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西擊東

杭州从5月1日开始实施网络实名制，即凡是可以发布信息的服务，用户在使用前必须事先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当网民骂声一片时，我看到有人这么说：“互联网实名制是必须的，但要保护说真话者”( 链接 )。文章大意是：匿名制是中国互联网上充斥着谎言、欺骗和语言暴力的主要原因，所以实名制可以有效改善网络环境;又因为要对说真话者提供保护，所以实名制并不会危害到言论自由，更不会沦为政府控制言论、“跨省追捕”的工具。 我并不否认匿名制是引起互联网环境恶化的因素之一，更不否认实名制多少可以改善这种状况。但与上述好处相比，更重要、更危险的是这一观点背后所隐含的结果(效果)决定论倾向。

诺齐克关于正当占有与补偿的权利理论有时被用于支持下述观点，即美国应当将全国大部分土地归还印第安人。这一观点引起了大量讨论：从直觉上说，欠债还钱，欠多少还多少，天经地义;而理性考虑，又大谬不然。 自由主义的精要在于对现状温和的保守态度，以及对全面社会变化的审慎怀疑。这就表明权利理论不应被用于支持这样的诉求。首先，不应在一个前现代的情境中实践以现代化“业已完成”为前提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对历史过分的追溯只会破坏现今社会的正当性，从而带来难以预计的问题。 美国的例子距我们太过遥远，亦不具普遍意义。真正值得重视的是秦晖一直以来所强调的问题，我称之为“后极权时代的公正补偿问题”：

私人阅读，尽管冠以私人之名，但它明显受到时代旨趣的强烈影响。笼统地说，话语决定阅读，阅读又反过来决定话语;私人阅读总与历史景观休戚相关，而重大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群体的阅读内容也会发生复杂的转变。 有不少中国学者都认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与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他们的学术生涯相当重要，甚至有人将它们作为社会科学的入门推荐书籍。然而在西方，学者们均不认为它们是最有价值的著作——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与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和《猜想与反驳》无论如何要更加重要一些。 东西方学界在这一点上所表现出的差异最终要放到私人阅读这一领域来论述。1980年代之前，中国的意识形态禁锢主要表现为切断一切学术信息通道(仅有的国外学术著作都被归为内参)与全面丑化、庸俗化西方学术思想。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学术当然无从谈起，顽强如顾准者已是绝无仅有(所以一些青年学者对顾的批评是不公平的。既无亲身体会，何敢大言不惭？)这一客观环境对人造成了既成的洗脑效果，同时对自由思想产生了强烈的抑制。所以，当1980年代大量学术著作引进时，学术界反响之强烈，犹如干渴之人甫遇绿洲一般;而这批著作对当时学人的影响，自不是今日可比。

沉浸到facebook或者校内网之中的人，之所以对某条信息感兴趣，并非由于这条信息富有价值，而主要是因为发布它的人是他/她的朋友或者同事。也就是说，信息传播的主要因素由其本身的价值变成了其发布者的社会关系。 传播的最好情况是“最有价值的信息获得最广泛的传播”;而在SNS中，情况正朝着不同的趋势发展。keso曾说facebook的真正主旨是把现实中的社会关系复制到互联网上，是为旧的关系设立新的平台，而（主要）不是让用户交到新的朋友。但在我看来，这一主旨恰恰助长了信息的庸俗化与浅薄化。

最近 维舟 发明了“威权型自由主义者”一词，指代那些以威权主义态度支持或宣扬自由主义理论的人。他写道，威权型自由主义者“自认已经找到真理（他们并非第一批产生这样错觉的人），因此他们很难忍受对这一理论的偏离，更不用说反对了。对他们的说法，你可以自由地赞成，但不能自由地反对”。在这一前提下，维舟指责正是这些人将自由主义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理论，使得没有人敢于公然反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终极地位。他们反复强调自己立场的绝对正确与绝对正义（并给论敌扣上相反的帽子），不仅是对正常学术研究的巨大损害，而且本身就违反了自由主义关于宽容和多元论的理论。 李泽厚曾对中国学术界作出过一针见血的描述：“新左派不诚实、自由派不宽容、基督徒不谦卑”（大意如此）。纵览那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大论战，令人疑惑的是双方是否发生了真正的交锋，因为他们除了反复论说己方的理论“就是好”之外，并无其他新颖见解。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恐怕绝难达成共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舞台情结”所致，而自由派所表现出的不宽容则犹为刺眼。

