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西擊東

这个时代最令人惊讶的特征之一是：人类的事务是由各种观念支配着的，而且它们还大模大样地凌驾在不容抹煞的事实之上。——Micheal Novak 关于民主制度转变为“多数人的暴政”继而退回至专制统治的可能逻辑，不仅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证实，而且对这种观念的批判，也早已成为老生常谈。让-雅克·卢梭，作为古典民主理念的首倡者，坚信多数意志的至高无上，以至于可以超越一切规矩甚至法律。正因为此，他尤其推崇雅典民主——众所周知，雅典的公民大会就是一个不受限制的决议机构。而关于民主决议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博弈，则要至少延后至古罗马时期成文法的出现；至于“群己权界”的成熟概念，则还要晚上一千余年。今天我们都已经明确，民主之群域不能侵犯个人之己域，个人必须有足够的自由，以免受来自社会的侵犯——即使这一侵犯以“多数意志”为名。

现代性正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个强势的意识形态，并且尚未显露出任何倾颓的迹象。在大批批判者看来，现代性的两大特征——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正在被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实力政治所推行，并且，其间夹杂着许多副产品——比如文化，比如商业，甚至还包括科学。他们指出，这些无一例外是霸权的结果；无论现代性的扩张是不是一个阴谋，它至少含有一个并不乐观的后果——即在现代性所承诺的多元化背后，实际隐藏着一元化的未来；以开放和自由为意旨的现代化浪潮，将很有可能走向其反面。 上述忧虑产生于一种对世界的整体性观看方式之中。这种方式当然起源于柏拉图；而其直接倡导者，则是马克思。穷其一生，马克思都将资本主义看成是一个整体来批判；在他眼中，资本主义是一个征服了整个世界的机器，而工人、资本家等，则是此机器的零件。在考察了几个欧洲国家之后，马克思就断言：这一机器必将解体，新的时代必将到来。尽管就理论本身来说，其实际视野甚为狭小，但如此宏大的批判方式，确实令人神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就曾大方的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把资本主义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对汉语政治传统的整体理解中，有几个声音颇为突出：在激烈的批判浪潮中，它们独持己见，认为对传统必须有更为开放的判断——直截了当地说，要突出传统中的优点。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钱穆对君权与相权的理解：他指出，君权/相权二分，看似是君臣的上下级关系，但实质上是一种原始的权力制衡机制；君权与相权是互相抗衡的，其主要作用，就是使高高在上的皇权不至于走向“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化”的结果。除此之外，儒家对“民心向背”的强调也激起了人们的兴趣：不断有人认为，为儒学所重视的“民意”“民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观念，实际上与西方的民主制度颇为相似；因为，民主制度的作用，亦不过是直接表现民意罢了。甚至有人指出，儒家提出了民主制的中心观念，而古希腊则将它变成了具体的政治操作。

自由主义者们在对柏克和托克维尔致意时，总要对保守主义精神夸赞一番，更要反复强调传统的伟大作用。据说，自由必须依靠对传统的反复申明与“创造性转化”来实现。这种观点，把自由说成是一个由对文化传统的保守态度所带来的概念；或者说，自由至少依赖着传统，传统生成了自由。 如果承认文化/文明间的巨大差异，自由-传统的联盟就要遭到挑战。显然，不管如何考察、不管采取何种视角，东方和西方都有着完全不同的传统；即使缩小范围，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之间的鸿沟亦如大西洋一般宽不可测。“传统”一词是如此含糊、如此难以把握，就连柏克本人，也有以皇权之传统否定民权之传统的遗憾之举。而就算是人所齐称的同一思想流派成员，之间亦差异颇大：孔子的儒就与董仲舒的儒相去甚远，下溯至程朱，更是面目全非。对汉语传统影响巨大的儒家思想，其内部都如此纷杂，更何况禅道之学、法墨之说？

民主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制度，而“宪政”的概念，至少要晚上一千余年。对民主的夸赞，历来是意识形态所发出的主流声音，无论在威权国家还是自由国家，皆是如此。但有趣的是，威权国家只谈民主，不谈宪政；而在自由国家，它们往往会分别成为两股政治力量的指引，譬如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 宪政与民主的关系远不像人们普遍以为的那样和睦。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古希腊：雅典既是古典民主的开创者，也是历史上将古典民主置于政治体制之尖顶的唯一国家。古典民主背后是一种平等主义的观念，它代表了人作为政治参与者的基本朴素理想，即公民在参与纯粹政治的时候，应当舍弃财富、出身等无关因素，达到无条件平等；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就是对这一诉求的直接表达。

