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9日

改良进步主义与我们

反思从当下开始。2016年春节联欢晚会结束后,坊间恶评如潮,占据民间舆论主流的是一种中产阶级式的批判。这种批判以文革重演为恐惧的靶子,可以将其视为三十年改革的意识形态的回光返照。于是我们看到,作为常见的话语景观,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张力又一次以公共舆论的形式显现出来,但这次显现全无先前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那种富有政治色彩的批判性,而只是沦为一种文化批判,甚至与消费者对市场上商品质量的抱怨颇为相似。可以说,这一回光返照同时也宣告了后三十年改革意识形态的终结。在一套更加精致的意识形态——我将之称为“改良进步主义”——的驱动下,中产阶级将主要彰显其依附性,原有的批判、反抗的些微潜能将被压制、限定在一个不公开的领域中,并被无害化。这就类似于,在酒桌上和出租车中人们可以大胆地谈论政局,但这种谈论总是止于那个特定的空间。而一种更加悲观的预期是,中产阶级对春晚的抱怨仅仅体现出他们对娱乐性的索求,如果这种欲望得到了满足,则一切都会稳定下来。于是我们看到局域网群氓越墙污染国际网络的行动被媒体和参与者自己描述为两岸的“表情包大战”,这种命名与定性体现出意识形态与娱乐性的耦合。与过往的印象不同,这种娱乐性并非用于维稳,而是用于进攻:娱乐化本身就是极权意识形态的全面反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这些局域网群氓的所作所为尚不具有全民性,那么春晚的变化则显示出更多信息。

这一切都反映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问题情境中。使我们担忧的一方面是前后三十年之张力的消融,另一方面则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动员的兴起(是否是一种复兴,还有待观察)。如果前者充当了后者的基础,则对三十年改革的整体理解就必须要以改良进步主义的现状为检证标准。在此必须说明的一点是,我们不应将改良进步主义理解为一套在时序上继承了三十年改革意识形态的新观念,而应该将其视为对后文革、后八九乃至后改革的历史进行重新解释的产物。这种解释认识到,为了理解这些时段,必须将当下的局面反过来作为陈构历次事件的标准,而不能仅仅将其视为一种随机事态,如一段使改革历程偶然中断的插曲。以这种认识为前提,则未来可能就如官方喉舌所鼓噪的那样,宏大叙事与大众的成功合流将会塑造一种进攻态势,以配合极权核心的各种筹划。目前,这种政治动员已经迅速瓦解了改革三十年所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良性遗产——具有些许独立性的公共领域乃至中产阶级,并趋向于对民众全体——“人民”本身——的占据。在此次春晚之前,就已经有许多征象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认识之下,政治反对的问题转换就立即成为当务之急。