在科学哲学领域，长久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古典）归纳主义理论认为：科学理论即真陈述，并且是以符合归纳主义规则的方式得出的真陈述。对这一理论的常见反驳是指出没有任何一个科学理论是“真”的（因为它们都是全称命题）。这一批评是通过对比科学共同体的共识标准（即大多数科学家的判断）与归纳主义的标准得出的：因为通过了共识标准（而被贴上“科学”标签）的理论却没有通过归纳主义标准，所以必须拒斥后者。 然而这一批评并不能打倒哲学家，因为当时的哲学观念是，如果方法论与科学冲突，那么就应该摧毁、重建科学，而不是拒斥方法论。虽然这一观念现在看来是荒谬的，但在哲学上却不能不认真对待：它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难题，即有可能彻底反驳一个方法论吗？ 想要彻底反驳（古典）归纳主义，就必须指出其内部的背谬之处，而不能仅靠外部科学共同体的共识来作为规则。实际上，真正有效的批评是，归纳主义标准太过严格以致于任何客观陈述都无法通过——也就是说，归纳主义的科学只能是一个空集。

（兼纪念钱德勒逝世五十周年） 二十世纪的基调就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或者说历史决定论与反历史决定论。可能会有人质疑，我把自由主义也说成是意识形态之一，是不是犯了范畴错误：因为普遍的说法是，自由主义恰恰是一种反意识形态的观念——哈耶克反复强调，正因为理性不可能把握社会运作的全部要素，计划经济才是不可行的。哈耶克对于理性计划的否定论证同时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石之一。 然而哈耶克本人并不会拒绝本身就是理性设计产物的自由社会。古典自由主义所要求的自我所有权、完全开放的市场及反福利国家政策，无一不是靠以一贯之的逻辑论证为基础;它所期望的自由社会亦从未在现实中出现过。即使抛开对自我所有权的争论，建立在抽象论证上的"守夜人"国家也是理性设计的代表性产物。 这样便引出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区别。主流的保守主义认为，权威、宪法、机构、传统以及良好风俗，是社会/国家的基础；确保公民与国家的传统联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保守主义对最弱国家的敌视、对古典自由主义关于"税收是偷窃"论证的反对，也就不难理解了。

（题目剽窃自理查德·罗蒂） 一 困境 洛克的政治哲学起源于这样的假设：人对于其自身有绝对的、唯一的统治权。对这个假设的弱解释是，人生而平等、自由、独立，没有人可以高人一等。这个解释目前看来是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理论敢于明目张胆地否定的（但暗中的、无意识的否定层出不穷）。但是，如果这一假设可以被理解为“可以统治个人的只有他自己”的话，那么就必然面临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不管是王权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意味着某个高于个人的系统对个人的统治。这就是无政府-资本主义(自由意志主义，以下简称无政府主义)的论述基础所在。 当然，王权国家或者福利国家意味着类似家长制的统治，这在古典自由主义看来也是不合法的。然而即使是受到古典自由主义支持的“守夜人”国家、最弱意义上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 何谓“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国家有两个特点： 1.对暴力的垄断。国家宣称，在其统治范围内只有它自己有使用和监督使用暴力的权利，而且这一权利一般被认为是合法的。 2.对所有人的保护。国家（理论上）会承诺为处于其统治范围内的所有人提供保护。 最弱国家即有且只有以上这两条特征的国家。一般认为，这种国家只会为个人的消极自由提供保护，而不像当今世界的国家一样或多或少地提供一些福利（积极自由）。但是无可否认，最弱国家也拥有警察、法院与军队，这些机构代替个人，惩罚那些侵犯他人权利的人。而这是对暴力的垄断，意味着个人的惩罚权利被剥夺了。 同时，“对所有人的保护”也是与原始假设相矛盾的：国家为穷人和富人、付得起钱的人和付不起的人提供相同的服务，但维持这一功能（包括以上所说的警察军队等机构）需要税收，而税收就意味着再分配，就意味着对个人财产权的侵犯。个人要付钱为他人提供的服务，这确实是不道德的。 以上分析揭示了个人自由与国家统治之间令人困惑的矛盾。面对这些矛盾，有些学者声称它们是不可解决的：要么否定国家的合法性，要么否定原始假设。无政府主义选择了前者;而左派理论则迫不及待地选择后者，制造出许多以“平等”代替“自由”之优先性的奇特理论。但是，自由主义者只能选择调和它们，否则他们所坚持的理论就不能得到证明。

