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西擊東

自从GFW的威力真真切切地施加在我身上之后，我对互联网管制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5月15日blogger.com被史无前例的封锁，之后不断有人出来宣称：虽然做的有点过分，但blogger“该封”、“封得有道理”，因为有些内容“确实不该看”。这种结果决定论是如何妨害自由的，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过；现在我想讨论的是，自由作为一种制度，为什么是一种应然的选择。

1978年以来，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之前我们孜孜不倦地叫嚣去解放别人：“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北京——世界革命的中心”、“世界人民心向北京”、“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之语，显示我们曾经拥有一个极具进攻性的意识形态。但1978年之后、尤其是近几年来，官方强调的多是“国情”、“中国特色”与东西方价值观上的差异。最有趣的例子是，之前我们大肆攻击西方是“资产阶级伪民主”，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真民主”；现在却只在强调我们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不同、并以“干涉内政”对抗“普世价值”。 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由攻势变成了守势，由解放别人变成了保护自己，由“我们的制度比你们好”变成了“我们和你们国情不同”。在官方用语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尤其值得玩味：“中国特色”被放到“社会主义”之前，意指先有国情/价值观、再有制度，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其目的就是为了否认制度比较的可能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套逻辑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不谋而合，皆强调差异重于共性、多元重于一元——前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在这一点上扭曲地结合了。

自从我把 真理部指示 公之于众之后，Blog被封就几乎只是时间问题。可惜，封锁只不过是他们的精神胜利法而已——真正重要的内容已在网络中永生，封掉我这个小博客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墙有很多种。柏林墙坚不可摧，后来一夜之间被拆得精光；GFW看不见摸不着，但当你打开电脑，就会发觉它无处不在，就象一只要扼住你脖子的手，使你呼吸困难。我真诚的相信，这些墙都不过是外界强加的，总有一天会不复存在。而有一种墙，它存在于我们的认知与心灵中，除了自己，没有人可以拆除。 我经常遇到这样一种人，他们了解GFW的存在，也认为GFW作恶多端，但却不赞成彻底消除它。他们说：GFW虽然可恶，但有时候是必要的，因为有些东西确实不该看。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先生也说：“至于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能看的就看，不能看的就别看。”最后，在我之前一篇 文章 里也提到过类似观点：网络实名制是必需的，但要保护说真话者。

一、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了这个观点：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乌托邦。这一说法的根据是，自由主义也是一种要求实现作为理性设计成果之社会的政治理论。尽管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前者不提供任何承诺，更没有将社会变化建立在改革甚至革命上的具体希冀，但这都不影响大体上的判断。也许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自由主义和所谓“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更为相近，都没有对马克思所谓的“改造世界”提出任何主张。这就是历史主义乌托邦与非历史主义乌托邦的区别所在，而且自由主义诸家更进一步指出：对乌托邦的具体实现谈得越多越具体，就越危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预言与其集权式的社会控制要求，是自由主义最不能容忍的，也是理论家们争论得最多的。 二、仔细对比哈耶克与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分别批评，是很有意思的。哈耶克一开始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经验科学方法被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的错误结果；也就是说，马克思的错误在于将正确的经验科学方法运用到非经验科学领域。但波普尔曾写道，他对哈耶克的理论提出过建议，指出里面所谓“正确的经验科学方法”其实是错误的，是对真正科学方法的扭曲。这显然指的就是那套机械论与归纳主义的“科学方法”。那么，马克思的谬误就首先是错解了科学方法，然后是把这种错解运用在社会/历史领域（但必须注意，社会并没有被当作简单的实验对象尤其是物理对象，而是被当作有机体）。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头绝非如此简单，但无论如何，河流式的社会观念是马克思上述错误的直接结果，进而衍生了被所谓“历史进步”之重大意义所支持的暴力革命主张。

今天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以“德先生”与“赛先生”，或者说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为圭臬的五四运动至今远未过时，因为当代中国亟缺的依然是这两种观念。尽管我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并对自由意志主义抱有相当的亲切感，以至于对科学沙文主义和民粹倾向的非精英民主怀有敏锐的警惕；但是在现代化尚未完成的中国大陆，科学与民主的阙失要远重于它们的负面后果（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一问题上，新左派一直（故意）在起将水搅浑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五四运动虽然已过去九十年，但在观念的坐标系中它依然属于未来。 学界对五四运动的批评，大致都是指出它所包含的浪漫主义激情实际上是对理性启蒙这一总纲领的破坏，而更进一步的指责往往集中于它对传统文化不加青红皂白的否弃上。刘瑜最近写的 《超越那一天》 则指出，五四那天“德先生”与“赛先生”并没有过多的出现，更多的展示于后人面前的是学生们在爱国主义激情指引下的暴力破坏。由此刘瑜认为，要反思五四运动，追问其激烈反传统意旨与青年集体暴力行为的后果。

