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西擊東

去世不久的索尔仁尼琴，曾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当年，以揭露极权主义的罪恶而闻名的他，在西方世界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人们以为，他既然反对苏联当局，就一定是自由世界的拥护者。但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索氏又转过来严厉批评美国的肤浅与西方世界的“道德沦丧”，坚决反对在俄罗斯进行西方式改革。而他所期望的，则是“大俄罗斯主义”的复兴，是作为一个霸权主义与沙文主义国家的俄罗斯，是那个在历史上枪挑四邻横行霸道的帝国。对这一态度，左翼和右翼都感到非常失望：右翼认为他看不清未来，左翼则认为他完全偏离了左派的真正精神。但是，仅有遗憾和斥责是不够的；我们或许应该拉近视野，放下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的至高概念，来审视索尔仁尼琴，还有一系列和他相似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模式。

To commemorate the 20th anniversary for liberation, democracy and equality. 最悲哀的，莫过于这是一句 英文 。 尽管我向来对街头政治不以为然——满布人类历史的群体意象，不管有无暴力倾向，至少都在朝危险的方向倾斜——但更不会站在埃德蒙·柏克的保守主义一边。 让我们谨记自由主义的公理：人拥有自由。这就像你我拥有砰砰跳动的心脏一样自然。自由无须任何人论证，更不由任何人赋予。所以我们注定不会保守，不会苟且于微末一角，不会像当年隔岸观火的柏克那样受困于可鄙的偏见。黑与灰相近，白与灰也相近；但我们宁可沾染一身黑漆，也要挣扎着爬向白色的净土。

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不需要解释的现象，任何解释在这种彻底的自我灭绝行为面前，都是毫无力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大屠杀都可以合并为同一类事件来看待。它们的悲剧意味，可以用同一种歇斯底里的感性语言来宣泄；但是宣泄不意味着终结，我们有必要直面那些可怖的画面，去探究和思考，直至把引起大屠杀的原因，都关入理性的牢笼之中。 有三个历史事件引起了我的注意：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明末清初张献忠在四川的滥杀，与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南京大屠杀。它们都与战争有很大联系，要么是战局的直接后果，要么是战争政策的实施结果；但仔细观察，又有很大区别。

今天是端午节，屈原是这一天的主角。一个知识分子何以得到如此尊荣，或者说，为什么独独是屈原？除却难以追溯的因素，我想原因就是，屈原是历史上第一个爱国者，也是最典型的爱国者——与文天祥等不同，屈原是主动赴死，而非为情势所逼。 当然，一个重要的讨论点是，屈原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然而现在，如果能够抛却历史真相、抛却爱国这一大众道德层面的因素，我希望可以搁置迷团，探讨其自杀行为本身——至少这一事件早已在无数记述中被证认了。 屈原被国家、被他所效忠的主君抛弃了，他陷入了迷茫和困惑中。起先他还不能理解，但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已经没有了——国家弃我，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遂投江而死。这一行为可否真正代表儒者，有两种不同意见。

赫拉伯尔是从医院的窗口纵身而下的。几十年前，他笔下的汉嘉，把自己用打包机和那些伟大而寂寞的书一起打进了废纸包中。他们以死亡祭奠孤独，最终都以荒诞难解的方式，让自己消失在一个个透明的句号之间。 对我而言，《过于喧嚣的孤独》最重要的不是它的内容，而是这个题目。这个意象蕴含着无限的悲怆；而奇怪的是，承载这悲怆的，不是矫情的虚构，不是模糊的幻觉，亦不是极端的情境，而是——直白而血腥的现实。 什么会让你感觉极度的孤独？是空无，是误解，还是无法融入的环境？都不是。极度的孤独，是谎言之中的真实，是威权管制之下的自由心灵。当你有一天开始怀疑历史书籍的正确性时，你或许会好奇；当你掌握更多的资料时，你会感到愤怒；当你知道真正的历史言说不被容许时，你可能会恐惧；但到了最后，当你突然意识到绝大多数人对此毫不了解、而你又无法说出口时，又会有怎样的感觉？ 就是无边的绝望和孤独。

自从GFW的威力真真切切地施加在我身上之后，我对互联网管制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5月15日blogger.com被史无前例的封锁，之后不断有人出来宣称：虽然做的有点过分，但blogger“该封”、“封得有道理”，因为有些内容“确实不该看”。这种结果决定论是如何妨害自由的，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过；现在我想讨论的是，自由作为一种制度，为什么是一种应然的选择。