在卡尔·波普尔之后兴起的历史主义潮流，起初只是为了反对或者改进他的科学哲学理论而出现。这一潮流的显著特点在于对科学史的重视。当时的哲学家不约而同的认为，摧毁或者捍卫经验科学的合理性标签，关键就在于对科学史的理解与阐释。 一 促成这一转向的是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他对波普尔的批判源由是，尽管波普尔建立了一个（基本）完善的方法论体系，但是经验科学并不是按照这个理论发展的；那么，波普尔对科学 实际上 什么也没有说，他的理论只不过是空想罢了。 库恩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发展理论。他认为科学史由“常规科学”和“反常科学”组成；“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都在修补、改进（而不是波普尔强调的批判）“范式”，而当范式出现难以挽救的危机，就进入了“反常科学”时期；随后，科学家群体发生了一次突然的格式塔转换，使得大多数人都“皈依”到某个新的范式之下，新的常规科学时期就此开始。 这一科学革命理论对传统的“科学-理性”联盟提出了挑战。库恩尤其强调了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对理论的非批判态度与反常科学时期理论更替的非理性特征，这两点是批判理性主义者，尤其是波普尔极不满意的。在一场关于库恩常规科学理论的研讨会中，波普尔认为，“常规科学”虽然存在（他承认以前并未注意到），但却是不重要的、令人遗憾的，因为对理论持有非批判的态度，是非理性的、不符合科学精神的。在波普尔看来，“常规科学”并不常规，“反常科学”亦不反常。 二 波普尔的学生拉卡托斯却爽快的承认了常规科学的存在，并且指出非批判态度（把理论的矛盾仅看成反常而不是反驳）恰恰是合理策略，因为从历史上看，如果仅仅因为理论存在矛盾就拒斥之，那就不会有任何理论能够生存下来。正是看到了波普尔证伪主义与科学史的不协调，他才提出了新的方法论，其关键在于将对理论的接受/拒斥建立在理论的“进化”或者“退化”的问题转换上。而所谓“进化”“退化”，则关键在于理论在添加 （用以解决矛盾的）辅助假说之后能否预测“新颖的事实”。也就是说，拉卡托斯将理论的更替与其历史表现挂上了钩。 尽管在著作中竭力反对约定主义，但拉卡托斯的方法论不过又是一种约定罢了。迪昂的理论选择标准是“简单性”；而拉卡托斯的标准则是“预测新颖的事实”，尽管后者比前者看起来更易令人接受。当然拉卡托斯可以辩解说，他的约定是好的约定，因为它可以很好的解释科学史、可以有效捍卫合理性标签。但这也没能

（本文是对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一章附录“波普尔、证伪主义与‘迪昂-奎因论点’”的讨论） 拉卡托斯正确的区分了对于“迪昂-奎因论题”（非充分决定性论题，以下简称UDT）的两种解释： 1.弱解释：与某个理论相背逆的经验证据，也可以被视为与体系（甚至整个经验科学）的任何其他部分相背逆的反常。受到检验的是整个经验科学。 2.强解释：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存在在两个或多个相互竞争的理论间作出选择的合理性规则。 拉卡托斯赞同弱解释，反对强解释。他提出，理论必须满足“莱布尼茨-休厄尔-波普尔要求，即周密计划的鸽笼体系的建造必须大大快于准备装在其中的事实的记录。”这一要求即是说理论不仅要能够解释当前事实，而且必须提出大量超出事实的预测。 但是这一要求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禁止。拉卡托斯没有看到，一个充斥着特设说明的理论，依旧能够提出大量预测，除非它完全由特设构成——但那就不能再称为“理论”了。