去世不久的索尔仁尼琴，曾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当年，以揭露极权主义的罪恶而闻名的他，在西方世界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人们以为，他既然反对苏联当局，就一定是自由世界的拥护者。但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索氏又转过来严厉批评美国的肤浅与西方世界的“道德沦丧”，坚决反对在俄罗斯进行西方式改革。而他所期望的，则是“大俄罗斯主义”的复兴，是作为一个霸权主义与沙文主义国家的俄罗斯，是那个在历史上枪挑四邻横行霸道的帝国。对这一态度，左翼和右翼都感到非常失望：右翼认为他看不清未来，左翼则认为他完全偏离了左派的真正精神。但是，仅有遗憾和斥责是不够的；我们或许应该拉近视野，放下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的至高概念，来审视索尔仁尼琴，还有一系列和他相似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模式。

To commemorate the 20th anniversary for liberation, democracy and equality. 最悲哀的，莫过于这是一句 英文 。 尽管我向来对街头政治不以为然——满布人类历史的群体意象，不管有无暴力倾向，至少都在朝危险的方向倾斜——但更不会站在埃德蒙·柏克的保守主义一边。 让我们谨记自由主义的公理：人拥有自由。这就像你我拥有砰砰跳动的心脏一样自然。自由无须任何人论证，更不由任何人赋予。所以我们注定不会保守，不会苟且于微末一角，不会像当年隔岸观火的柏克那样受困于可鄙的偏见。黑与灰相近，白与灰也相近；但我们宁可沾染一身黑漆，也要挣扎着爬向白色的净土。

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不需要解释的现象，任何解释在这种彻底的自我灭绝行为面前，都是毫无力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大屠杀都可以合并为同一类事件来看待。它们的悲剧意味，可以用同一种歇斯底里的感性语言来宣泄；但是宣泄不意味着终结，我们有必要直面那些可怖的画面，去探究和思考，直至把引起大屠杀的原因，都关入理性的牢笼之中。 有三个历史事件引起了我的注意：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明末清初张献忠在四川的滥杀，与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南京大屠杀。它们都与战争有很大联系，要么是战局的直接后果，要么是战争政策的实施结果；但仔细观察，又有很大区别。

今天是端午节，屈原是这一天的主角。一个知识分子何以得到如此尊荣，或者说，为什么独独是屈原？除却难以追溯的因素，我想原因就是，屈原是历史上第一个爱国者，也是最典型的爱国者——与文天祥等不同，屈原是主动赴死，而非为情势所逼。 当然，一个重要的讨论点是，屈原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然而现在，如果能够抛却历史真相、抛却爱国这一大众道德层面的因素，我希望可以搁置迷团，探讨其自杀行为本身——至少这一事件早已在无数记述中被证认了。 屈原被国家、被他所效忠的主君抛弃了，他陷入了迷茫和困惑中。起先他还不能理解，但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已经没有了——国家弃我，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遂投江而死。这一行为可否真正代表儒者，有两种不同意见。

赫拉伯尔是从医院的窗口纵身而下的。几十年前，他笔下的汉嘉，把自己用打包机和那些伟大而寂寞的书一起打进了废纸包中。他们以死亡祭奠孤独，最终都以荒诞难解的方式，让自己消失在一个个透明的句号之间。 对我而言，《过于喧嚣的孤独》最重要的不是它的内容，而是这个题目。这个意象蕴含着无限的悲怆；而奇怪的是，承载这悲怆的，不是矫情的虚构，不是模糊的幻觉，亦不是极端的情境，而是——直白而血腥的现实。 什么会让你感觉极度的孤独？是空无，是误解，还是无法融入的环境？都不是。极度的孤独，是谎言之中的真实，是威权管制之下的自由心灵。当你有一天开始怀疑历史书籍的正确性时，你或许会好奇；当你掌握更多的资料时，你会感到愤怒；当你知道真正的历史言说不被容许时，你可能会恐惧；但到了最后，当你突然意识到绝大多数人对此毫不了解、而你又无法说出口时，又会有怎样的感觉？ 就是无边的绝望和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