1978年以来，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之前我们孜孜不倦地叫嚣去解放别人：“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北京——世界革命的中心”、“世界人民心向北京”、“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之语，显示我们曾经拥有一个极具进攻性的意识形态。但1978年之后、尤其是近几年来，官方强调的多是“国情”、“中国特色”与东西方价值观上的差异。最有趣的例子是，之前我们大肆攻击西方是“资产阶级伪民主”，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真民主”；现在却只在强调我们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不同、并以“干涉内政”对抗“普世价值”。 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由攻势变成了守势，由解放别人变成了保护自己，由“我们的制度比你们好”变成了“我们和你们国情不同”。在官方用语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尤其值得玩味：“中国特色”被放到“社会主义”之前，意指先有国情/价值观、再有制度，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其目的就是为了否认制度比较的可能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套逻辑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不谋而合，皆强调差异重于共性、多元重于一元——前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在这一点上扭曲地结合了。

自从我把 真理部指示 公之于众之后，Blog被封就几乎只是时间问题。可惜，封锁只不过是他们的精神胜利法而已——真正重要的内容已在网络中永生，封掉我这个小博客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墙有很多种。柏林墙坚不可摧，后来一夜之间被拆得精光；GFW看不见摸不着，但当你打开电脑，就会发觉它无处不在，就象一只要扼住你脖子的手，使你呼吸困难。我真诚的相信，这些墙都不过是外界强加的，总有一天会不复存在。而有一种墙，它存在于我们的认知与心灵中，除了自己，没有人可以拆除。 我经常遇到这样一种人，他们了解GFW的存在，也认为GFW作恶多端，但却不赞成彻底消除它。他们说：GFW虽然可恶，但有时候是必要的，因为有些东西确实不该看。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先生也说：“至于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能看的就看，不能看的就别看。”最后，在我之前一篇 文章 里也提到过类似观点：网络实名制是必需的，但要保护说真话者。

一、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了这个观点：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乌托邦。这一说法的根据是，自由主义也是一种要求实现作为理性设计成果之社会的政治理论。尽管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前者不提供任何承诺，更没有将社会变化建立在改革甚至革命上的具体希冀，但这都不影响大体上的判断。也许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自由主义和所谓“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更为相近，都没有对马克思所谓的“改造世界”提出任何主张。这就是历史主义乌托邦与非历史主义乌托邦的区别所在，而且自由主义诸家更进一步指出：对乌托邦的具体实现谈得越多越具体，就越危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预言与其集权式的社会控制要求，是自由主义最不能容忍的，也是理论家们争论得最多的。 二、仔细对比哈耶克与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分别批评，是很有意思的。哈耶克一开始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经验科学方法被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的错误结果；也就是说，马克思的错误在于将正确的经验科学方法运用到非经验科学领域。但波普尔曾写道，他对哈耶克的理论提出过建议，指出里面所谓“正确的经验科学方法”其实是错误的，是对真正科学方法的扭曲。这显然指的就是那套机械论与归纳主义的“科学方法”。那么，马克思的谬误就首先是错解了科学方法，然后是把这种错解运用在社会/历史领域（但必须注意，社会并没有被当作简单的实验对象尤其是物理对象，而是被当作有机体）。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头绝非如此简单，但无论如何，河流式的社会观念是马克思上述错误的直接结果，进而衍生了被所谓“历史进步”之重大意义所支持的暴力革命主张。

今天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以“德先生”与“赛先生”，或者说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为圭臬的五四运动至今远未过时，因为当代中国亟缺的依然是这两种观念。尽管我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并对自由意志主义抱有相当的亲切感，以至于对科学沙文主义和民粹倾向的非精英民主怀有敏锐的警惕；但是在现代化尚未完成的中国大陆，科学与民主的阙失要远重于它们的负面后果（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一问题上，新左派一直（故意）在起将水搅浑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五四运动虽然已过去九十年，但在观念的坐标系中它依然属于未来。 学界对五四运动的批评，大致都是指出它所包含的浪漫主义激情实际上是对理性启蒙这一总纲领的破坏，而更进一步的指责往往集中于它对传统文化不加青红皂白的否弃上。刘瑜最近写的 《超越那一天》 则指出，五四那天“德先生”与“赛先生”并没有过多的出现，更多的展示于后人面前的是学生们在爱国主义激情指引下的暴力破坏。由此刘瑜认为，要反思五四运动，追问其激烈反传统意旨与青年集体暴力行为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