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西擊東

民主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制度，而“宪政”的概念，至少要晚上一千余年。对民主的夸赞，历来是意识形态所发出的主流声音，无论在威权国家还是自由国家，皆是如此。但有趣的是，威权国家只谈民主，不谈宪政；而在自由国家，它们往往会分别成为两股政治力量的指引，譬如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 宪政与民主的关系远不像人们普遍以为的那样和睦。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古希腊：雅典既是古典民主的开创者，也是历史上将古典民主置于政治体制之尖顶的唯一国家。古典民主背后是一种平等主义的观念，它代表了人作为政治参与者的基本朴素理想，即公民在参与纯粹政治的时候，应当舍弃财富、出身等无关因素，达到无条件平等；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就是对这一诉求的直接表达。

去世不久的索尔仁尼琴，曾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当年，以揭露极权主义的罪恶而闻名的他，在西方世界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人们以为，他既然反对苏联当局，就一定是自由世界的拥护者。但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索氏又转过来严厉批评美国的肤浅与西方世界的“道德沦丧”，坚决反对在俄罗斯进行西方式改革。而他所期望的，则是“大俄罗斯主义”的复兴，是作为一个霸权主义与沙文主义国家的俄罗斯，是那个在历史上枪挑四邻横行霸道的帝国。对这一态度，左翼和右翼都感到非常失望：右翼认为他看不清未来，左翼则认为他完全偏离了左派的真正精神。但是，仅有遗憾和斥责是不够的；我们或许应该拉近视野，放下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的至高概念，来审视索尔仁尼琴，还有一系列和他相似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模式。

To commemorate the 20th anniversary for liberation, democracy and equality. 最悲哀的，莫过于这是一句 英文 。 尽管我向来对街头政治不以为然——满布人类历史的群体意象，不管有无暴力倾向，至少都在朝危险的方向倾斜——但更不会站在埃德蒙·柏克的保守主义一边。 让我们谨记自由主义的公理：人拥有自由。这就像你我拥有砰砰跳动的心脏一样自然。自由无须任何人论证，更不由任何人赋予。所以我们注定不会保守，不会苟且于微末一角，不会像当年隔岸观火的柏克那样受困于可鄙的偏见。黑与灰相近，白与灰也相近；但我们宁可沾染一身黑漆，也要挣扎着爬向白色的净土。

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不需要解释的现象，任何解释在这种彻底的自我灭绝行为面前，都是毫无力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大屠杀都可以合并为同一类事件来看待。它们的悲剧意味，可以用同一种歇斯底里的感性语言来宣泄；但是宣泄不意味着终结，我们有必要直面那些可怖的画面，去探究和思考，直至把引起大屠杀的原因，都关入理性的牢笼之中。 有三个历史事件引起了我的注意：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明末清初张献忠在四川的滥杀，与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南京大屠杀。它们都与战争有很大联系，要么是战局的直接后果，要么是战争政策的实施结果；但仔细观察，又有很大区别。

今天是端午节，屈原是这一天的主角。一个知识分子何以得到如此尊荣，或者说，为什么独独是屈原？除却难以追溯的因素，我想原因就是，屈原是历史上第一个爱国者，也是最典型的爱国者——与文天祥等不同，屈原是主动赴死，而非为情势所逼。 当然，一个重要的讨论点是，屈原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然而现在，如果能够抛却历史真相、抛却爱国这一大众道德层面的因素，我希望可以搁置迷团，探讨其自杀行为本身——至少这一事件早已在无数记述中被证认了。 屈原被国家、被他所效忠的主君抛弃了，他陷入了迷茫和困惑中。起先他还不能理解，但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已经没有了——国家弃我，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遂投江而死。这一行为可否真正代表儒者，有两种不同意见。

赫拉伯尔是从医院的窗口纵身而下的。几十年前，他笔下的汉嘉，把自己用打包机和那些伟大而寂寞的书一起打进了废纸包中。他们以死亡祭奠孤独，最终都以荒诞难解的方式，让自己消失在一个个透明的句号之间。 对我而言，《过于喧嚣的孤独》最重要的不是它的内容，而是这个题目。这个意象蕴含着无限的悲怆；而奇怪的是，承载这悲怆的，不是矫情的虚构，不是模糊的幻觉，亦不是极端的情境，而是——直白而血腥的现实。 什么会让你感觉极度的孤独？是空无，是误解，还是无法融入的环境？都不是。极度的孤独，是谎言之中的真实，是威权管制之下的自由心灵。当你有一天开始怀疑历史书籍的正确性时，你或许会好奇；当你掌握更多的资料时，你会感到愤怒；当你知道真正的历史言说不被容许时，你可能会恐惧；但到了最后，当你突然意识到绝大多数人对此毫不了解、而你又无法说出口时，又会有怎样的感觉？ 就是无边的绝望和孤独。