（本文是对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三章第二节："对归纳问题的否定解答和肯定解答：怀疑论和可错论"的讨论） 1.拉卡托斯正确的看到，波普尔在塔尔斯基真理理论出现的前后是截然不同的。波普尔在《客观知识》中也慷慨地承认，在塔尔斯基发表其成果前，谈论"真理"或"接近真理"是不合适的，因为当时符合论的名声不佳。所以，《科学发现的逻辑》中的波普尔不仅在方法论上避开了对科学的目的的讨论，而且还明确宣称方法论不应该为此论题负责。 2.然而正如沃特金斯和拉卡托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方法论不能制订科学的目的，那么我们就无法谈论科学的进步。显然，没有目的我们就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前进。或者说，前期波普尔指出了科学游戏应该怎么玩，但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玩。 3.在塔尔斯基理论出现之后，波普尔随即感到它解决了一个重大难题。他认为，真理符合论不再是缺乏内容的了；他的方法论可以与"接近真理"这一科学的目的联系起来。 4.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因为波普尔对归纳问题作出了否定解答，所以他制订的方法与目的看起来是格格不入的。或许根据塔尔斯基理论，我们可以说一个单称陈述之所以为真是因为它符合事实；然而在反归纳主义的纲领下，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一个全称陈述比另一个更加符合事实、更加接近真理——很明显，只有概率主义的方法论可以这么说。

波普尔在《论文化冲突》中说："我相信，尽管有我们可以十分正当地挑剔的一切缺点，西方文明却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我们所曾知道的所有文明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义和最好的文明。"这句话是他对自己的西方中心立场最强势的表达。在那篇文章里，他不仅自豪地赞扬西方文化，而且大力批评文化民族主义是"异端邪说"。 我在一篇旧文里写道："归根到底，决定文化格局的是文化背后的权力，文化的竞争其实是权力的竞争，所以文化史就是一部进化史……我的文化观点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哪种文化更好，这并不是一个口头或笔头上的思辨问题，而是一个折射到现实之幕上的实际问题。"显然，这是一种以实力作为基础的论断。

儒家学说是一种统治哲学。它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是关于政府该如何统治的理论;二是关于人民该如何接受统治的理论。这种学说与法家相互配合，在宋明理学和《资治通鉴》上达到顶峰，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将统治本身作为目的的政治哲学。 这种哲学仅仅将政治视为"统治的艺术"，将完善权力系统和操纵技术作为唯一目标。而在西方，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这种理论。在其《政治学》中，他所讨论的是如何才能将人民的群体秩序调整到最佳状态，以使国家权力获得最高的效率。这种"艺术"、这种"组织的学问"在马基雅维里那里达到一个高峰，权力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政治亦无需顾忌道德、考虑善恶。这与中国所谓儒外法内的政治系统遥相呼应，成为东西方理论家少有的"共识"之一。 这种政治哲学的后果是恶劣的。当政治成为追逐权柄与利益的游戏时，公共权力就成为统治者的私有财产，有能力逐鹿者一拥而上，赤裸裸地进行最原始的争夺，在宫闱与朝野间上演了一出出血腥的剧目。

第二部分 整体主义 第一节 相对主义 迪昂-奎因论题，或者说非充分决定性论题（UDT）可以被表述为：“经验证据并不能唯一地决定理论”。这一论题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理论是全称陈述，而经验证据是单称陈述;所以，不管多少个经验证据，都不可能证实一个理论、或者说确定唯一一个能够演绎出这些经验事实的理论。换句话说，对于任意数量的经验证据，总会有多个理论与之符合。 相对主义者借助这一论题，宣称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合理的理由优先选择某个理论。也就是说，任何经验事实都无助于我们抛弃或者选择任何一个理论，因为它们都可以通过添加某些附加条件来符合经验。比如在第一部分第二节的函数黑箱模型中，科学家完全可以继续坚持T1;又比如，天文学家们也完全可以合理地、系统地坚持地心说，因为只要添加足够的本轮和均轮，就可以符合经验证据–而在历史上，他们最终却放弃了地心说。相对主义者认为，这恰恰表明，科学并不是理性的事业：如果天文学家真的是理性的，他就一定找不到合理的理由来放弃地心说，尽管这一理论已经变得臃肿不堪;而最终对地心说的放弃，也就证明了决定理论更替的并不是什么合理性标准，而是科学家个人的美学标准或者心理学标准等等。 在这个论证中，相对主义者所犯的错误是把理论的更替绝对化了。他们误以为，抛弃一种理论，就等于永远抛弃一种理论。实际上，UDT所指出的是：我们不可能决定性地否定某个理论，也不能决定性的判定某个理论具有优先性;而事实上，对理论的决定性判决在科学史上从未发生过。 在上一个例子中，天文学家对地心说的放弃是暂时的。我们不妨设想这种情形：某个新的天文学发现使现代的天文学体系遭遇了反常，以至于天文学家们倾向于（暂时）放弃它。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重新拾起地心说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经验证据不能证实理论，同样也不能（决定性地）证伪某个理论。这是整体主义知识论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意义上，相对主义者所犯下的错误正是源于他们对于整体主义的拒斥——在这里他们唯一正确的观点是，合理性标准无法决定理论的更替。但恰恰是因为标准的无能为力，选择才不会破坏科学的合理性。