杭州从5月1日开始实施网络实名制，即凡是可以发布信息的服务，用户在使用前必须事先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当网民骂声一片时，我看到有人这么说：“互联网实名制是必须的，但要保护说真话者”( 链接 )。文章大意是：匿名制是中国互联网上充斥着谎言、欺骗和语言暴力的主要原因，所以实名制可以有效改善网络环境;又因为要对说真话者提供保护，所以实名制并不会危害到言论自由，更不会沦为政府控制言论、“跨省追捕”的工具。 我并不否认匿名制是引起互联网环境恶化的因素之一，更不否认实名制多少可以改善这种状况。但与上述好处相比，更重要、更危险的是这一观点背后所隐含的结果(效果)决定论倾向。

诺齐克关于正当占有与补偿的权利理论有时被用于支持下述观点，即美国应当将全国大部分土地归还印第安人。这一观点引起了大量讨论：从直觉上说，欠债还钱，欠多少还多少，天经地义;而理性考虑，又大谬不然。 自由主义的精要在于对现状温和的保守态度，以及对全面社会变化的审慎怀疑。这就表明权利理论不应被用于支持这样的诉求。首先，不应在一个前现代的情境中实践以现代化“业已完成”为前提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对历史过分的追溯只会破坏现今社会的正当性，从而带来难以预计的问题。 美国的例子距我们太过遥远，亦不具普遍意义。真正值得重视的是秦晖一直以来所强调的问题，我称之为“后极权时代的公正补偿问题”：

私人阅读，尽管冠以私人之名，但它明显受到时代旨趣的强烈影响。笼统地说，话语决定阅读，阅读又反过来决定话语;私人阅读总与历史景观休戚相关，而重大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群体的阅读内容也会发生复杂的转变。 有不少中国学者都认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与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他们的学术生涯相当重要，甚至有人将它们作为社会科学的入门推荐书籍。然而在西方，学者们均不认为它们是最有价值的著作——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与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和《猜想与反驳》无论如何要更加重要一些。 东西方学界在这一点上所表现出的差异最终要放到私人阅读这一领域来论述。1980年代之前，中国的意识形态禁锢主要表现为切断一切学术信息通道(仅有的国外学术著作都被归为内参)与全面丑化、庸俗化西方学术思想。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学术当然无从谈起，顽强如顾准者已是绝无仅有(所以一些青年学者对顾的批评是不公平的。既无亲身体会，何敢大言不惭？)这一客观环境对人造成了既成的洗脑效果，同时对自由思想产生了强烈的抑制。所以，当1980年代大量学术著作引进时，学术界反响之强烈，犹如干渴之人甫遇绿洲一般;而这批著作对当时学人的影响，自不是今日可比。

沉浸到facebook或者校内网之中的人，之所以对某条信息感兴趣，并非由于这条信息富有价值，而主要是因为发布它的人是他/她的朋友或者同事。也就是说，信息传播的主要因素由其本身的价值变成了其发布者的社会关系。 传播的最好情况是“最有价值的信息获得最广泛的传播”;而在SNS中，情况正朝着不同的趋势发展。keso曾说facebook的真正主旨是把现实中的社会关系复制到互联网上，是为旧的关系设立新的平台，而（主要）不是让用户交到新的朋友。但在我看来，这一主旨恰恰助长了信息的庸俗化与浅薄化。

最近 维舟 发明了“威权型自由主义者”一词，指代那些以威权主义态度支持或宣扬自由主义理论的人。他写道，威权型自由主义者“自认已经找到真理（他们并非第一批产生这样错觉的人），因此他们很难忍受对这一理论的偏离，更不用说反对了。对他们的说法，你可以自由地赞成，但不能自由地反对”。在这一前提下，维舟指责正是这些人将自由主义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理论，使得没有人敢于公然反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终极地位。他们反复强调自己立场的绝对正确与绝对正义（并给论敌扣上相反的帽子），不仅是对正常学术研究的巨大损害，而且本身就违反了自由主义关于宽容和多元论的理论。 李泽厚曾对中国学术界作出过一针见血的描述：“新左派不诚实、自由派不宽容、基督徒不谦卑”（大意如此）。纵览那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大论战，令人疑惑的是双方是否发生了真正的交锋，因为他们除了反复论说己方的理论“就是好”之外，并无其他新颖见解。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恐怕绝难达成共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舞台情结”所致，而自由派所表现出的不宽容则犹为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