以争夺出去之机会的局面。由此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状况： M. 如果有一个人试图离开屋子，其他人都不会干涉。

一 约翰·罗尔斯在论述其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重叠共识概念时，曾着重强调：重叠共识完全不同于所谓“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这些论述在今天已经成为老生常谈。近日读到陈祖为“ 民主与精英——一种儒家视角 ”一文，注意到陈氏也强调：儒家有可能将民主视为一种“次佳的理想”，而这种态度完全不等于将民主视为权宜之计。陈文之后转述罗尔斯在《万民法》中的阐释：所谓权宜之计，乃是各种力量之均衡的产物，而非各种理由和价值之均衡的产物。 在反复考虑了上述阐释之后，我认为这种说法不能令人满意。简单地说，难道各方力量的均衡不同时也体现了各方所持的理由和价值的均衡？既然各方对自己力量的运用必定是基于自己的理由与价值观的，那么把力量之均衡与理由和价值之均衡断然区分开来恐怕就不尽合理。

一 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实用主义哲学是为理查德·罗蒂所主张的一种激进理论，这种理论尖锐地反对主流的哲学立场。主流的哲学性真理观认为，真有一个外在的、客观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标准，而罗蒂认为这种观念对于我们的生活实践来说并无直接意义，或者至多不过有一种修辞学上的意义。进而他针锋相对地提出，真只不过是一致性：说一个命题为真，无非是说该命题是为人们所一致认肯的，或者是说该命题是公众团结的结果。我们看到，这种观点与早期实用主义者查尔斯·皮尔士的真理观大相径庭：皮尔士曾经指出，真理恰恰就是“压倒多数的投票反对”也无法动摇的东西。早期实用主义是一种调和了实在论与经验主义、并且对形而上学事业抱有同情态度的立场，但罗蒂所主张的当代实用主义则是一种抛弃了客观性的实证主义、并因之坦然接受了“相对主义”之罪名的观点。

一 哲学中围绕着真理概念的争论可能比关于其他主题的争论拥有更加悠久的历史。形而上学真理的地位、真理事业的必要性乃至哲学自身的作用与意义，这些论题均带有所谓总体性叙事的典型特征，也就是说，它们实际上包含着关涉于哲学各个领域的多个具体论题。这意味着，任何一部试图谈论这些论题的著作，都必定提出了复杂的论证与深刻的见解。在这一方面，伯纳德·威廉斯的《真理与真诚》一书不比任何一部优秀的哲学作品逊色。

在我的印象中，维舟特别善于作一种“元批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有丰富理论知识的人，他批评的对象并不是各种理论，而是对理论的表达；换句话说，他批评的不是知识分子所主张的种种观念，而是知识分子对其观念的言说与书写，或者笼统地说，知识分子的姿态。最近的“ 无人能有豁免权 ”一文就是这种元批评的产物，在此文中，他强调知识分子应有“最可贵的容忍批评、自我反省并坚持对话的品质”。当然，就这句话本身来说，并没有人不同意这种品质非常重要；但是，在维舟式元批评中，这样的论断并不只是一句正确而无用的废话：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姿态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它并不只是“非常重要”这样简单。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维舟写于2009年的一篇文章“ 威权型自由主义者 ”。此文一方面是维舟式元批评的范本，另一方面也是我所读到的第一篇维舟的文章，当时我还对它进行过 批评 。当然，现在看来，这样的批评并没有击中靶心。

对无政府主义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即是说它“不可行”。这个论断如此简单易懂，以至于到了人尽皆知的程度，从而使得无政府主义成为一种声名不佳的陈腐政治理论。本文将通过对无政府主义的一种代表性版本——非功利主义的无政府自由主义（亦可称为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分析来回应这一论断。与常见理解不同，我认为无政府主义与其他非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区别是极为特殊的，不同于诸非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内部差异。我要指出，无政府主义的内在性质使得它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典型的政治理论，也正是这一性质，使得所谓“不可行”的批评对它而言是毫无意义的。 本文第一部分将通过一种经过扩展的事实权威概念来定义所谓“保证”概念，并阐明它与“正当性”与“可行性”等概念的区别与联系：我将根据这一概念表明，由于无政府主义未能得到保证，所以它并不是一种政治实践理论，而仅仅是一种规范性理论。因此，批评无政府主义“不可行”尽管并非错误，但完全没有意义。第二部分将考察罗伯特·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提出的支配性保护机构（dominant protective association，以下简称DPA）可以正当地成为国家的论证，该论证试图从无政府主义的前提出发，通过对自然状态中独立个人强行正义之危险性的分析来证立国家，从而构成了对第一部分之观点的反驳。我将证明这一论证是错误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对权威角色的严格限制乃至拒斥，将使得DPA没有资格处于特殊的地位。另一方面，该论证的失败也清楚地显示了无政府主义无法根据规范性判断得出实践判断的困境，这反过来也说明了第一部分的结论：无政府主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规范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