注： 这只是一个提纲，或者说随笔。 第一部分 函数黑箱 第一节 方法论与合理重建 科学哲学的主要旨趣在于，提供一种合理性标准，以确定经验知识的结构、有效性与增长方式。科学哲学通常通过考察科学研究的过程与科学理论史，在诸多复杂的现象中发现理论的实质结构（或者说重建理论）与产生这些理论的方式。 我们说存在某种产生理论的方法，并不意味着“研究的逻辑”本身是单调甚至机械的。恰恰相反，科学家从经验事实中获取理论的过程，是人类理性最伟大、最美妙的应用;而科学哲学并不关心这一过程的具体步骤，而且相信这一过程归根结底是无法模仿的，因为并不存在一种知识增长的自动程序。 科学哲学与哲学的关系耐人寻味。当哲学家得出某种关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时，是否应该命令科学家“照着我发现的方法去做”？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科学尽管是理性的事业，却绝非只有理性的参与。以某种人为的合理性标准作为研究的硬性标准，无疑是自我僭妄的表现。而科学的“经验-理论”方式，是理性认识、掌握世界的唯一手段，这也无需外界干预。 那么，合理性标准的意义何在？除了体现在为经验知识证成上，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对科学史进行合理重建。 科学的历史（主要）就是理性的历史。将具体发生的研究过程根据某种合理性标准重建起来，既是对这个合理性标准本身的检验，也是确认科学最终能够立于坚实基础上的重要手段。科学哲学的最终目的即在于此。

满足程序正义的民主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善”吗？苏格拉底之死是不是个典型的反例呢？苏格拉底的死，对于他本人而言当然冤屈，但各方都没有错。简而言之，陪审团多数的决定必须得到尊重，程序正义的合法性比个人的命运更加重要。 我这么说并不违逆于我本人的精英主义和保守主义立场。我们并不能说，苏格拉底之死的“非正义”就可以动摇程序正义——自由民主制度的“程序”有缺点，这必须承认，但是关键之处在于，苏格拉底不是死于自由民主程序的缺点，而是死于一种过时文化的缺点，或者说时代的偏见。 有神论的雅典文明、前启蒙时代的近神化而不是平民化文化造成了这一切：这提示我们，政治制度不代表一切，整个社会的问题，不是自由主义或者保守主义所能够解决的。说句题外话，一个好的制度并不必然是平民主义的，但一定要是权力制衡的。

这个题目相当的不合适，马克思的著名观点——人民决定历史，为他的历史决定论提供历史科学的支持。而此书的立场应该是与马克思截然不同的：著者莫斯科维奇被称为二十世纪的勒庞，显然他持有保守主义立场。作为当代群体心理学大师，莫氏在此书中成功地将历史学与心理学连接在一起，为历史解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从这个方面而言，群体心理学是一种历史学方法论；莫斯科维奇对斯大林独裁的分析正是这种方法论之应用的范例。 但是与精神分析学类似，群体心理学也遭受了解释泛化的指责。精神分析学者似乎已经被指责为教条主义者，因为他们所坚持的理论是可以解释一切的非科学理论（波普尔），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用历史事实附会理论。群体心理学看来也是如此，因为大多数人相信，关于历史，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公式或者解释方法，因而此书表现了一种错误的倾向。这确实发人深省，会不会有另一种libido被建构出来呢？关键就在于——对于“群氓”现象的内在解释是什么，在大量事实面前，会不会有越过经验规律的可能？ 勒庞曾指责一切宗教，指出那些所谓的先知们其实给人类的灵魂加上了沉重的枷锁。这样看来，勒庞及莫斯科维奇是不一样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对于宗教传统的指责同样严厉，这在典型的保守主义者那里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已经可以勾勒出这些反集体主义者的世界观了，虽然难以描述，但是可以认定是一个已对社群具有了免疫力的世界。也许现在谈论这个为时过早；不得不说的是，对于民粹主义，我们至少已经有了些许警惕。这就是勒庞和莫斯科维奇的著作的价值所在，毕竟这是一个稚嫩的学科，先行者理应得到我们的敬意。