自从GFW的威力真真切切地施加在我身上之后，我对互联网管制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5月15日blogger.com被史无前例的封锁，之后不断有人出来宣称：虽然做的有点过分，但blogger“该封”、“封得有道理”，因为有些内容“确实不该看”。这种结果决定论是如何妨害自由的，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过；现在我想讨论的是，自由作为一种制度，为什么是一种应然的选择。

1978年以来，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之前我们孜孜不倦地叫嚣去解放别人：“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北京——世界革命的中心”、“世界人民心向北京”、“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之语，显示我们曾经拥有一个极具进攻性的意识形态。但1978年之后、尤其是近几年来，官方强调的多是“国情”、“中国特色”与东西方价值观上的差异。最有趣的例子是，之前我们大肆攻击西方是“资产阶级伪民主”，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真民主”；现在却只在强调我们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不同、并以“干涉内政”对抗“普世价值”。 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由攻势变成了守势，由解放别人变成了保护自己，由“我们的制度比你们好”变成了“我们和你们国情不同”。在官方用语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尤其值得玩味：“中国特色”被放到“社会主义”之前，意指先有国情/价值观、再有制度，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其目的就是为了否认制度比较的可能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套逻辑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不谋而合，皆强调差异重于共性、多元重于一元——前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在这一点上扭曲地结合了。

自从我把 真理部指示 公之于众之后，Blog被封就几乎只是时间问题。可惜，封锁只不过是他们的精神胜利法而已——真正重要的内容已在网络中永生，封掉我这个小博客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墙有很多种。柏林墙坚不可摧，后来一夜之间被拆得精光；GFW看不见摸不着，但当你打开电脑，就会发觉它无处不在，就象一只要扼住你脖子的手，使你呼吸困难。我真诚的相信，这些墙都不过是外界强加的，总有一天会不复存在。而有一种墙，它存在于我们的认知与心灵中，除了自己，没有人可以拆除。 我经常遇到这样一种人，他们了解GFW的存在，也认为GFW作恶多端，但却不赞成彻底消除它。他们说：GFW虽然可恶，但有时候是必要的，因为有些东西确实不该看。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先生也说：“至于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能看的就看，不能看的就别看。”最后，在我之前一篇 文章 里也提到过类似观点：网络实名制是必需的，但要保护说真话者。

一、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了这个观点：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乌托邦。这一说法的根据是，自由主义也是一种要求实现作为理性设计成果之社会的政治理论。尽管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前者不提供任何承诺，更没有将社会变化建立在改革甚至革命上的具体希冀，但这都不影响大体上的判断。也许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自由主义和所谓“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更为相近，都没有对马克思所谓的“改造世界”提出任何主张。这就是历史主义乌托邦与非历史主义乌托邦的区别所在，而且自由主义诸家更进一步指出：对乌托邦的具体实现谈得越多越具体，就越危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预言与其集权式的社会控制要求，是自由主义最不能容忍的，也是理论家们争论得最多的。 二、仔细对比哈耶克与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分别批评，是很有意思的。哈耶克一开始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经验科学方法被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的错误结果；也就是说，马克思的错误在于将正确的经验科学方法运用到非经验科学领域。但波普尔曾写道，他对哈耶克的理论提出过建议，指出里面所谓“正确的经验科学方法”其实是错误的，是对真正科学方法的扭曲。这显然指的就是那套机械论与归纳主义的“科学方法”。那么，马克思的谬误就首先是错解了科学方法，然后是把这种错解运用在社会/历史领域（但必须注意，社会并没有被当作简单的实验对象尤其是物理对象，而是被当作有机体）。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头绝非如此简单，但无论如何，河流式的社会观念是马克思上述错误的直接结果，进而衍生了被所谓“历史进步”之重大意义所支持的暴力革命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