问题起源于比较之中。有一个年代久远的逻辑对近百年来的中西文化比较理论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即资本主义文化秩序是在新教伦理的必不可少的帮助下建立的，或者说，西方之所以会产生资本主义体系，主要原因在于新教在欧洲的流行。这就是马克斯·韦伯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论点。 同时，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发现，中国文化严重缺乏宗教信仰因素：“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正是这一特点的写照。儒家以现实秩序与日常人伦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拒绝承认/讨论超验世界。有人可能会问，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儒道互补、禅佛为辅的结构，而道、佛都是承认超验世界的存在的，怎能说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信仰成分呢？然而，且不说道、佛所提供的伦理和人的社会生活是严重背逆的（宣扬“出世”的伦理显然会削弱社会交往、摧毁社会结构），仅从影响力和稳定性看来，它们也远逊于儒家——在这两点上，显然只有儒家能和地球另一边的基督教相提并论。 当然我们也能够注意到，处于这样一个传统中的中国人也绝不是什么无神论者。有几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形象：关公、岳飞、土地神、灶王爷和观音菩萨等，它们往往是人们平日里祭拜的对象。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容易发现，这完全不同于宗教信仰：简单地说，人们或许相信它们的存在，但绝不信仰它们。 自从中国文化缺乏宗教信仰成分的结论逐渐成为公论后，就不断有人认为，这正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笼统地说是这样，而具体则有以下两种观点：

1.“历史终结论”由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他论证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所共有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欲望，而自由主义作为唯一一个人们可以平等地“相互承认”的制度，完全满足了这一欲望，从而使人类历史终结了。 2.卡尔.曼海姆认为乌托邦的意义不在于人们要构建那样一个社会，而在于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人们对乌托邦的憧憬推动了历史车轮的转动。所以，诚然乌托邦是达不到的，但也不能否弃。 3.然而卡尔.波普尔支持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只能通过不断消除错误的方式来完善制度，而绝不能设计一个乌托邦来对照，不管这个乌托邦是不是可行的。简单的说，可以有短期目标，但绝不能有长期目标。 4.从今天来看，波普尔式的渐进社会工程已经成为政治运作的标准之一。波普尔警告说不要问“哪个政治制度最好？”这样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导致乌托邦。然而福山正是回答了这一问题：自由主义最好，因为它完全满足了人类被承认的欲望。 5.福山的论证无疑不够严谨。但我关注的是“历史的终结”这一概念，它可以与“意识形态的终结”联系起来：我将要表明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的终结，现今这种政治形态也会发生变化，而这种后果就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

一 9月19日丁学良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表了《“中国模式”为何不好推广？》，作为其《丁学良回望30年》专栏的一篇新文章。在此文中，他采用了欲抑先扬的笔法：先是论述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无可非议，认为无数客观事实表明，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即使不提那些枯燥的统计数字，你只要每年有去中国进行一两次考察的机会，都能看到中国30年来所取得的实在成就——看看那些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工厂商场、城市广场、大坝电站，等等。这些难道不是真的吗？” 接着他便提到，作为以上事实的原因，改革开放却很难向世界推广。就像南美模式的休克疗法一样，中国模式的改革开放有其特殊性，那便是改革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他论述道，所谓社会成本“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我暂不提人权怎样，单讲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就够了。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我现在还不提更高的政治改革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要是再提上就更麻烦了。” 最后，他讽刺道“你能向别的国家明白地说，‘你要达到这种成果，一定要取消所有弱势群体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吗？中国的无权农民工、黑窑奴工、煤矿事故、拖欠工资这些，是相关产业‘高效益’的重要原因，你能这么强行地干，但你能向世界名正言顺地推荐吗？你能向那些来访的发展中国家人士开导说，‘要在短期内有中国城市里那么漂亮的马路、绿地、豪华建筑，要开展有效的造新城运动，你们一定要敢于强制征地，对农民耕地被剥夺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要无情镇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